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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法学
【副标题】 理论进步、形象塑造与发展动因(二)
【英文标题】 The Legal Science in China und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e Past 40 Years
【英文副标题】 Theoretical Progress, Image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Motivation(II)
【作者】 姚建宗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沈阳师范大学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法学院
【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法学;学术发展;理论进步
【英文关键词】 Reform and Opening; legal science in China; academic improvement; progress on legal theories
【文章编码】 1000-5242(2019)05-0047-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47
【摘要】

在法学理论的层面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法学同时在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法学体系、法学范畴与法学理论体系,法律方法与法律运行实践,本土资源、民间法与软法,法律与社会,法学交叉学科等重要主题的研究上也展现出了明显的学术发展与理论进步,这些发展与进步不仅体现在法学理论学科上,而且体现在包括各个主要部门法学、法律史学在内的法学整体学科群上。

【英文摘要】

In the dimension of the legal theory, we may also find that during the past 40years the legal science in China has got very great achievements and academic improvement on these topics below: the systems of law and rule of law, the systems of legal science, legal categories and legal theories, legal methods and legal practice, local resources, folk laws and soft laws, law and society, legal interdisciplines, etc. These achievements and progresses have been embodied not only legal theories but also branches of law and legal histo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627    
  

(接续上期)

六、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研究

前已述及,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法律法规极其贫乏,法律制度处于“百废待兴”状态,即使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通过七部法律,我国的法律也依然毫无“体系”可言。所以,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即“经济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我国法学界一方面在法学理论领域从宏观层面探讨与党和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定位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建设问题,[1]比如讨论如何建立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如何建立与“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等等,在这个层面的法律体系研究中,法律的渊源和分类、法系、法律的要素与法律模式、法律的效力、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法律责任等直接相关的主题,也自然地得到了法学理论学科、法律史学科和各个主要部门法学学科的学者们的广泛讨论;[2]另一方面各个部门法学的学者则在各自领域内讨论如何建立和完善与相应的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具体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方面的各种现实问题。[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学界对法律体系问题的研究一直在持续,其研究成果也先后在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完善中得到了体现,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时任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即“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包括1部宪法、236部法律、690多件行政法规、8500多件地方性法规,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均实现有法可依”[4]。这当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同时也与我国法学界对法律体系不断地深入研究直接相关。

20世纪末,随着我国大规模立法而展开的法律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的成就,我国法学界不再仅仅满足于法律法规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完备,而是基于这些法律在现实实践中的不是特别令人满意的实际效果,开始重点关注、思考和研究立法之后的法律的实际运行即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整体性概念“法治体系”,展开了法治体系问题的研究。[5]但这一重要研究主题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重视,直到2010年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才慢慢多起来,2012年中共十八大、特别是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法学界对这个主题才真正重视起来,不断有研究成果发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这个重要文献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五个部分构成,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我国法学界对法治体系的研究实际上也在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一方面从理论上分别探讨“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各自的思想与理论内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从规范与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上分别探讨“如何”使“法律规范体系”更加“完备”、“如何”使“法治实施体系”更加“高效”、“如何”使“法治监督体系”更加“严密”、“如何”使“法治保障体系”更加“有力”、以及“如何”使“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思考的重点在于五大体系在规范与制度层面的内在品质如何提升;又一方面就是从实践层面探讨如何使这五大法治体系在实践中协调配合、运行有序、效果良好、并能够长期持续。特别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较为薄弱的“党内法规体系”,我国法学界充分吸收中共党史党建学界的既有研究成果,从法学和法律制度建构的一般原理角度展开,并不断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及其建设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7]

七、法学体系、法学范畴、法学理论体系与法治理论体系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法学界在进行法律体系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和研究法学体系的问题。早在1983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华东政法学院就在上海联合召开了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为主题的法学理论讨论会,[8]一些学者就我国法学体系的建立先后发表自己的见解,我国法学界对这一主题的思考也始终未曾中断,并从“法学体系”逐渐过渡到“法学理论体系”,但始终坚持了这个体系的“中国”色彩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仅是法学一级学科意义上的法学体系,而且还涉及法学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的体系。[9]同时,在对“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进行研讨的过程中,我国法学学者们很快又被另一个更加符合当时对外开放情境的主题“法学现代化”所吸引,于是“法学体系”这个当时中国的“历时性”问题只好在“法学现代化”这个“共时性”的问题中一并加以解决,法学现代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也就成为中国法学领域一个热点主题,对该主题的探讨也一直延续至今。[10]而法学现代化问题实际上是对于法的本质问题思考的延续、深化与拓展,其核心在于对新中国从苏联引进的法学特别是以维辛斯基法概念理论为核心的法学的根本性批判与反思,也是对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的自觉建构,但不摒弃维辛斯基法概念为核心的僵化教条的苏联法学理论,不重新确立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地位,就难以确立起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法学现代化”这个主题实质上也正是后来的“法学变革”论和“法学更新”论的理论先声,它也因此而成为“重构法学理论体系”的前奏。1988年6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提出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我国法学理论体系,实际上也是为法学现代化这个宏观课题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抓手”和真正的“出路”。而法学界范畴意识的觉醒对于中国法学而言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体条件,也是中国法学能够逐步成长而走向成熟的关键,因为范畴不仅是构成命题的基础要素,而且是理论结构的实质成分,而有没有可靠的基石范畴的支撑、有没有系统的以基石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所形成的范畴体系,乃是一个学科是否成立和成熟的基本标志,因此,“法学研究者应当增强范畴意识,充分认识到法学范畴在凝聚知识、深化思想、联结实践、引导学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善于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总结、分析、评判、改造、创造法学范畴,建构起独立的、日益完善的法学范畴体系”[11]。因此,自我国法学学者有意识地要建立包括法理学在内的各门法学学科开始,尤其是受到1988年在长春召开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的启发和影响,各个部门法学的学者也程度不一地对相关学科的范畴问题进行了系统或者零散的研究,比如我国宪法学学者对有关范畴问题的研究,[12]商法学学者对有关范畴的研究,[13]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的学者对有关范畴的研究,[14]社会法学学者对有关范畴的研究,[15]行政法学者对有关范畴的研究,[16]刑法学学者对有关范畴的研究,[17]诉讼法学者对有关范畴的研究,[18]等等。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40年来,随着法学界对法学和法律领域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并形成基本共识,通过一个一个立法具体地体现在法律制度上且相关法律制度也逐步得到完善,从而形成相对完备的以法律规范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即法律部门体系之后,各个主要的“法学部门”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得以成型,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既包括宏观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般法学理论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基础理论,也包括具体部门法学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民法学理论、商法学理论、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理论、经济法学理论、环境法学理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社会法学理论、刑法学理论、刑事诉讼法学理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国际法理论等,瑏瑠而“法学现代化”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由点到面渐进地得以进步和发展,中国法学及其各个二级学科(甚至法学三级学科)也才得以健康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中共十五大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提出了坚持和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因此中国法学界和法律界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等。[19]

八、法律方法与法律运行实践研究

随着我国法学学术理论研究得到较快发展,国家立法速度加快,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层次的法

律法规先后得以制定和颁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也确实在增加和扩大,我国法学教育在逐渐走上正规化轨道的基础上得到了快速发展的良机,法学人才培养的规模也自然地逐渐扩大,法学人才的层次也由最初的专科、本科层次进一步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层次迈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法律实践对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必须回归法律的本性,亦即必须回归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事实的实践本性和法学作为实践性学科的本性,这自然地就把法学方法问题和法律方法问题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同时,我国的法学研究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国法学始终处于根本性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原理对我国法学起着直接性的指导作用,这也当然地要求我国法学要重视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方法问题的研究;而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当代西方法学理论和学说的大规模引进,对中国法学学术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西方法学理论一直就是把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作为法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另一方面是我国法学学者大量翻译出版西方法学有关法律方法方面的著作,按照我国法学部门划分来看,这些著作有些属于法学理论学科,有些属于各个相关部门法学学科。基于上述因素的促动,从20世纪80年后期开始,中国法学界一些学者就开始推动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这一主题的研究,如今也已经成为几乎所有法学学科比较稳定的研究领域,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20]

我国法学界对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研究首先是在方法论层面展开,在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比较对照中,定位我国法学的方法论特色,并思考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从这些学科的方法中加以借鉴的可能性;其次是从法律实践尤其是司法(包括执法)实践的角度,将法律解释、[21]法律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等)作为特别重要的具体法律方法,分别对其进行一般理论层面的研究和具体实践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的研究,[22]这种类型的法律方法研究很多时候也包含于对更为广泛的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研究之中,而作为法律方法之基础与这些具体法律方法直接相关的法律逻辑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法学学术界的重视;[23]再次是随着法学界对法律方法问题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法学学者翻译出版了大量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学者或者法官撰写的有关法律方法、法律思维的著作,这些著作进一步开拓了我国法学学者的视野,法律方法研究也一方面从法律推理进一步扩展到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24]另一方面则集中于对司法领域的法律推理、裁判方法等的研究,同时法律方法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基于法律运行过程中特殊的专业化法律群体即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问题的研究。[25]

我国法学学者对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在法学理论学科中展开,各个部门法学学科的学者基本上都参与了该主题的研究甚至成为该主题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时,最初主要在法学理论学科特别是法理学中展开的关于法律运行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也大大拓展了法学研究的学科领域和研究视角,实际上成为对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实践”的具体领域和环节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司法的研究既逐渐突破了法学理论学科仅仅在司法原理层面的研究,也突破了法律史学科对中外历史上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活动的研究,还突破了比较法学意义上的司法制度比较研究,更突破了诉讼法学层面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活动研究,而是一种更为全面、更加综合、更加具有整体性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同时还进一步拓展到对司法组织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与司法组织直接相关的组织比如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进行专门研究,这种研究也更加具有实践操作性和前瞻性,不仅在司法原理层面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而且在制度设计方面更加注重合理性与操作性特别是各个制度彼此之间的协调和配套,不仅研究现实的司法制度及其实践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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