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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李鸿章在涉外活动中的法律思想
【英文标题】 Legal Thoughts of Li Hongzhang in Foreign—Related Activities
【作者】 华友根【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期刊年份】 1996年
【期号】 6【页码】 5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1272    
  李鸿章(1823—1901)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钦差大臣、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李鸿章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他在任职期间,代表清政府
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处理了一系列中外交涉事件。本文仅就李鸿章涉外活动中的法律思想作一初步探析

  一
  李鸿章在代表清政府同许多国家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和条约的过程中,不是从维护国家主权,保持领土完整出发,
而是屈从外国侵略者,丧权辱国。这是体现了他涉外活动中法律思想的重要方面。1895年,李鸿章与日本订立的《中
日马关条约》,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割让辽东半岛(后来,俄等三国干涉还辽)、台湾全岛及附属
各岛屿和澎湖列岛。1885年,他签订的《中法新约》第七款载明,若中国欲在中越边界附近地区建筑铁路,那么法国
有这铁路的建筑权,所谓“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襄助”。
[1]这使法国获得了在中越边界地区的建筑铁路权。后来,李鸿章先后与沙皇俄国订立的《中俄密约》,俄国取得了修
筑中东铁路的特权,《旅大租地条约》,俄因此侵占了旅顺大连,并夺取了修建中东支路的权利。他在临终之前,当
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任其独占东三省的条约时,仍认为东三省是俄国军队力战而得,故“铁路矿产,似应为其专利”
。李鸿章还在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滇越边界通商商约》等活动中,确认了领事裁判权,将中国
的司法主权拱手送给英法侵略者。这些活动都体现了李鸿章迎合外国侵略者需要的面目。
  中国主权丧失的最重要表现,是李鸿章和庆亲王栾(匡+力,左右结构)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代表所签订的《辛
丑条约》。李鸿章不但自己同意八国联军代表提出的十二条款,而且要清政府立即承诺。他说,条约末段声称,非将
各款允认,满足各国要求,就很难有撤退京畿一带外国驻扎军队的希望,态度强硬,不容辩论。同时,他还强调指出
,与八国联军代表所订的《辛丑条约》,官吏和人民一定要照办。如有官吏、人民违背条约,反对外国侵略者,必须
严惩不贷。
  当然,《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是在帝国主义军队侵入中国境内的强大压力下签订的。但李鸿章不但自己
同意,还要求清政府认可,并强迫官吏和人民遵循,这与左宗棠、刘坤一等清末军政要人,在处理中外关系方面坚持
国家主权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左宗棠对于崇厚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伊犁条约》,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归还伊犁而划南境西境
,后患无穷。左宗棠指出:“至伊犁南境与西境地段,议划归俄属,则系明侵,岂可轻许”。[2]刘坤一也是竭力维护
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的。对于《辛丑条约》的签订,他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此次议款,当握定不失自主之权为
第一要义。赏功罚罪,中朝自有权衡,本非外人所得干预”。[3]对于八国联军代表提出的十二条款,刘坤一不但表明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且要增加约束外国侵略者的条款。不难看出,刘坤一在订立《辛丑条约》的认识与态度上,坚持
和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李鸿章却屈从外国侵略者利益,丧失国家主权,损害民族的尊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
对照。
  二
  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李鸿章对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往往不是捍卫民族利益和尊严,而是庇
护、纵容;而对于中国民众正当捍卫自身利益,同外国传教士和教会发生纠纷时,李鸿章则往往不分是非曲直,严惩
不贷,枉杀无辜,甚至向洋人赔款。这是李鸿章涉外活动中法律思想的又一个方面。
  1868年,酉阳州教民依仗外国传教士的权势,欺凌非教百姓。为此,愤怒的乡民,先烧毁酉阳州教堂,又打州属
纸房教堂。团民(参加乡镇团练之民)何彩等杀毙教堂司铎李国及教民多人,而教堂覃司铎也纠众杀毙团民多命。对
于此案如何处理?李鸿章认为:“何彩虽因教民欺凌,胆敢纠众入城毁堂,致死法国教士李国及教民多人,实属法无
可贷,应照例拟以斩立决”。[4]与何彩一起的其他人,也被处重刑。又因教堂被毁,“若不议赔,必不甘服”,故赔
银一万八千两,而对于杀害团民多人的传教士覃司铎,却因主教梅西满的说情而庇护,不予惩办,逍遥法外。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法国传教士借传教、育婴之名而杀害中国孩子,并向中国官吏和群众开枪射击。天津人民
奋起反抗、焚毁教堂、殴死传教士等。
  当时直隶总督曾国藩,站在法国传教士一边,要泄法国“官商之恨”,便决定严惩所谓“凶犯”。要正法(死刑
)二十人,军徒(流刑、徒刑)二十五人,并准备赔偿教堂器物损失等银子50万两。后因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
鸿章任直隶总督,继续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承袭曾国藩的衣钵,委派天津道官员,将所谓“凶犯”冯瘸子等16人,
绑赴天津西门外处死,同时向法国教堂和商人赔偿损失,“恤银”50万两。
  当然,李鸿章也提出过要对外国传教士与教民有所约束的问题。例如,他曾拟定《教堂焚约十条》,其中第十条
是育婴不能有生天死,既死而教士擅自掩埋,或几个孩子合卧一棺,这是“教堂育婴诸善,百姓不以为德,反以为仇
,……民教水火职是之故。此于中国内治之道,亦大有关系”。[5]以上这一条主要是要求尊重中国政教风俗、捍卫国
家利益、维护司法主权,无疑是对的。但是把民教斗争的根本原因,看成仅仅是教堂对死亡婴孩善后处理不当,这就
掩盖了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实质。又如对传教士租卖田宅,李鸿章曾要求另定禁约,加以制止。他曾在《朋
僚函稿十二·复孙竹堂观察》中说,教士租卖各处田宅,“实为大病”,若不趁早定禁约,“人民土地必有蚕食之虞
”。[6]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川东、重庆、酉阳一带,教士范若慧“私买房地不可胜数”,山西口外丰镇蒙
古荒地,“占买亦多”,而没有真正加以禁止。
  三
  李鸿章在处理对外经济贸易活动问题上,同处理签约和教堂问题有所不同,他能注意维护华商利益,主张对外商
要有所限制。这是李鸿章涉外活动中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一般的外国货的进口,李鸿章认为,要考虑到保
护华商利益。如朝鲜屡派官员挟带红参由朝鲜仁川到中国上海,海关免税放行,导致沪地参价大减,中国驻朝华人参
商损失巨大。李鸿章当即指示:“知会税司,令其照章完税,否则罚办”。对进口其他国家物资,如不利于华商与一
般人民,也不准进口。为了防止外人夺取华商利益,李鸿章不准洋商在通商口岸仿造土货。19世纪末,中国纺织品工
业发展较快,李鸿章就不允许“洋商违章侵夺”。[7]
  为了维护华商利益和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李鸿章提出了征税的四点意见:第一,如华商运土货应抽厘金百分之
七点五,那么洋商运土货,亦须“照厘章七五之数”。第二,洋商物品必须征税,“无论家用、船用与贩运之货均应
照征”。第三,如有洋商贩运土货,由中国此口出彼口进,应该税厘并征。第四,从前进口额每百两抽不足三两,与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约章税利百抽五不相符。若使洋货税厘并征,应是百抽十五,所以要求总税务司将每年二亿二千万洋货的税厘,核实
收足,使洋货不漏税。
  与外国人的通商贸易中,李鸿章不仅要保证中国的财政收入,不影响华商利益,而且认为要考虑到是否有环境污
染和危害人民的安全问题。当德国商人在中国港口要求建造油池时,李鸿章就与德国领事议约如下:“一、油池以后
如有失慎伤害附近商民人命产业,须优给赔■;二、通商各口岸,倘再欲仿办油池,必须先禀关道,查明于地方居民
有无妨碍,转请南北洋大臣标示准否。此二端应载明互议章程之内。”[8]后来,又与德国殴使酌改《油池章程》。这
样,既使“地方居民并无险害”,也较“领事拟改为周妥”。
  对于中国港口延误外国商船停留日期,李鸿章认为,应该实行罚款。当英商按英例入册挂号的华式船两只,在上
海港耽误上海海关放行单7日后,方才放行。李鸿章就说,这是“无理延宕之据”。上海英国总领事即向上海道索价每
船每日银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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