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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科教兴国与法制建设
【英文标题】 Revitalizing the Nation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System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1996年
【期号】 6
【摘要】

“科教兴国”的响亮口号正回旋在神州大地上,与“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县”一起,奏出了高昂激越的时代强音。要把这一战略口号转化为有序、持续、后劲强大的实际行动,必须祭起“法”宝,求助法律的神奇威力。为此,本刊此期约请法学专家撰写短文,略议有关问题。囿于篇幅,言难尽意,仅涉“科教兴国”战略的法律保障问题之九牛一毛。“科教兴国”是一项长期的、瑰丽的浩大工程,所涉法律问题当为恒河沙数,从法律制度、法律观念、法理机制到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法律实践、法律行为,都可研讨,皆需阐明。因此敬请读者多多赐稿,共襄“科教兴国”壮举,同创社会主义的再度辉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1278    
  “科教兴国”战略的法律保障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倪正茂研究员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走出了“文革”造成的困境,而且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现在确立的“科教兴国”战略,当可使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而且永葆活力与强大后劲。今后的任务是,充分发挥法律手段的威力,促进科技与教育的有序发展,保障“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实施。
  以法律手段保障“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当务之急是:第一,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科技与教育立法的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奥秘种种,其中之一,便是积极开展科技与教育的全面立法,大力促进科技与教育的蓬勃发展。以日本教育立法为例。“二战”惨败,经济崩溃,百业凋敝,满目疮痍,但日本却殚精竭虑,瞩目未来,实施“教育立国”战略,于艰难竭蹶之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此,日本于1947年3月31日以法律第25号颁行了《教育基本法》,以第26号法律颁布了《学校教育法》(4月1日起施行),于1949年12月15日以第270号法律颁布了《私立学校法》(1950年3月15日起施行《参阅附则》),于1949年1月12日颁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于1949年5月31日颁布《教员许可法》(9月1日起施行)。除这些特别重要的教育法外,还颁行了大量的附属法令和关系法令,如:《教育课程审议会令》、《国立学校设置法》、《研究生院设置标准》、《大学设置标准》、《大学函授教育设置标准》、《高等专科学校设置标准》、《高中设置标准》、《幼稚园设置标准》、《关于国家为奖励就学困难的小学生、初中生入学提供援助的法律》、《关于各类义务教育学校免费提供教科书的法律》、《理科教育振兴法》、《产业教育振兴法》、《学校保健法》、《学校免费供餐法》等等。这些教育法大多数在1947年至1959年间制定施行,其特点是门类齐全、互相配套、具体细致、切实可行。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日本曾长期移植中国法律,深受中华法系影响,虽然明治维新以来改弦更张倾心西方法律,但日本人的法律观念与我相通之处较多。我们要借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科技与教育立法的经验,更应珍惜“近水楼台”之便,努力学习东瀛,求取“先得月”之利。
  第二,立法先行,全面推开,以求在法律的有力保障下,动态有序、齐头并进、快速高效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与教育事业。
  反思以往,不难看到,我国的科技与教育事业,曾经长期大起大落,有时则徘徊不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政治运动的冲击、科教经费的不足、领导视点之游移等等。但从根本上说是要改革体制、发展经济,这也要依靠法律的促进与保障。同时,经济发展不可能自动补救科教起落之偏敝,与有力者,非法(律)莫属。这也正是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较重视立法促进科教发展的原因。较为例外的是英国。近代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当稳定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其经济实力也为后者难望项背。英国又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曾是全球技术力量最强的国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技术优势逐渐为美国和日本取代。80年代以来,意识到这一点后,英国开始采取加强国家对科技工作领导的措施,如在内阁成立了“应用研究与开发顾问委员会”,并把各部门的科技机构加以合并,组成科学家委员会。此外,就是在判例法制与制定法制两个方面,同时推进科技发展的法律保障。现在,英国业已制订了《科学技术法》、《工业法》、《农业发展法》、《矿业法》等一批科学技术法。
  科教事业的发展要呈动态有序的状态,非立法先行不可。只有铁定的法律,可以保证科教事业(其发展重点、其合理配置、其发展速度等等)不致因经济的波动、领导人的更迭及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起伏变化。科教事业要“齐头并进、快速高效”地发展,也非“立法先行”且“全面推开”不可。我国现在已经有了科技与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法律。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与经济立法的全面推开相比,科技、教育立法相差极远,必须从立法管理机构、立法队伍、立法经费等方面全面加强充实之。
  第三,加强司法,从起步开始即应努力做到立法司法同步推进。
  法律一经制定,便自动产生法律效力。但这种法律效力是静态的、纸上的东西,如果不加实施,不转化为法律实效,它便是如列宁所说的“一团振动的空气”。甚至还不如。因为部分法律之流为具文,便会引发法制整体权威性丧失的后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出台急骤,曾有“理论准备不足”、“立法准备不足”的困惑。后来虽然急起直追大力立法,但却一度忽略了司法与立法的同步发展。时至今日,经济司法不力,还常为人诟病。这显然是经验不足所致,也是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前进中的困难”。但作为教训,在提出“科技兴国”战略口号且力求法律予以保障的今天,却应深长思之。日本发展教育是做到了立法先行且与司法同步发展的。美国的科技进步也是做到了立法先行且有司法后援的。返顾我国一些科技立法之后的司法状况,毋庸讳言,情况是不很理想甚至常常令人扼腕叹息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我国《专利法》颁行于1984年,《技术合同法》颁行于1987年,《著作权法》颁行于1991年,但颁行至今,专利侵权、技术侵权、著作侵权还到处发生且救济乏力。这不能不归咎于司法不力。又如,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发展的“宪法”,也已颁行多年,其中对科技投入的有关规定,不少地方就视若无睹不予执行。对此,目前还停留在政策调节的水平上,因而多半是无所改进。很明显,一旦立法工作全面推开,科教法律大批颁布,施行的任务就会更重,司法不力就可能更为突出。因此,“未雨绸缪”,大力强调司法与立法的同步发展,也是今天的一项急务。大力推进我国科技法制建设
  中国青年科技法学会 孔平会长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不只是科技界的事,而且是社会各界的大事。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全社会都应努力营造一种支持科技发展、依靠科技进步的大气候。对我国法制建设而言,就是要发挥法律的威力和调控手段,努力造就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保障科技进步,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可以说,科学技术与法律的日益结合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加快了步伐,先后制定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科技进步法、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一系列法律,目前还在着手制定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原子能法等。部门和地方颁布了一批科技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一个由科技基本法到专门法的科技法律体系正逐步形成。科技司法执法活动日渐加强;科技法律普及宣传十分活跃,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被列入“二五”普法科技专业法律知识的普及重点;各省市在实施科技法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会公众的科技法律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应看到,科技法制与我国科技经济的发展要求,还有相当距离,科技投入、科技人员、科技基金、科技风险投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以及科普等方面还缺少专门法律规范;以往立法中的一些扶持措施落实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各地区执行情况也不平衡;有的法律颁布施行几年了,地方配套法规甚至国家的实施条例还未出台;科技法律的宣传力度不够,社会上不少人不了解科技法,时至今日,还有个别司法人员在审理技术纠纷时不知道技术合同法等等。这里固然有科技法律司法执法难度大的原因,同时也暴露科技法制建设薄弱的一面。要完成我国科技法制建设这一宏伟工程,任务还很艰巨。
  大力推进科技法制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从立法角度,国家和地方立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应充分体现科教兴国战略的要求,把科技立法摆在重要位置,尽快出台科技与经济发展急需的法律法规,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技术市场管理条例、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条例、科技投入条例等。有关科技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有针对性的科技法制宣传和执法力度;审判机关应注重建立健全适合科技活动特点的司法制度;各级人大对科技法律的执法检查还要常抓不懈。我们常说,科技立法难、执法更难。制定的法律不能切实执行,等于无法,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坏。科技法律实施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应当注重实效。还有科技法学研究是科技法制建设的基础,有待于法律界、科技界的互补共进。
  人类文明发展史向我们展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强行推进的过程,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强行推进的过程,科技法制建设无疑也是一个强行推进的过程。“强行推进”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科技法制建设的一种精神。
  把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上海师范大学 桑玉成教授
  教育法实施一年多以来,人们对于教育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各级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使我国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要使科教兴国、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真正落实,使教育能够切实起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杠杆作用,还需要全社会作出不懈的努力。
  为使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得到真正的落实,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环节上确定教育的地位:
  一是法律上的地位。应该说,这方面的问题总体上已经得到解决。教育法的颁布并施行,使教育优先的地位具有了法律上的保障。现在施行的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在此基础上,教育法就教育基本制度、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与社会、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以及教育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法律是社会行为的根本依据,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就使其具有了法律保障。但要使其落到实处,还需实施细则以及各省市根据本地情况制订的实施条例予以具体化。
  二是政策上的地位。法律体现了国家的基本政策倾向,国家的某项政策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以后,往往即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优先的法律规定,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的政策规定。但是,法律与政策作为不同的手段,具有互动关系,应使二者互相促进。因此,教育优先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之后,还需要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具体的政策,使教育优先的地位在政策上得到体现。譬如说,在教育投入以及其他的条件保障方面,在教师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方面等等,这些关系到教育优先的基本物质保障问题,尽管教育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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