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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理与法治对策
【作者】 张义清【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
【分类】 其他
【中文关键词】 社会群体性事件;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紧急状态法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2
【页码】 60
【摘要】

急剧的社会变革直接导致各类群体利益诉求的空前膨胀。当一个社会法律制度供给缺失,利益表达受阻的时候,各类群体性事件则接踵而至。治理社会群体性事件需要公共理性的主导,需要法治思维之矫正。通过法律制度化建设完善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是预防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之根本。在我国,应加快《紧急状态法》的立法进程,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应急管理基本法。为此,必须着力完善我国各级政府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和管理程序,建立健全我国现行应急管理的法律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制度资源的有效供给,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实际效能和质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1376    
  
  近年来,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伴并随的是,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加上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力等因素交相作用,社会结构呈现某种明显的分化趋向,由此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纷至沓来。当一个社会制度供给缺失,公民利益诉求表达和实现机制受阻的时候,各种社会群体性事件则接踵而至。正如我国学者看到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加快,人们的法律意识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但是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或为了争取更大的无理利益时,事件参与者们却往往抛弃法律手段而宁可聚集起来,通过越级群访、非法游行、冲击政府、堵塞交通、罢工罢课等形式,进行所谓的施压性“维权”。“近几年来,那些已退休的工人为了争取应有的福利待遇,下岗了的工人为了获得劳动的权利,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岗位,生活在完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雇佣工人提出‘发放足额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等目标”。[1]贵州“瓮安事件”[2]和湖南吉首市“因非法融资引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3]是近些年来尤为典型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作为转型社会中“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同于以法律制度和“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参与”,其非理性化的倾向明显。一方面,“非秩序化”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如果任其发展,极易造成社会骚乱,从而危及社会的公共安全。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与“政府”相博弈的结果,“社会群体性事件”无疑给现阶段政府的行为和责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4]就政府而言,对于那些“非秩序化”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如同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和处理构成“不作为”的结果一样,政府“作为”的政治风险同样是巨大的。政府“开空头支票”、“处理不当”与“不作为”同样都是非理性化的倾向,势必造成公众对于政府权威的“信任危机”,甚至还会成为酝酿政治混乱并发展成为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因此,合理地应对变革社会中的各种利益诉求,尤其是有效地应对各类社会群体性事件关乎国家的政治稳定。
  一、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基于利益诉求的机理分析
  (一)由个体到群体:利益诉求的扩张机理
  个体利益诉求在自然条件下通常是通过个体自主的行动来自由地获得满足。但是,由于个体的利益诉求的对象、形式和种类是多种多样的,而个体的能力却是有限的。于是,个体的能力决定了个体诉求可能获得的满足程度必然是有限的。当个体不能通过自身的行动来满足所诉求的利益时,于是就可能要借助他人的力量,这就产生了个体对群体的依赖。社会作为人的共同体,包括相对独立的个体和由个体的人所组成的各种不同的群体组织。由于社会资源本身有限,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结构系统内部,也存在着资源配置的问题。于是,不同的个体、群体及其相互之间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体现为相应的权利资格和权利能力。其中,当事人一般可以通过“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表达和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这显然就是一种“个体理性”的利益诉求表达模式。但是,各当事人依靠这种“个体理性”来实现其各自利益诉求的能力同样也是有限的。因此,当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发生冲突不能通过这种理性化的模式解决的时候,一种代表社会“公共理性”的原则和制度也就成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需要。
  社会“公共理性”原则需要构建一整套基于权利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资格保障机制方能得以实现。实际上,权利资格保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初始的道德层面最终发展到法律层面,即权利诉求的法律保障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正是由于主体意识的觉悟,才推动了人类社会制度的进步。另一方面,制度的发达和完善又是以人的意志自由的表象形式出现的”。[5]只有意志与自由的统一,利益与意志真正的在发达和完善的社会制度下保持自由,人们的利益才能真正地通过意志自由来表达。就我国现阶段各地频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来看,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我国现阶段与经济发展相伴并随的市民社会的发育,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以利益为基础的维权意识不断高涨。与此同时,由于民间组织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发育,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此外,通讯工具的发达,交通的便捷,等等,诸因素都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民间交往团体的兴起,以至于形成了一股强大得足以对抗政府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公共理性”来看,在我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资源分布趋于多元,从人治转变为法治,等等。但是,存在的反差就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并没有与经济市场化的步伐相协调,由此也使得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趋于分化。从我国现阶段大量出现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来看,无不表现为弱势群体与强势集团尤其是政府之间的非理性化对抗导致社会的无序。
  (二)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性缺陷
  如上所述,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现代国家,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关涉公民的各种利益诉求能否通过一种合法的渠道得以体现。作为一种社会“公共理性”的体现,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无疑具有“沟通”、“对话”等功能,显然能够起到缓释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从内容上看,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就是公民的表达自由。对此,我国现行《宪法》以及《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公民利益表达相关的自由和权利以及如何通过法定程序行使这些自由和权利作了具体的规定。诸法律的立法旨趣在于:赋予了公民应有的表达自由并设定了必要的法律限度,主要体现在程序上的规制,如要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等。这一立法精神也是基本上符合当今世界各国立法通例的。
  问题在于,我国上述关于表达自由的相关法律在各地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以《集会游行示威法》为例,对于其中所规定的审批程序来看,各地审批机关掌握的尺度并不统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具有审批权限的公安机关,事关表达自由的事项,都要事先请示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尤其是要征求地方党委负责人的意见,其程序之复杂、要求之苛刻远远超出了法律自身的设定。而各地党政机关对此也十分敏感,但是被请示的事项已摆到面前,无可奈何之下就只能慎之又慎,以至于本来应该依法批准的事项,经过如此请示之后却反被退回。显然,法律规定的表达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大打折扣。其后果就是,公民的很多合理的利益诉求得不到表达的机会(即使在严格限定条件之后被批准,也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法律意义),使得公民可以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行使表达自由的渠道受到了阻碍。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公民利益诉求却并没有因为法律程序的受阻而被放弃。相反,却造成了社会矛盾的积聚并升级,以至于酿成重大的社会骚乱。
  实际上,我国各地发生的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都是因合法途径受阻、投诉无门于是铤而走险造成的。如两年之前笔者所在地发生的一起社会群体性事件。一个在本市开出租车的农民工,路经某一公司的施工路段时,因为没有注意到该公司在路边私自放置的机动车禁行标示牌而被该公司多名保安当场殴打至颅内大出血造成终身残疾。事发后,受害者家属及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是,由于该公司与地方公安机关所存在的特殊关系,公安机关在事发后既没有羁押肇事者,也没有介入案件调查,甚至在事隔两个月后都还没有立案。其间,受害者家属多次到派出所询问案情进展情况均被该所负责人以各种理由搪塞,甚至还告诫受害者家属不要再到该所纠缠。其后,受害者家属又找到了当地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同样无果而终。身陷投诉无门的境地,受害者家属于是到乡下召集了200多名亲友到市政府门口静坐。此举惊动了当地党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市委书记亲自主持会议,责令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此案才得以顺利地进入司法程序。诸如此类的情况说明,地方某些执法和司法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是造成现阶段我国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受阻的直接原因。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效应,使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还在不断增多,形成了恶性循环。可见,完善我国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对于维系社会稳定何其重要。
  (三)动机决定结果:维权抗争与社会骚乱之区分
  从我国现阶段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来看,具有数量多、范围广、频率高、类型复杂、诉求与动机多元等特征。就社会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的参与行为(行为者的动机与目的)来看,我国著名学者于建嵘教授将社会群体性事件区分为维权抗争和社会骚乱两种类型。在他看来,维权抗争行为主要体现为参与者之间“直接的利益冲突”,而社会骚乱则体现为参与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利益诉求”(更多地表现为种种“泄愤行为”)。[6]我们看到,这两种基于参与者不同的心理因素所致的迥异的行为特征常常构成区分社会群体性事件之性质的分水岭。事实上,就任何一起社会群体性事件而言,只有在准确“定性”的基础上,政府才能据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比如,与维权抗争所不同的是,社会骚乱事件表明的则是国家在社会管治方面存在的危机,也就是说,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方面存在问题。正如于建嵘教授分析的:“管治危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管治能力的低下。”[7]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各类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社会群体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其心理特征通常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也常常呈现出易变和不稳定的情绪滋长。其中,有两种社会公众的心理特征是值得注意的。一类就是“群体的无意识”,即表现为人们自发的群聚意识,是个体从众心理的行为外显。社会群体中的这种心理特征如果没有得到恰当地疏导和有效地控制,极易演化为社会群体成员的种种极端化行为,以至于造成社会骚乱。二是“群体的焦虑心理”。这是一种在现阶段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心理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一般是基于大量社会成员社会发展目标的过高期望与现实条件的制约难以达到平衡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急躁不安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特征在那些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社会成员当中体现得较为普遍。而且,这种心理的“感染力”也极强,如果在一个特定社会系统中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心理疏导机制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实现机制的情况下,社会成员极易寻找非理性化的渠道发泄其不满情绪,从而造成社会失序。可见,相对于维权抗争而言,社会骚乱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亟需合理和有效的应对。总之,政府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理应分别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预防和应对,以此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二、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理性
  (一)治理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公共理性
  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公共理性”的主导,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政治理性”和公民及社会群体的“社会理性”。前者表现为,政府必须正视社会冲突,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社会沟通机制,构建良性的权利博弈和官民互动的平台。与此同时,政府应通过宪法和法律手段规范国家公权力运行的正当程序和相应的条件,处理社会群体性事件要适当、适度和适时。后者表现为,社会民众则应学会依宪和依法维权,学会恰当、有智慧和理性化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努力和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首先,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正视群体性事件,理应对其正面宣传和报道,保证信息公开,尽可能地把它还原为社会公共话题。应该看到,我国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常态中社会群体的维权事件。从公共规范的角度来看,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公民无非是在行使这一法定的权利。所以,不能动辄把群体性事件简单地定性为非秩序化的行为。比如,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很多媒体都对其进行了系列的专题报道,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度剖析,密切关注该事件的发展。这无疑是社会公共理性的体现。
  其次,我们应该以公正的立场和公允的心态来冷静地对待社会群体性事件,政府和社会媒体的主流话语应立足于引导社会公众形成健康的社会心理。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治理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政府的任何承诺必将对公众的社会心理造成影响。因此,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各种群体性事件中的态度和行为抉择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连锁反应。比如,政府在处理一般性的上访事件和重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必然会在社会公众当中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因此,如果不是建立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政府的任何偏激的承诺或“开空头支票”,不但对于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合理处理于事无补,反之会让公众产生“过度的政府依赖感”或“错觉”,公众所持的这种心理必然就会产生一种无形的示范效应和相应的社会连锁反应,如此构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保证一种客观公允的心态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部分群众故意扩大事态,聚众闹访。这显然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引导。
  再次,我们应该以专业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来理性地对待社会群体性事件。对于社会群体性事件,我们应该避免人们惯常的那种以处理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对待一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发生的大多数社会群体性事件都是基于一般的利益冲突而引发的,都反映了冲突双方一定的利益诉求,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其自身生成、演变和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理应妥善地应对各类群体性事件,必须了解事件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做到合理和有效地应对。因此,我们在处理社会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应注重从专业技术层面和管理细节的层面来掌握其特点,突破惯性思维和惯性模式的束缚,寻找群体性事件专业化处理的有效机制,以尽可能减轻其社会政治成本,这无疑是我国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的路径。
  此外,我们在应对突发性尤其是一些恶性社会群体性事件—社会骚乱时,应该始终坚持“区别对待、有效控制、持之有度”的处理原则。一方面,应区别不同的事件、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行为来确定治理不同性质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和方案。比如,对于“维权抗争”和“社会骚乱”就应采取不同的做法来应对。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骚乱分子和一切骚乱行为要做到有效地控制和遏制,对其头目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那些打、砸、抢、烧等刑事犯罪行为,要坚决予以刑罚制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对于一般性的社会维权抗争事件,恰当的处置方法就是要从处理转变为治理、从专政转变为宪政,也就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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