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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略论王世杰关于奴婢与妇女地位的法律思想
【英文标题】 The Legal Thought about the Status of Maid-servants and Women of Wang Shijie
【作者】 华友根【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期刊年份】 1991年【期号】 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57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与法律家。他曾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位、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自192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宪法等科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法制局长、教育部长、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外交部长、总统政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撰有《女子参政之研究》、《中国奴脾制度》、《比较宪法》等著作。在北大任教期间,还创办、了《现代评论》周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法律的文章。他对中国旧律研究有素,认为中国旧律的特点是法律和道德、习惯界线不清,也就是法律与礼教结合、法律服务于礼教。对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制也很了解,曾用比较方法介绍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政治制度和宪法理论。并认为,应从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角度出发,引进外国资产阶级法律,来改革中国的法律。王世杰不但重视一些大的法律改革问题,而且注意到一些比较小的法律改革问题。比如在研究中外法律的基础上,对在中国旧律下最无地位的奴脾、妇女,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同情,并对于奴脾与妇女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在近代法律家中是少见的。现将其具体研究意见,分析探讨如下:
  关于奴脾问题,王世杰认为,我国的奴婶制度自有史以来,到清朝末年制定《禁革买卖人口条例》,在法律上从未消灭,实际上到北洋军阀时期还仍然存在。而奴脾的由来,是与旧礼教、家族制度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平民没人为奴脾,在原则上仅仅是对于“缘坐”者所设的一种刑罚,即对于犯罪者亲属所设的刑罚。这是因为“吾国久为宗法社会,谋反判道之缘坐律既经常涉及全家或数族,其子比较疏远之亲属或比较幼弱之妇人孺子,势亦不能不设为特殊之刑罚以调剂之,以是乃有没收缘坐男女为奴之制。”[1]
  至于奴脾在法律上的地位,王世杰认为,我国奴脾在法律上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首先是婚姻权的限制。他说,我国历来法律,对于奴婢婚姻问题所定的原则,就是“良贱不能为婚”。这种良民与奴脾不能互为婚姻的禁令,在我国很早就出现,唐以后则有完整的律文可考。《唐律疏议》有如下规定:“与奴娶良人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合徒一年。仍离之。……其奴自取者,亦得徒一年半。……主若知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脾者,流三千里。……即妄以奴蟀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徒二年。……奴脾自妄嫁娶,亦徒二年。各还正之。”[2]而且,唐律的这种有关规定,全为宋、明、清诸刑律所因素。所以,这项律文所立的法制,实在是一种极为长久的法制。
  其次是应试出化权的限制。他说,我国女子从来没有任何公权;不能应试出化,对于脾女,自然完全不成问题。对于男奴,照清制所设定的原则,他们被剥夺权利,不仅及于为奴者本身,而且延及数代。即使依《清律》规定,凡男女为奴的,依法定的原因与手续,开豁为良,转入民籍后;其本人仍然只能“耕作营生”,永远不能应试出化;三代后所生的子孙始准与平民一例应试出化,但京官仍不得至京堂,外官仍不得至三品。他认为,这也是我国旧律上的一种特典。
  第三是奴蟀犯罪的制裁与良民不同。他说,我国历来法律,对奴脾犯罪所设的制裁,是以奴脾与良民不平等为原则的。这主要表现为“凡奴脾对于主人犯罪,固然与奴脾对于普普良民之犯罪有别,即奴婶对于一般良民犯罪,亦与良民对于良民之犯罪不同。”[3]这可以唐律为证(宋元明清诸律大致与唐律相同),如奴蟀对于主人的犯罪,《唐律》规定,奴婶谋杀主人或其期亲及外祖父母者,不分首从,不论已伤未伤,俱处死刑(绞或斩)。又如奴脾对于良民的犯罪,《唐律》规定,奴脾殴良人者加凡人二等;若奴脾殴良人,折跌支体及瞎其一目者,绞,死者,斩。这些规定,与一般良民犯谋杀罪、斗殴罪所受的制裁是“显有不同”的。
  第四是对奴脾犯罪的制裁与良民不同。他说,我国历来法律,关于奴脾犯罪的制裁,固以良民与奴脾不相平等为原则,即关于对奴脾犯罪的制裁,亦以良奴不相平等为原则。凡主人对奴脾犯罪,以及一般良民对奴婢犯罪,俱与良民对良民犯罪所受的制裁,“大有轻重之别”。这在唐宋元明律都有明确的规定:主人殴伤奴脾,《唐律》只对于折伤以上者略设薄禁、《明律》则完全不设刑禁、《元律》明定主人好奴妻者不坐。又唐、宋律规定,良人相奸者徒一年,奸官私奴脾者则只杖九十,明清律也规定良人奸他人埠者,减凡奸一等。
  王世杰对于上述奴蟀第三、第四两方面的不平等,是极为愤慨的。他说:“以此类主人杀伤奴婢或奴奴婢之律文,与前述奴婢犯罪之律文相对照,益见我国主奴分际之严:奴婢过失杀主者死,主过失杀奴婢则不坐;奴好主则死,主奴婢或奴妻则不坐,凡此皆吾国之名教。[4]”在这里,他把奴婢与主人、奴婢与良民在治罪上的不平等,认为是法律与礼教相结合、法律服务于礼教的关系。
  第五是诉讼权的限制。他说,奴婢告主人与子孙控告父母祖父母、妻妾控告夫及其他卑婢控告尊长,俱构成我国历来刑律上所谓“干名犯义”的罪。并巨,此项罪名的性质以及此项罪名受罚的程度,也是我国历不刑律上的一大特点。如《唐律》规足,奴脾对于土人,除谋反判逆罪之外,皆不得告发,告则不问属实与否,俱处奴脾以绞刑。而被告则因奴脾告发而得拟作自首处理,因此奴婢所告,即令属实,其主也得免罪。就是奴脾告主人的亲属,即使所告属实,奴婢亦须受徒流等罚。这种情况的出现,在王世杰看来,也是由于法律维护礼教所造成的。为此他指出,此等律文残酷无理,固然显而易见,但宋、明清诸律仍一一因袭此项律文而少有变更,这是“纲常名教之说,在在栽贼理性”[5]的体现。
  王世杰对于中国旧律五个方面限制奴脾权利,是极其不满的,认为这是纲常名教所造成的,“干名犯义”的罪名是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的,从而使奴蝉的人身保障,比较凡民“甚形低减。”因此,把良民变为奴婢,使奴婢处于非人地位的旧律,必须加以改革。所以,对于清末修改《大清律》,删除使罪犯亲属成为奴脾的“缘坐”法,称赞不绝,他曾这样说,这使“数千年来没收缘坐男一女为奴之律,得被删削;此在当时实不失为中国刑律之一大改革。”[6]
  与此同时,王世杰对于清朝宣统元年宣布的《禁革买卖人口条例》,也表示赞赏。他认为,这从法律上消灭户朴国奴婢制度。因为该项条例,明确禁止价买奴婢(及妻妾子孙)。所以,历来供给奴脾的一个主要来源——买卖——使不址在法律容许之列。又一该项条例于禁止价买奴婢之外,井声明废除一切奴婢名目。因此,历来供给奴婢的其他一切渊源,亦为法律所不许。自此,厉来对于奴婶身份所设定的种种限制,也就一一消灭。而且,该条例对后世立法亦有影响,如北洋政府大理院,仍将该条例“认为现行法之一部。”
  但是,对于该条例规定的旧有奴蝉解放后则一概以雇上人论;其他贫良子女,今后倘因境遇艰难而不能存活,亦只能为他人雇工,而不能售为奴婢的作法。工世杰提出旧有奴婢改为雇工后是否与普通雇工性质一律的疑问,因为“该条例之词者,似尚不免含糊”。又对于今后其他贫民子女受契雇者,该条例于普遍雇佣方式外,明自规定一种长期雇佣制,以为迁就事实之计的做法,即所谓“嗣后贫民子女不能存活者,准其议定年限,立据作为雇工,先给雇值多少,彼此面订。雇定之时,不分男女长幼,总以扣至本人二十五岁为限。……该雇工仍当遵守主仆名分,不准违犯”[7],也不以为然。他说,在此种长期雇佣制下,被雇者丧失工作自由,既与奴脾相似,则其受雇主的压迫,亦必与奴脾相仿。所以,这种长期雇佣制,实际上仍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奴婶制。为此,他又强调指出,奴脾制度’。长期雇佣制,都不能继续存在。因为,废止奴蟀制度时,虽不能不顽及奴脾产生的主要原因——贫民子女不能存活,但兼筹并顾,“应该是一面完全废比奴婢制度,一面另自实施救贫政策;决不能缩减奴脾制度废止之程度、以为救贫政策之代替。”[8]从而加速废止奴脾制度,也使旧礼教的残余—“主仆名分,不准违犯”,得以早日根除。
  对于《禁革买卖人口条例》规定的变相的奴婢制度即奴工制度,王世杰在后来谈到人民的基本权利—个人自由中的工作自由时,又加以批评与反对。他指出,奴工制度是违背工作自由的,必须加以禁止。因为,国家既承认人民有工作自由,自然应禁止任何形式的奴工制度。他鉴于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和联邦及各邦法律都禁止奴婢制度,把期限有定而工作无定的称为奴工;法国《民法》第1780条规定,凡于一定时间内任一定工作者为自由工作,除此之外,皆为奴工,而在禁止之列。认为,凡身体与工作,于无定期限内,完全受他人支配的,固然是奴工;即令期限有定,然工作无定,雇主可以任怠支配的,也是奴工。并且说,奴工制度在现代国家,是再也不能存在卜去了。因为,刚长个人自由的今天,件种自由的目的,既然在使个人知识、道德及身体上的优性得有充分发展,则足以剥夺发展机会的奴工制度,自然违反了个人自由的原则。所以,“奴工的存在,如出于他人的强迫,固与工作自山的原则相容;即全为奴工者自愿为奴,亦应为法律所不许。[9]”王世杰批评使人处于奴隶地位的法律的同时,对于使人处于奴隶地位者,予以惩处的法律,表示赞赏。如民国二十一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法》,将“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与“使人为奴隶者”同科。他认为,这是“较进步的律条”。这是王世杰要从法律上完全禁止脾制。从而使奴脾真正获得解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人。
  关于妇女问题,上面王世杰再三提到“纲常名教”和妻妾控告丈夫为“干名犯义”之说的危害,也是对男女不平等的鞭鞋和对于妇女的同情。他主张男女平等,主要反映在对女子参政、和奸年龄、亲属范围等问题的研究上。
  在女子参政方面,王世杰提出了女子参政的原则上与事实_仁的理由。原则上的理由,他认为,根据全民政治的原则,女子的权利,应与男子的权利享有同等的保障。男子既能籍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保障他们的权利,为什么女子偏偏不能而“独应向隅”呢?在王世杰看来,这是原则上女子要求参政的理由,而不能予以承认的。
  而女子在事实上要求参政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他说如果女子的权利能委托男子代为保护,那末女子就不须自己去参政,但各国习惯与法律,对于男女权利的保护都不平等,中国的情形不用多说,就是文明的欧洲,也未尝将女子的人格与男子的人格,一样看待。罗马法律,将女子视同一个未成丁的幼年孩子,即现在的法国民法,对于结婚的女子,也多方束缚她的行为,与待遇未成丁的孩子差不多。因此,“女子的地位与权利,似不能委托男子代为保护,这要事实上女子要求参政的理由[10]。”
  同时,对欧美女权派援据种种事实,认定女子有参政的必要,如男女教育不平等、男女在法律上所享权利不平等、女子人格的保障不充分、女子的职业的保障不充分等。王世杰认为,以上所举的都是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而对于反对派的种种论调,如援据动物学进化原理反对女子参政;援据其他科学上的观察,以为女子体质智力进德不能参政;援据分工原则对女子参政;以及女子不能服兵役故不能享有参政权,大多数女子不愿参政故不宜给以参政等,王世杰予以一一驳斥。其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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