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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当面说理、强化修辞与重点推进
【副标题】 关于提高我国判决书制作水平的思考【作者】 魏胜强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法学院【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判决书;当面说理;加强修辞;重点推进
【英文关键词】 verdict;direct judgment argumentation;emphasis of rhetoric;focus advancing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2)05-0048-(0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5
【页码】 48
【摘要】

我国当前的判决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说理场合不当,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修辞力度不够,有法无情,自言自语;案件难易不分,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这些问题都属于判决书的说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考察影响判决书说理的各种因素。除判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影响判决书说理的一般因素外,我国行政化的审判管理体制、僵化的诉讼文书样式、判决书狭隘的法律意义和对判决书表达错误的容忍等一些细微的体制机制是导致当前的判决书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提高我国判决书制作水平的基本措施是:废除和改进约束法官的制度,保障法官审判的能动性;建立判例制度,鼓励法官有重点地当面说理和加强修辞;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制作中的重点示范作用。

【英文摘要】

The verdicts made by Chinese courts have many problems, all of which belong to the sort of judgment argumentation. How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s to be considered via the following factors:besides the influence of general factors such as jurisprudence system,political syste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system, the more direct factors are management system of political judgment, rigid form of lawsuit archives, parochial law meaning in court verdicts and wrong expression in verdict, and etc.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verdicts made by Chinese courts, following rules shall be obeyed;to abort or modify the judicial system which limit the judge in some extent, protect the judge from rigid judgment processes, establish the case law system, encourage the judge to make judgment argumentation face to face and emphasize the rhetoric of verdicts. At the same time, more emphasis is to be paid on the example strength of the verdicts made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Higher People's Cour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3744    
  
  作为人民法院最重要的法律文书,判决书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法律实务中,还是在法学教育和研究中,判决书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律实务中,人们往往关注案件的审判过程以及判决书所载明的判决结果,而不关注判决书本身的制作。在法学教育和研究中,判决书的制作往往被视为简单的公文写作而遭受“歧视”,人们多是研究判决的相关法律理论,判决书本身的好坏似乎并不重要。这种情况的持续直接导致了我国判决书粗制滥造,质量低下。最高人民法院大概看到了这些问题,在1999年发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提出:“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此后,学界关于判决书的研究明显多了起来。现有的关于判决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针对判决书不说理的缺陷,论证判决书说理的必要性,研究判决书说理的方法。(2)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研究与判决书相关的法律问题,如探讨判决书中是否应当公布法官的不同意见,当事人“拍卖”判决书引发的执行力问题等。(3)根据司法公开的原则,研究判决书的公开和查询问题。随着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上发布制度的建立,这种研究似乎告一段落。(4)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判决书的异同,分析其背后的原因。(5)从语言、写作等法学之外的视角研究判决书。现有研究的理论价值应当肯定,但还要看到,其中老生常谈的较多,而且各方面的研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有点“各自为政”的意味。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判决书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开展研究。
  一、当前我国判决书存在的问题
  虽然经过努力改进,当前我国判决书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容乐观。有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某些技术手段迅速得到解决。但另一些问题则相当严重,解决起来也不容易,裁判文书的公开对问题的解决意义不大。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判决书的内容方面,可以概括为说理场合不当、修辞力度不够和案件难易不分。
  (一)说理场合不当——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我国判决书通用的格式是,在介绍完案件事实和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后,用一段简单的“本院认为”表述审判意见,并列出几份证据名单,而后便依据某些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结果。这种格式尽管在结构上也称得上完整,但本属于最关键部分的判决理由却没有凸现出来,无法让人感受到法官的思考和推理过程,判决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信度也面临质疑。有学者把判决书说理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四个方面:(1)说理不充分,过于简明扼要,让当事人摸不着头脑;(2)说理缺乏针对性,在无需说理的地方长篇大论,而对争议的焦点一笔带过,只选择对判决有利的部分说理,没有揭示证据、法律和结论三者之间的关系;(3)说理缺乏逻辑性;(4)不重视程序性说理。〔1〕有时候,我国的判决书不但说理,而且说的具有针对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答当事人的困惑,但其问题是说理的场合不适当,即不是在判决书中说理,而是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
  2005年的一则报道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将改革群众初次来访接待处理办法,推行法官判后答疑制度,即案件宣判后,当事人对裁判有异议、疑问来访的,由原承办法官对裁判有关程序适用、证据认定、裁判理由等向当事人解释、说明;当事人申诉、申请再审的,由原承办法官与立案法官共同进行接访。此前,法官判后答疑制度已经在一些法院实行,并取得了一定经验。贵州、湖北等地法院的实践证明,法官判后答疑制度既可以增强审判法官对涉诉信访的预防意识,又可以大大提高初访的接谈息诉率,且为立案法官接待当事人的续访奠定了基础,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的有效方法。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今后各级人民法院要大力推行这一制度{1}。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声称将出台判后答疑的统一规范,但至今未见下文。倒是一些地方法院贯彻了判后答疑制度,有的法院(从高级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判后答疑的制度规范。与判后答疑引起较大轰动形成对比的是,判前说理进行的比较平静,没有引起多大非议。2003年的一则报道指出:为追求判案的最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提高服判息诉率,力求案结事了,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法院推出了判前说理制度。该院规定,民商事审判人员在案件宣判之前,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摆事实、论证据、讲道理、明法律,必要时可向当事人阐明证据与事实得到认定的思维过程,阐明判决结果赖以形成的逻辑推理过程,阐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详细理由。通过说理,让当事人赢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理性对待法院判决结果,消除因上诉、申诉或重复上访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以彻底解决纠纷,达到审判的最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2}。这是国内关于判前说理较早的报道,此后还有少量报道,一些地方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判前说理的规范性文件。
  无论是判前说理还是判后答疑,其实都是人民法院通过强化对案件说理来说服当事人接受、认同判决结果。从社会大背景看,这样的制度是在我国涉法涉诉上访急剧攀升的情况下出台的,主要目的应当是缓解上访压力,促进社会和谐。有些地方人民法院进一步把这两种制度合并成一套完整的判决说理制度,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12月发布《关于认真做好判前说法说理、判后释法答疑工作的若干意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做好判前释法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民事调解纠纷案件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建立判后答疑制度的暂行规定》三个文件。判前说理、判后答疑制度,都是在地方人民法院的主导下推行的,最高人民法院虽无相应的措施,但对地方人民法院的做法应当是认可的。总之,判前说理、判后答疑已经有机的融为一体,至少已经成为地方人民法院加强判决说理的主要制度。
  判前说理似乎得到了较高程度的认可,因为法官在审判中,理应告知当事人各种权利,回应当事人的疑问,让当事人对审判工作明明白白。而对于判后答疑制度的评判,明显存在两种对立的声音。实务界看到了判后答疑制度实施后当事人的申诉、上访明显减少了,因而对该制度大加赞赏。有人甚至认为:“法官敢不敢在判决之后向当事人阐明法理、讲清道理,判后答疑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事实上对法官的素质、办案质量、独立审判权乃至整个司法环境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判后答疑尽管未必是一个特别宏大的主题,但称得上是检验司法公正的一块试金石,以判后答疑为新的起点,我们可以做出许多司法改革的精彩文章。”〔2〕来自学界的声音则多是批评。如有人认为判后答疑制度本身无法可依,没有法律依据就无异于违法。而且,审判法官在判后的答疑中会修正自己的法庭判决而作出有效的有利于疑议人的“答疑之决”吗?如果不可能,判后答疑的实质价值功能又有几何呢?〔3〕还有学者认为,判后答疑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它仅能解决“表面之疑”,会增加当事人和法官的“讼累”,并非当事人根本的救济途径。更深层次的诟病还在于判后答疑不仅无法增强司法公信力,反而可能引起司法信任危机,降低公众的司法权威认同感。〔4〕
  暂且不讨论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所面临的质疑,应当承认的是,判前说理和判后答疑确实属于说理行为,在客观上有利于督促法官对判决结果自圆其说。然而仅从名称上就会发现,这一说理制度明显的缺陷是场合不当,即这种说理不是在判决中进行,而是在判前和判后,颇有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味道。判决书是正式的法律文书,以文字为载体表达法官的审判主张和结果,而判前说理和判后答疑往往是口头的解答,既不庄重也不正规,何不在正式的判决书中“当面”把该说的道理都说明白,而非要在判前、判后去答疑解惑呢?既然不在“当面”把理说清楚,“背后”说理必然属于“乱说”,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说理的方式乱。有的法院未规定判后答疑的方式,有的规定可以通过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答疑。口头答疑必然是“口说无凭”,而书面答疑则导致该书面答疑结果在法律文书中的地位尴尬。其二,说理的主体乱。不少法院规定由原审法官答疑,当事人对原承办法官抵触情绪大的,由原合议庭审判长或庭长负责答疑,情况特别的,由案件承办部门的分管领导牵头答疑。试想,对案情非常熟悉的承办法官都难以把判决的理由说清楚,对案情不甚熟悉的其他法官特别是分管领导又怎么能把理由说清楚呢?其三,说理的后果乱。有学者看到了判前说理判后答疑制度的积极作用,主张把判前说理、判后答疑与判决书协调使用,“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作为法官心证公开的方法,应赋予其与判决书说理同样的地位,如果判决书内容可作为当事人上诉或再审理由的话,判前说理和判后答疑的内容也应有此效力”。〔5〕这种主张显然是乱上添乱,同时也说明了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所带来的混乱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的判前说理和判后答疑制度只是默许,却迟迟未能出台统一的规范,恐怕也是觉得这种“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说理制度太乱了,无从下手去规范吧。
  (二)修辞力度不够——有法无情,自言自语
  判决书属于公文,在撰写过程中应当强调语言的精确、严谨、庄重和规范。然而当前的判决书离此还有一定的距离。有些判决书的表述存在不少语法上的缺陷,如使用方言俚语、句子结构不完整、词语搭配不当、语句歧义等。〔6〕除这些语法句式上的问题外,判决书在表述方面还存在修辞力度不够的缺陷,使本来就不够充分的说理显得软弱无力。有学者甚至断言:“当下中国法院部分判决书的语言表达生硬而缺乏修辞,严重影响了判决的说服力,是司法难令法律界满意的因素之一。”〔7〕由于修辞力度不够,我国当前的判决书用词单调,表达僵化,缺乏应有的生动性,不注意阅读者的感受,自然不易为当事人和社会所认可,这可以概括为有法无情、自言自语两方面。来自北大法宝
  所谓有法无情,是指判决书一味地追求法律的味道而排斥最起码的人情味。由于过分强调判决书的公文色彩,其用语往往给人一种“板起面孔训人”的冷冰冰的感觉。一些法官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发明了在判决书后附“法官后语”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和人情说服的做法。对于判决书后附法官后语,有人认为有利于实现法律与人情的统一而予以支持,有人认为与法言法语相悖画蛇添足而提出批评。不管怎样,这已经说明我国判决书的人情味太薄弱了,居然要靠法官后语来促使当事人接受它。后来有人建议直接把法官后语加入判决书的说理中,“论述案件的法律依据时同时把涉及的一些道德或者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一论述,可以在法律里面见到道德、在道德里面呈现法律,二者相互作用、互相渗透,能够达到法律和道德的和谐统一”。〔8〕这种建议有道理,因为即使是法律也不能违背基本的情理,只要不过于突出道德情理,就不会淡化法律,北京房山女法官脱下法袍斥责原告正说明了法律与情理的血脉相连。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判决书还没有吸收这种建议。另外,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判决书,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充满感染力和人情味,相比而言,我国判决书语言的苍白、干瘪一目了然。判决书不是文学作品,不应当过于追求形式上的洋洋洒洒而不顾内容上的空洞无物。判决书也不是学术研究论文,不应当过于追求理论上的引经据典而不顾实际上的法律效果。但是,判决书应当借助一定的文学情调和道德情理来说服当事人,这正是我国当前判决书所需要加强的。有人认为,法官后语是判决书文学化迈出的一小步,并分析了法律与文学在表现形式、追求目标和核心价值方面存在的矛盾,进而认为一味地强调判决书的文采会改变判决书的性质,判决书文学化的过程会把法官裁决者的角色异化为情理上的说教者,混淆法律与道德,而且要求中国参差不齐的法官都能够写出具有文学品味的判决书是不现实的,这类文采飞扬的判决书也会让当事人不知所云。〔9〕这种分析似乎有理,但显然有点杞人忧天了,因为我国的判决书离文学还远着呢,更谈不上判决书的“文学化”了,而且这种观点把我国普通公民的文化素质看得过低了,好像中国的社会大众才刚脱离文盲。
  所谓自言自语,指的是判决书在表述理由中缺乏论辩和商谈色彩,无视各种质疑,回避或者淡化案件争论的焦点问题。例如在一些民事判决书中,法官事实认定的路径在判决书中没有体现,判决理由对于两造当事人陈述事实的罗列过于琐碎,而判决理由中本应该判示的请求原因事实和抗辩事实过于简单,甚至略显简陋。〔10〕这样的判决书好像是法官写给自己看的,即使判决结果具有公正性,也难以得到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同。作为一种公文,判决书不仅写给当事人,还要写给主送机关,同时也是写给全社会的,所有接收到或者阅读到判决书的人都可能提出质疑,判决书在写作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质疑并通过修辞来加以回应。修辞不仅要求法官用优美的语言文字表达法律和情理,还要求法官注重自己的听众,即判决书的读者,努力与听众达成共识,进而说服他们。因此,判决书应当充分体现论辩精神,通过激荡人心的论辩把法律和情理说清楚。应当承认,即使是公正的判决也可能引起社会大众的质疑。“当法律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种种差异相遇时,当法官与公众的思维认识发生冲突时,就会引起‘公正的判决会被公众指责为不公’的现象,在这其中传媒的偏好又为这种现象创造了条件,或者加深了公众的误解。”〔11〕随着判决书上网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判决书将直接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中,一旦引起社会的关注将会有更多的人挑剔判决书的不足,因而更需要加强修辞,尽可能地说服潜在的质疑者。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不少判决书自言自语,简单叙述判决理由之后即作出判决结果,经不起当事人的质疑,更经不起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质疑。
  总之,法律用语的精确严谨并不意味着判决书不需要修辞,修辞作为一种说服方法恰恰可以弥补判决书说理的不足,增强判决理由的感染力。修辞也许会被恶意使用,会被异化为玩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它在判决书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法学家角度看,无论立法者多么强调法律语言的朴实性,也不管法学家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试图摆脱修辞,但是司法者都不能拋开修辞来叙说案件。即使是像我国的检察官和法官那样,尽其所能惜墨如金地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使用语言,一些简单的修辞还是不可缺少的。”〔12〕判决书需要说理在我国已经引起较为广泛的共识,但加大判决书的修辞力度,通过修辞来增强说理的效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案件难易不分——千篇一律,大同小异
  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制作发布了《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要求各级人民法院遵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此举的出发点应当是规范诉讼文书的写作,提高诉讼文书的质量,然而这种写作格式长期推行下去,却导致了诉讼文书的格式化现象。以刑事判决书为例,“刑事判决书基本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样本格式进行填充,在过分重视形式的前提下,针对个案差异,对于判决理由内容的个性化阐释依然不多”。〔13〕本来判决书应当由审案法官精心撰写,现实情况却像是法官根据个案的信息在统一的判决书撰写格式上进行填充。有位律师感慨道:“判决书是可以填的,所以很多的案件法官可以交给书记员或法官助理去填,反正模板是一样的。这样大陆所有法院判决的面孔几乎都是一样的,除了最后一页判决结果外,其他的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看头,事实认定、证据采纳的依据都是格式化的,因为少了论证过程,很多判决书基本上看不出法官为什么要这样判决的理由,不要说老百姓看不明白,其实我们律师也看不明白,甚至一审判的判决书,二审法官也无法看明白,要想搞清楚就必须与下级法官电话沟通,于是二审的复审基本上算是报废了。”{3}这种说法或许言过其实,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判决书格式化现象的严重性。
  从应然角度说,所有的判决书都应当充分说理,注重修辞,以此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需要如此。比如一些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在法律适用上不会出现歧义的简单案件,当事人往往对自己所应当承担的判决结果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预期,这种情况下判决书就无需长篇大论地载明审判的过程和判决理由。真正需要说理和修辞的是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解释、社会反响等方面有较大争议的案件,这些案件的说理和修辞稍不谨慎都可能导致判决结果不为当事人所接受。所以,不同案件的判决书应当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在格式上,而是在内容的表达上。遗憾的是,我国当前的判决书不分简单案件还是疑难案件,遵循的格式是统一的,因而在内容表达上并无明显差异,判决书的篇幅、说理部分在整个篇幅中所占的比重、表述的句式、词语的使用等方面都很接近,甚至是千篇一律,千案一面,即使有不同,也主要是复杂疑难案件的案情描述比简单案件的篇幅长些,说理和修辞这些最关键的内容则大同小异。
  最高人民法院看到了判决书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状况,在1999年发布的《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中指出:从总体上来看,目前裁判文书制作的水平还不高,主要是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说服力不强。该通知特别强调当时裁判文书存在两大缺点,一是叙述事实部分不证明犯罪,不写具体证据,法官的认证、采信证据在裁判文书中体现不出来。二是不说理或者说理不充分,理由部分没理由,只引用法条,不阐明适用法律的道理。因此,执行修订后的文书样式,改革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抓住重点,即在加大对证据的分析、认证和增强裁判的说理性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随该通知下发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是为配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而对原诉讼文书样式进行了修订,修订的重点是事实和理由部分。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陆续发布了《海事诉讼文书样式(试行)》、《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等,进一步规范了判决书的制作,但判决书千案一面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观。
  对于判决书中出现的这种问题,有人认为症结在于判决书样式过于原则、笼统,“现行标准过于笼统,虽然可以反映出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则性特征,但是反映不出其灵活性特征。诸如事实、证据、理由部分的规范过于概念化、公式化,既不利于实际操作,更不利于完整体现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使得民事判决书质量缺乏制度层面的保障”。〔14〕这种观点可能会使最高人民法院感到委屈,因为最高人民法院除发布裁判文书的详细样式外,还发布专门的文件,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对裁判文书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说明。如2003年发布的《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仅《民事调解书》样式就有三类,分别对应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持调解的、当事人要求确认和解协议的和人民法院根据调解前置程序主持调解的三种情形;《民事判决书》样式竟然有四类,分别对应被告承认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的、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的、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请求部分有争议的和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的四种情形。1993年发布的《关于〈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回答了52个问题,详细到“共同犯罪的,引用法律时,是合并引用还是分别引用”、“一审判决书和审理报告是用‘审理终结’,还是用‘审理完结’”等问题;2001年以办公厅名义发布的《关于实施〈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若干问题的解答》,回答了60个问题,详细到“对于当事人基本情况中的‘出生年月日’与‘出生地’,可否表述为‘××××年××月××日出生于×××(地名)’”、“二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没有出入,在二审刑事裁定书的事实和证据部分,应当详写一审还是二审认定的内容?如有出入时,又应当如何表述”等问题。由此看来,最高人民法院在规范判决书的制作方面,把许多繁枝细节的问题都考虑到了,几乎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甚至让人不胜其烦,简直把法官的理解、表达能力视同小学生的水平。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其实都是形式上、格式上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在提高判决书的说理和修辞水平、增强判决书的说服力方面,特别是对于疑难案件而言,几乎没有多大的意义。执行这样的样式和标准,必然导致判决书不分案件的难易,制作出来只能是千篇一律,大同小异。
  二、我国判决书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当前我国判决书存在的说理场合不当、修辞力度不够和案件难易不分这三个问题,都是围绕说理进行的,因而都可以归结为判决书的说理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和回答也是连贯的,即应当明确怎样使判决书当面说理,怎样提高说理的修辞力度以增强说服力,哪些判决书应当特别注重说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建立高水平判决书的制作机制,需要考察影响判决书说理的一般因素,并着重分析我国判决书产生问题的直接原因。
  (一)影响判决书说理的一般因素
  我国的判决书质量不高在国内是公认的,放眼世界会发现不同国家的判决书有很大的差异,不但不同法系的裁判风格不同,同一法系不同国家的判决书也会呈现出较大的区别。比如,英美法系的裁判理由普遍比较详尽丰满,法律解释也很充分,而大陆法系的裁判理由繁简不一,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判决说理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者常将两者作比较。而且各国据以推理的大前提也不同,法国的大前提几乎总是法律,美国的大前提除形式上的法律外,更主要基于实用主义的实质性法源,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大前提可能是道德的、经济的或社会的实质性理由。〔15〕569-570有学者对西方九国的裁判风格进行对比后认为,它们的裁判风格可以分为权威性和论证性两种,这在疑难案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权威性风格中,判决是非个人的、权威的和不署名的;在论证性风格中,判决由裁判者署名,带有个人化的特征。在权威性风格中,法律解释问题只有一种答案,即法院的答案;在论证性风格中,不止一种答案是可能的,并且通过听取正反面解释论点以显示最终选定的解释论点最为合理、最经得起证明,因而判决的建构可以看作是对败诉方观点、下级法院法官的论点和持不同意见法官的论点的一种对话性回答过程。法国、芬兰、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判决偏向于权威性,阿根廷、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判决则更具有论证性色彩。在这两种风格的划分上,法国和美国显然成为对立的两极。〔16〕一些学者对比不同国家判决书的制作状况,提出了影响判决书的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或许对解决我国判决书存在的问题具有借鉴意义。概括来说,影响判决书说理的风格和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
  判例制度对判决书说理的影响不言而喻。苏力在分析应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判决书制作方面差别巨大的原因时指出,英美国家存在的判例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差别首先反映出判决书的功能在不同法系国家中是相当不同的,判决书的论证、修辞首先要服从并服务于这种社会功能。其次,这种制度的差别又会在判决书撰写上给法官带来相当不同的激励。对于英美的法官来说,一个有着良好法律推理和解释的司法判决具有长久的法律生命力,相比之下欧陆法系的法官则没有这种动力。〔17〕可以肯定的是,判例制度对判决书的制作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判例制度的存在使一些判决具有了法律渊源的地位,记载这些法律渊源的判决书当然会受到广泛重视,法官在制作判决书时必然会把各种理由分析得鞭辟入里。在判例制度下,判决书成为记载法官创造、发展某些法律原则、规则的过程的最好证明,是法官充分展示其法律智慧的舞台,足以使一些法官名垂史册,因而法官必然会珍惜这样的机会,在审理案件后就着手倾注全力打造一份相当精美的判决书。在不实行判例制度的国家,判决书的意义显然要轻得多,判决书的制作对法官不具有多大的激励作用,法官当然不会在制作判决书方面付出多少努力。判例制度对判决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在我国古代也有明显的体现。我国古代尽管突出制定法的地位,但判例始终是制定法的重要补充,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判例制度的存在造就了我国历史上大量的优秀判词,在德主刑辅的时代里,这些判词注重道德说教,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说理内容上,“中国古代判词虽然非理性、非逻辑化倾向比较严重,也没有对法言法语使用的严格要求,却用情感的、道德的修辞直接诉诸人们的心灵,达到说服的目的”。〔18〕在表达方式上,这些判词体现了文学化的色彩。从形式特征来看,古代判词为文结构严谨,采用四六骈体,条分缕析,文字组合优美,甚至是辞藻丰富。从实质内涵来看,古代判词引经据典,成就道德文章,融情理与法理于其中。这种文学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说服与劝导,这是符合修辞学的形式意义和实际意义的。〔19〕
  政治制度进一步影响着判决书的说理。无论法院如何以中立的姿态解决纠纷,都不能掩饰它作为国家机关所具有的政治性。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安排,决定了法院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法院的政治地位必然制约着法官的审判活动,影响判决书的制作。以法国和美国为例,这两个国家判决书风格迥异,与它们的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革除了法院的权威,革命后的司法权受到重创,不但法院系统被分割为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而且法院解释法律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法院的地位不高,必然会导致法官的地位不高。梅里曼说:“大陆法系法官之所以不为人们所广泛知晓,甚至在法律职业界中也是默默无闻,这是他们身份低微的合乎逻辑的但却是不必要的结果。法官的审判意见不为人们所重视,人们也不根据这些意见来研究法官们各自的思维方法、所持的偏见和所具有的癖好。”〔20〕这些话用在法国法官身上非常合适。在这种政治格局中,法官不可能在审判时发挥多大的能动性,也不会通过判决书表达自己的理由。而美国坚持的是比较彻底的三权分立原则,司法权钳制着其他权力,司法的能动性显而易见,而且法院在制约政府和国会时也需要充分表述理由,因而美国的法官在制作判决书时张扬得多。“法国法院几乎从不承认其在作出判决中具有任何评价性和创造性,而将判决作为认知性的适用现行法律的活动。相反,美国最高法院公开承认,适用制定法并不仅仅是认知性地确定和适用现行法律,而可能需要创造性的判断。”〔15〕
  文化传统对判决书的说理影响也很大。文化传统总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生活习惯,判决书的说理也不例外。一位西方律师考察了德国联邦法院的一些判决书后得出结论说:德国判决书的阅读者如果预期它们是抽象的、概念性的并且难以领悟的,这一预期是不会落空的。在德国判决书中,运用逻辑推理到了极端,并且不厌其烦地追求法律细节,不给想象力留下任何余地。丹宁风格裁判书在德国简直就不曾听说过。那儿没有生动、不连贯的短句,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出了名的长句子。德国判决书中尤其找不到幽默。〔21〕468-469德国判决书的这种说理风格,显然跟德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深受近代被夸大的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刻有概念法学的印记,与《德国民法典》的语言风格如出一辙。在普通法形成过程中,英国的制定法非常落后,法官解释法律的空间较大,一些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需要借鉴其他法官的判决,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英国遵循先例和判决书充分说理的传统。英美国家遵循先例的传统使法官必须充分比较先例和当前案件的异同,因而判决书的说理越来越受到重视。“普通法的原则是一种致力于经验的理性原则。它体现出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它认为法律不是由君王意志的诏令武断地创制,而是由法官和法学家对过去实现或没有实现正义的法律原理、法律原则的经验中发现的。”〔22〕这使英美法系的判决书在说理时往往采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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