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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污染环境罪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 冯惠敏【作者单位】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犯罪客体;主观罪过;危险犯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4)04-0073-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4
【页码】 73
【摘要】

在《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第338条进行修改之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客体除了国家关于环境污染的管理制度外,还包括国家、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环境权。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1997年《刑法》将污染环境罪规定为结果犯,这不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犯罪,也不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而应当增加关于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规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3323    
  
  我国1997年系统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38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从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在该罪的犯罪对象、污染排放物范围以及成立犯罪标准的规定上存在诸多缺陷。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修正。其中,不仅取消了对行为对象的限制,而且拓展了污染排放物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其结果是,降低了入罪门槛,更突出了刑法对环境本身的保护,加重了对环境犯罪的制裁。尽管如此,在污染环境罪中仍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对污染环境罪犯罪客体的再认识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客体,理论上就颇有争议。其中,居于优势地位的观点认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又侵犯了公共安全或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1}在《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第338条进行修改之后,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比,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客体是否发生了改变?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正确理解污染环境罪的本质特征以及把握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之间的界限,均具有重要意义。
  有论者认为,修改后的1997年《刑法》第338条在刑法分则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并未发生丝毫的改变,污染环境罪的保护客体仍然应当是国家的环境保护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2}笔者认为,立法者将污染环境罪置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之中,说明其侵犯的客体当然包括国家的环境保护制度,但由此并不能否认污染环境罪对公私财产权、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侵犯。根据修改前的1997年《刑法》第338条的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才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因而,完全可以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但是,修改后的1997年《刑法》第338条以“严重污染环境”作为污染环境罪的核心构成要件。这充分说明,立法者的关注焦点已发生变化,即直接着眼于环境本身,而不仅限于公私财产或人身。试想,如果说污染环境罪的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那么,当某一行为仅仅严重污染环境,但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生命造成损害时,就不可能成立污染环境罪,这显然不妥。虽然修改后的1997年《刑法》第338条中“后果特别严重的”规定涉及公私财产权、人身权,但这是关于结果加重犯规定的情形,而犯罪客体的确定只是以基本犯为基础的。
  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是国家关于环境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和国家、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环境权。[1]将环境权作为污染环境罪的客体,不仅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之秩序的形成,而且有助于认识污染环境罪的本质特征。根据修改后的1997年《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只要污染环境达到严重的程度,即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既遂,而无需对公私财产、公民的人身造成重大损害,这强化了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规制。当然,1997年《刑法》第338条中“违反国家规定”的描述性规定说明本罪具有行政从属性,这是环境犯罪固有的属性。因而,即使造成了严重污染,但符合国家规定的,也不构成污染环境罪;而只有违反国家规定,才可能成立本罪。显然,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是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的。因此,污染环境罪的客体还应当包括国家关于环境污染的管理制度。{3}
  二、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实然解读与应然态势
  在1997年《刑法》第338条修改之前,刑法理论上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是存在分歧的,对此有“故意说”{4}、“既可故意也可过失说”{5}、“过失说”{6}三种观点。修改之后的1997年《刑法》第338条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未做明确规定,学者们对此仍然见仁见智,这不可避免地对司法实践造成了一些困扰。笔者认为,依据通说,修改前的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修改后的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从实然角度看仍然是过失。理由如下:
  首先,“故意说”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论是在修改前还是在修改后,1997年《刑法》第338条均设置了两档法定刑:第一档法定刑的最低刑是单处罚金,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第二档法定刑的最低刑为3年有期徒刑,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如果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则与该罪法定最高刑仅为7年有期徒刑的刑罚设置不匹配,既达不到有效惩治故意实施此类犯罪行为的刑罚目的,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其次,“既可故意也可过失说”不符合刑法原理和立法惯例。“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之间有着不可也不应逾越的鸿沟。相对于过失犯罪而言,故意犯罪的主观恶性更大,所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所以,刑事立法上一般将故意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作为一项罪名加以设置,而将过失实施该种犯罪的行为另作为一项罪名,或在其他条文中单列,或在同一条文中以另一款的方式单列。”{7}如果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包括故意与过失,就意味着把故意与过失放在了同一条文里,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理的。[2]如此解释,会导致不是对过失偏重就是对故意偏轻的结果,不能形成有效的刑罚阶梯。
  最后,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过失,符合立法原意。其一,从犯罪类型看,污染环境罪属于结果犯,立法者倾向于其罪过形式为过失。尽管污染环境罪这一罪名的确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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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50.

{2}王炜.《刑法》修改带来了什么?——修改后的第三百三十八条加大了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N].中国环境报,2011-03-04.

{3}栗相恩.污染环境罪法益与罪过形式探[J].人民检察,2012,(9).

{4}周道鸾.刑法的修改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91.

{5}张穹.刑法适用手册(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201.

{6}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第3版)[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1567.

{7}汪维才.污染环境罪主客观要件问题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1,(8).

{8}冯军.《刑法修正案(八)》立法评论与司法适用——污染环境罪若干问题探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9}李希慧,董文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修改研究[J].法学杂志,2011,(9).

{10}赵秉志,冯军.论环境污染的刑法治理:理念更新与立法完善[J].法治研究,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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