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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在“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和“国际油污基金公约”框架下的生态损害赔偿
【英文标题】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and“International Oil Pollution Compensation Funds”(IOPC)
【作者】 竺效【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生态损害;赔偿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6)02—009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93
【摘要】

在1967年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1971年的《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的发展历史上,就油污导致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问题,公约条款规定经历了从未明确考量该问题,到原则上排除环境本身的损害、仅赔偿“合理”的清除费用和环境恢复费用的变化。相反,部分当事国法院的实践却承认生态损害赔偿:1985年意大利Patmos案,将海洋环境损害作为一类独立的可赔偿类目;1991年意大利Haven案,认为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既包括可计量性的,也包括不可计量性的因素;2004年中国“塔斯曼海”轮案一审判决,将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和相关调查、勘验、评估、研究费用解释为《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所规定的合理费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646    
  我国于1986年9月29日加入《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CLC或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的1976年议定书,该议定书于1986年12月28日对我国生效。[1]我国是《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以下简称Fund Convention 或油污基金公约)1992年议定书的缔约方,但《92年议定书》目前仅适用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
  2002年11月23日凌晨一艘马耳他籍8万吨油轮“塔斯曼海”轮与一艘中国大连7000多吨的“顺凯一号”轮在天津大沽口东部海域发生碰撞,造成“塔斯曼海”轮满载的原油大量泄漏,溢油在事发海域形成长2.5海里,宽1.4海里的溢油漂流带。2002年12月26日,天津市海洋局将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及其保险人伦敦汽船船东互保协会作为被告,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3]并要求两被告赔偿:海洋环境容量损失、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海洋沉积物恢复费用、潮滩生物环境恢复费用、浮游植物恢复费用、游泳动物恢复费用、生物治理研究费用和监测评估费用等。[4]2004年6月24日,天津海事法院就该案进行了首次公开审理。该案成为我国加入CLC后首次就生态损害提出索赔。[5]经多次开庭审理后,法院于 2004年12月30日公开宣判,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海洋环境容量损失750.58万元,调查、监测、评估费及生物修复研究经费245.23万元,共计995.81万元”。[6]
  该案中,一审法院所认定的“环境容量损失”及其相关的调查、监测、评估费及生物修复研究经费,已非侵权法中纯粹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在国际环境法、国外部分国家环境法理论上和实务上称其为“生态损害”,或者“纯生态损害”、“纯环境损害”,其在我国的法学理论中尚属新事物,且因该案涉及油污民事责任公约,因此,本文以下将着重评析CLC和Fund Convention就 “生态损害”赔偿问题的有关规定、实践及其发展,以期能就此问题抛砖引玉。
  一、1967年CLC和1971年Fund Convention
  1967年Torrey Canyon漏油事故发生后,在国际海事组织(以下简称IMO)的推动下,成员国缔结了《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7]公约建立了船东对海运油轮原油溢出或排放造成污染损害(Pollution damage)的严格赔偿责任。该公约第1条对“污染损害”作了如下界定:是指由于船舶溢出或排放油类 (不论这种溢出或排放发生在何处),在运油船舶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并包括采取防范性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防范性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并将“防范性措施”限定为:“事件(指造成污染损害的任何事故,或是由于同一原因所引起的一系列事故)发生后为防止或减轻污染损害而由任何人所采取的任何合理措施。”但公约没有明确界定“环境”和“环境损害”这两个术语。该公约第3条规定了船舶所有人应对该事故引起的“漏油或排油”所造成的污染损害负责赔偿。
  1971年IMO成员缔结了 《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8]建立了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IOPC Fund),在CLC所不宜提供保护的范围内提供油污损害赔偿时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出现由于按照CLC对损害不承担责任;由于对损害应负责任的船舶所有人,按照CLC在财务上不能履行其全部义务以及按照该Fund Convention第7条规定的财务保证,不能了结或不足以满足损害赔偿的要求:在受害者采取有合理步骤以寻求其可以得到的补救办法后,仍不能得到其按照CLC应得赔偿金额的全部赔偿,有关的船舶所有人便被视为不能履行其财务义务,并且认为财务保证不足时;由于根据CLC第5条第1款或根据在Fund Convention生效时已经生效或者开放以便签字,批准或加入的任何其他国际公约的规定,损害超过所限定的船舶所有人的责任的情况时的补充赔偿责任。Fund Convention对“污染损害”采取了与CLC相同的定义,同样未对“污染”或“污染物”进行专门界定。但根据国际海事实践经验,可援引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第1条的规定以助理解。该公约将“海洋环境的污染”定义为:人类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其中包括河口湾,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
  1969年CLC对污染损害的定义是比较原则和含糊不清的,并没有明确地指明确切的损害类型,可以将之理解为因油轮逸油引起的污染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因此,“虽然没有明确的包涵对环境的损害(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但也没有被排除。”[9]
  二、CLC和Fund Convention的1984年、1992年议定书来自北大法宝
  为了履行职责,基金通常会听取专家的意见,特别是国际油船船东污染联盟(ITOPF)的建议,应保险人或基金的邀请,ITOPF 也会评估合理的防范措施费用、可恢复性和赔偿金额。对基金的多数索赔案件是通过谈判解决的,但也有少数涉及诉讼,因此,不同国家的法院对CLC和Fund Convention中“污染损害”的概念会作出不同的解释。
   但1979年发生在前苏联的Antonio Gramsci油轮漏油案对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前苏联就此向IOPC Fund(提出了海洋环境损害的赔偿请求,赔偿金额是根据其国内法的规定,按照2卢布/立方米被污染的水的标准,以泄漏到其境内水体里的油的体积估算的水量计算,这种赔偿金额是一种纯数学方法的计算。基于可能陷入针对环境本身而提出的无止境的赔偿请求的漩涡之中,IOPC Fund1980年大会投票一致通过了第三号决议,宣称 “基金赔偿数额的估算不是基于理论模型的抽象数量计算”。
  从严格意义上分析,1980年的上述决议并无法律拘束力,于是成员国在1984年对CLC和Fund Convention提出了议定书,其中包括对“污染损害”概念进行了限制,缩小了其外延。根据这个修正案的新定义,污染损害包括:“第一,由于船舶溢出或排放油类(不论这种溢出或排放发生在何处),在运油船舶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倘若赔偿是针对环境的污染,而非污染所导致的利润的丧失,应限定为已经产生的或将要产生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花费;第二,采取防范性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防范性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
  虽然1984年的议定书并未生效实施,但 “合理恢复措施花费”的观念却随着IOPC Fund实践,而实际上成为了对1969年定义的“新”解释。然而,关于污染损害的1984年的“新”定义,至少在法律技术方面并不成功。总体而言,作为定义它过于模糊,将损害的定义与赔偿的标准混为一谈,未能明确地对可获赔偿的损害进行类型化。我们唯一可以明确得出的结论是:“新”定义旨在排除对环境本身损害的赔偿。因此,著名的国际环境法专家Louise de La Fayette曾就此发出万般感慨的评论:“无论环境保护国际公约的目的是预防,还是减轻对环境本身的损害,但多数民事责任国际公约的目的并不是建立对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而是对通过环境损害 (这个媒介)导致的人类、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损害的赔偿责任。在那些被搁置于图书馆的公约中,对环境本身的损害通常仅通过‘清除危险物质费用’和‘环境恢复费用’的赔偿等术语予以反映,这固然可以成为可能;但当无法清除和恢复时,对环境本身损害的赔偿却成为不可能。”[10]
  由于美国不参加,1984年议定书未能生效,于是1992年11月27日成员国分别签署了CLC和Fund Convention的议定书,议定书吸纳了1984年修正案的内容,仅对生效条款进行了不同的规定,其中采纳了1984年关于污染损害的“新”定义。
  三、Patmos案和Haven案
  直到1996年5月30日,CLC和Fund Convention 1992年议定书方开始生效。在此期间,IOPC Fund收到了多份针对海洋环境本身损害的赔偿请求,对这个源于1984年的 “新”定义进行了挑战,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发生在意大利[11]的1985年的Patmos案和1991年的Haven案。
  在Patmos案中,希腊籍油轮Patmos和西班牙籍油轮Castillo de Monte Aragon在意大利Messina地区Strait相撞,超过1000吨的油泄漏到海中,意大利政府就生态损害向当地法院提起标的额为50亿里拉的赔偿诉讼。一审中,法院采纳了IOPC Fund1980年大会决议关于“基金赔偿数额的估算不是基于理论模型的抽象数量计算”的观点,认为原告没有遭受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损害或者收入丧失,也没有蒙受清理海岸的花费损失,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意大利政府(海商部)基于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提起了上诉请求,1989年意大利Messina地区上诉法院支持了该项上诉请求,援引了宪法法院于1987年作出的第641号判决(Judgment No.641 of 1987 by Italian Constitutional Court),[12] 就上诉人意大利政府作为国家遗产的受托人所提出的合理的环境损害赔偿——— “公众忍受了丧失享受的乐趣的痛苦”予以了确认。
  该上诉法院对1969年CLC第1条关于污染损害作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将环境损害作为一类独立的可赔偿类目,认为环境损害评估不仅包括鱼类的数量,还应包括对浮游生物和水底生物的损害,但没有给予具有明显说服力的理由。法院认为1969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31条第3款关于解释的规定并不包括国际习惯法,因而IOPC Fund1980年大会决议不能作为条约法适用,而否定了一审法院关于适用该决议的主张。因为,意大利没有批准1984年议定书,所以也不采纳该议定书关于污染损害的“新”的定义。判决中还援引了国内法——— 意大利1982年第979号法案第21条[13]和1986年第349号法案第18条[14], 的规定。另外,因为对损害进行公平的评估非常困难,法院的判决主要根据专家对赔偿数额细致的估算。
  “意大利上诉法院在判决中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确认生态损害可以在CLC公约框架下获得赔偿。”[15]还有学者对该案给予了这样的评论:“虽然IOPC Fund1980年大会决议基于衡平法原则而提出的损害应在经济上具有可数性标准并无(法律)约束力,但(法院)的该项决定实际上推翻了该项决议。”[16]
  在Haven 1980案中,这艘塞浦路斯籍的油轮发生火灾后爆炸,并沉没在意大利Genoa,事故对意大利、法国和摩洛哥造成了污染。意大利政府、Liguria地区、两个省和十四个村分别向当地法院提出了环境损害赔偿主张1994年6月,意大利政府提出了支持其主张的环境损害的计算方法,包括:(1)43 公顷显花植物(phanerogams)的恢复费用——26604.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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