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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构建
【作者】 廖凡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一带一路”司法研究基地{研究员}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41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时代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治理新方案。在思想渊源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以世界大同为一致追求的世界主义理念和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终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理念传承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第三代人权、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等理论、原则和主张一脉相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糅合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与价值、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两个维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可以从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三个维度加以理解和阐释。应当从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中国方案”、坚持共商共建形成“共同方案”这两个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英文摘要】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 that China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In the origin of thought,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s rooted in the idea of cosmopolitanism with the unanimous pursuit of universal harmony in the world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arxist community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union of free men”. In the concept inheritance, the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is in line with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third generation human rights,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inheritance of human property and other theories, principles and propositions. The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provides a new possibility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terests and value, realism and id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nd interpret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rest community, value community and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should be promoted and constructed from the two levels of deepening the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roviding the “Chinese blue print”,and adhering to the discuss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forming the “common blue pri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240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1]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国内外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发表演讲,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拓展。2017年2月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数次载入联合国相关决议,[2]逐渐成为国际共识。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进一步确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在总纲中明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序言,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升到宪法层面,纳入到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之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新时代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治理新方案。自其于20世纪90年代初被提出以来,[4]“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已经获得普遍接受,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基本词汇之一。但不可否认,不仅全球治理的价值、主体、路径等组成要素尚未完全形成共识,而且全球治理在当今时代正深陷理想与现实、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张力之中。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命运正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交织在一起,面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共同难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5]另一方面,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势力均衡这三大原则为支柱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定义着当今的国际秩序,“国际共同体”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仍然不乏争议。[6]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大国日益显露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正在动摇以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为基础的多边体系,危及全球化的既有成果。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倡导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理论思想十分丰富,可以也需要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从学科上看,已有成果较多集中在哲学、政治学等领域,法学领域相对较少,但不乏有创见的佳作。例如,黄德明、卢卫彬探讨了国际法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之划分为人本意识、合作意识和共进意识三个层次;[7]李赞从国际社会本位、国际社会正义、法律趋同化等方面,探讨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原理与路径;[8]张卫华分析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如何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对人权概念和体系作出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新诠释;[9]罗欢欣从与“对一切的义务”对比的角度,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国际法的理念创新;[10]谢海霞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国际法治及共同体权利义务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途径和内容;[11]张辉从国际社会到国际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演变的角度,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法社会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创新。[12]
  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一个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探讨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途径、阐释理路及构建策略。本文旨在说明,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东西方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均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而具备形成弥合进而超越东西方分歧之“共同方案”的潜质;其次,从理念传承的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第三代人权等重要理论、原则、主张的继承和发展;再次,可以从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加以阐释,从而兼顾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观,并契合国际法治的根本追求;最后,在构建策略上,应当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更加明晰的“中国方案”,进而推动其获得更加广泛的接受,成为全球治理的“共同方案”。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
  (一)世界主义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在当今世界的复兴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13]世界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古老理想,其核心观念是每个人都拥有某些基本权利,后者来自于其作为人类而非特定政治共同体之一员这一事实。[14]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想诞生于古希腊时期,最早可以追溯至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的苏格拉底,而真正使“世界主义”一词流行起来并得到广泛应用的则是斯多亚学派,其时代背景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衰落和亚历山大世界性帝国的建立。[15]
  康德是现代世界主义的集大成者,世界主义在其政治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就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主张通过法律形式实现一种有秩序的和平:“抛弃没有法律的野蛮状态,进入一个所有民族结合而成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包括最小的国家在内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只从这个大联盟及其联合的权力乃至联合意志的合法决策中,获得其安全与权利。”[16]在其名著《永久和平论》中,康德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列举了国与国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六项“先决条款”和三项“正式条款”。[17]他所构想的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的和平的国际秩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联合国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不衰。无论是罗尔斯的“万民法”理念,[18]还是哈贝马斯的“世界共同体”“世界公民体制”主张,[19]都继承了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探讨如何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大同。概而言之,罗尔斯认同康德的国家主权观念,[20]但其所称的和平的联盟并非国家联盟而是人民联盟,即试图通过用“人民”替换国家,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哈贝马斯则认同康德的世界公民权利观念,但又超越国家,而试图从后民族国家层面去实现世界和平。[21]相比之下,罗尔斯在超越国家主权上表现得较为谨慎,[22]而哈贝马斯则更为激进。[23]
  康德的世界主义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一道桥梁。[24]世界主义所蕴含的“每个人不仅是民族国家的一员,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员”这一基本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共通之处。中国自古就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不懈追求,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胸怀,有天下和合、共为一家的美好理想。[25]“天下一家”[26]“四海之内皆兄弟”[27]的天下观,超越种族、国家的藩篱,将关怀投向全人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8]的中庸之道,则有助于构建相互尊重、平等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惟其如此,才有论者指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延续5000年的文化中滋养”。[29]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东西方对世界大同的一致追求。
  (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共同体”概念散见于马克思文本的各处,主要以家庭、氏族、部落、社会、国家等形式存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首次使用“共同体”概念:“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3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对“共同体”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冒充的共同体”,因为其存在着不合理的、异化的现实状况,“个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与之相对的,是“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共同体,即“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31]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所设想的共同体发展的最高形式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尽管马克思并未对共同体作出明确定义,但综合其不同著述中对共同体进行的阐述,可以概括地将“共同体”理解为“现实的人”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解放诉求而形成的一种共同关系模式,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充分体现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本质;人类只有通过“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实现自身解放,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33]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超越阶级国家,对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自由人的联合体)投以关注,体现出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前瞻眼光。尽管“自由人的联合体”仍是我们为之努力的理想,但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加深的相互联系和依存,以及种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全人类构成的共同挑战,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都已身处“人类”的统一体系中,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成为每个人必须关注和考虑的切身利益和切身命运问题。[34]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人类利益相关、责任相通、命运相连的立场,表达出一种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体意识,既契合“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主体之间自由平等、自我利益与共同体利益合一的理念,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承
  任何理论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样如此。其不仅渊源于西方世界主义理念、中国传统天下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从理念传承的角度看,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第三代人权等重要理论、原则、主张也是一脉相承。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国际法和国际法治的一大贡献,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不但使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立场有了明确认识,而且通过载入100多项国际条约,为中国参与确立国际法新秩序奠定了基础。[3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36]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要“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的充分肯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继续坚持以国家主权为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民族国家都存在、但又因经济全球化而造成利益相互交织的条件下,为避免因利益冲突而陷入全人类共同困境、同时又体现中国成为一个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提出的国际战略理念”,[37]其基石仍然是主权国家;而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各国应当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不应动摇的硬道理。在此意义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强的理论内核之一。第二,更加强调国家间的“和谐”与“求同”。如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地体现了“和而不同”中的“不同”、“求同存异”中的“存异”,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更多地体现了其中“和谐”与“求同”的一面。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而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蔓延,又使得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这些都要求我们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和原则基础上,有所变革、有所创新。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和谐世界”等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发展。[38]第三,从更为整体、更加广阔的视角,更多地考虑“人”的命运和福祉。从根本上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关注的是国家间关系,“人”在其中仅是一个间接因素,并未直接占据一席之地。与此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述所包含的“人类”、“命运”和“共同体”,清楚无疑地表明要从主体、价值和内容的维度,对人类或者说“人”本身的福祉给予更多关注和考量,志在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39]这既源自东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世界大同的一致追求,也契合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40]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41]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想萌芽于1955年万隆会议。[42]其后,发展中国家经过10年的酝酿和斗争,在1964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74年,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间引起广泛反响和普遍共鸣。[43]在此基础上,中国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44]晚近以来,中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的努力也从未停止。“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都是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明智之举。较之于20世纪70至90年代的斗争和努力,人事虽殊,其理一也。
  对于过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和实践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继承,更是发展。一方面,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动员能力、议价能力和影响能力大幅提升,能够更加有效地支持、推动乃至引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另一方面,由于所处时代和发展阶段所限,过往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主要着眼于经济发展,而较少考虑环境、气候、可持续发展等非经济关切。相较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则更为全面和丰富。无论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本理念,还是“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不懈追求,[45]都为传统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提供了新的支点、视角和动力。
  (三)第三代人权
  三代人权理论(human rights generations)系由捷克法学家卡雷尔·瓦萨克(Karel Vasak)于20世纪70年代所提出,并获得广泛接受和应用。[46]概言之,第一代人权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是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则是指以自决权和发展权为核心内容的集体人权。1966年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共同第1条对自决权作了原则规定。[47]1968年世界人权会议《德黑兰宣言》首次将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对待,并从人权角度论证了发展权的基本概念。联合国大会《关于发展权的决议》(1979年)《发展权利宣言》(1986年)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1993年)系列文件正式形成了发展权的国际话语体系。
  中国一向重视集体人权,主张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进一步赋予了人权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崭新的时代特征,其所蕴含和负载的人权在基本理念上体现出整体性、系统性的鲜明特色。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从人类整体的利益、福祉和命运出发来观察和思考人权,将全人类看作一个“大集体”。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强调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各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既是重要的集体人权,又是实现个人人权的前提和基础。[48]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意味着要对人权加以体系化认知乃至确立必要的优先顺序,并提供了这样一种系统性、通盘性的宏观视野:一旦全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集体人权是实现个人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等一系列观念和原则得到普遍接受,我们也就为各项权利的合理配置和必要取舍找到了潜在的基本遵循。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与第三代人权理论一脉相承,更是对后者的发展和创新。
  (四)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是国际法领域借鉴和创新传统民法共有物制度所形成的一项成果,目前主要针对月球和国际海底区域。1962年联合国大会《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和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确立了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必须为全人类谋福利和利益且应为全人类的开发范围、任何国家不得据为己有、和平利用与国际合作、保护外空环境等基本原则,其中为全人类谋福利、不得据为己有等内容被认为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有密切关系并有助于后者的产生。[49]在此基础上,1979年《月球协定》明确规定月球及其自然资源均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不得依据主权要求或通过利用、占领或其他任何方式据为己有。在国际海底区域方面,1970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明确宣布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为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予以重申,规定“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或个人不得据为己有;“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广泛影响力,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在国际海洋法领域已经获得普遍承认和接受,可以视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53条所指的强行法规则,但仅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而在外空领域,《月球协定》目前仅有17个缔约国,且美国、俄罗斯、中国等空间大国均未加入,因此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尚未获得普遍接受,尚不构成国际习惯或者国际法的一般原则。[50]尽管如此,该原则在国际海底区域的确立及实践仍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摒弃“先占先得”、和平合作开发的良好范例。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所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理念高度契合。特别是,早期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阐释主要集中于“公共性”上,而在实现海底资源勘探开发制度化后,财产分配的“公平性”则成为更加现实的问题。[51]这里的公平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的国别公平,还包括时间意义上的代际公平,着眼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二字,充分包含和体现了时际公平、代际公平的要义,[52]是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理路
  “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53]在某种意义上,合法性(正当性)和权力分别代表了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理想主义(价值)和现实主义(利益)的两个维度。经过残酷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建立起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疑是以利益为基石;而从国际联盟、《巴黎非战公约》、联合国直至欧洲联盟的理念和实践,则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价值的维度。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并在很大程度定义着当今的世界格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未获充分贯彻、全球治理体系不够公正合理、国际法治权威性不足等,都是这种矛盾和张力的体现。
  渊源于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糅合利益与价值、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利益层面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共同利益。“世界各国之所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各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整体利益。而在具有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的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荣损与共’、利益相连的‘连带效应’。”[54]就价值层面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各国共同珍视和追求的价值。《联合国宪章》1条(联合国的宗旨)第3款明确规定:“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该条款对“人类福利”“全体人类”的强调,正是将整个人类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现行国际法体系的价值观是相符的。
  如果说联合国宗旨中的“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第1条第1款)和“国际(经济)合作”偏重于利益的维度,那么“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1条第3款)则偏重于价值的维度。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责任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或称“负责任主权”)、“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等概念的兴起,[55]为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提供了第三个维度,即责任的维度。鉴此,下文从利益、价值和责任这三个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国际法理加以阐释。
  (一)利益共同体:求同存异
  如果说传统国际法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那么二战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势则是日益关注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外层空间制度、南极法律制度、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等,都是这种趋势下的产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更是在全人类共同利益背景下协调国家间利益的典范。就此而言,从国际法治角度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是要充分发挥法律“定分止争”的功能,奠定利益共同体。
  首先,要坚定维护本国核心利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国家利益的辐射范围日趋广泛,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只有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坚决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对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讨论才能有其现实基础,否则就容易沦为“看上去很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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