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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犯新罪的处理
【副标题】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附加刑肃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的质疑
【作者】 王恩海【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剥夺政治权利;主刑;附加刑;数罪并罚;累犯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5
【页码】 83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主张主刑执行完毕后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犯新罪的,应当依据先减后并原则数罪并罚。这一规定将《刑法》第71条中的“刑罚”解释为包括主刑和附加刑,混淆了数罪并罚与累犯的界限,导致得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被告人在主刑执行完毕后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因犯新罪而重新享有政治权利这一难以令人接受的结论,也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针对该《批复》存在的问题,数罪并罚中“刑罚执行完毕”中的“刑罚”应限于主刑,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并不中断前罪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计算。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7839    

剥夺政治权利作为我国附加刑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刑种相比,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研究尚不充分,其中在主刑执行完毕后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再犯新罪应如何处理是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通过了《关于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批复》主张数罪并罚中的先减后并原则不仅适用于主刑,也适用于附加刑。这一规定不仅混淆了数罪并罚与累犯的界限,还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笔者就此展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批复》的主要内容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下发过的《关于在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重新犯罪的被告人是否适用数罪并罚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1994年《批复》”)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主刑已执行完毕,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重新犯罪,如果所犯新罪无须判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六十四条第二款[1]第六十六条(先减后并原则),在对被告人所犯新罪作出判决时,将新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即在新罪所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以后,继续执行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为论述方便,特举例说明如下:

甲因犯抢劫罪于2001年4月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于2005年4月2日刑满释放,其剥夺政治权利执行完毕之日为2008年4月1日,又因于2006年4月3日犯盗窃罪于2007年4月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1994年《批复》,应当将前罪尚未执行完毕的2年剥夺政治权利与后罪被判处的3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

1994年《批复》所谓的“按照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前罪的附加刑与后罪的主刑并罚,根据“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的刑法规定,理论界、实务界对此种并罚采取的原则为相加原则并无异议。[2]由此可见,1994年《批复》引用确定先减后并原则的第66条并无意义。因为根据1994年《批复》的详细表述,适用的是相加原则而非先减后并原则。

1994年《批复》于2012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废除,废除的理由是“刑法已有明确规定”。但考察刑法的变化,仅仅是《刑法修正案(八)》在“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后增加了“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的规定,显而易见,这一规定只是明确了附加刑并罚的原则,与笔者所讨论的内容并不相干。

虽然1994年《批复》确定的并罚原则并未违背理论界通说,但其存在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1)没有明确新罪的主刑执行期间是否应当剥夺政治权利。也即在上例中,甲在2007年4月3日至2009年4月2日期间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并未有明确规定。(2)在后罪处理期间,如果甲被采取强制措施,剥夺政治权利是否停止计算未有明确规定,也即在上例中,2006年4月3日至2007年4月3日期间甲是否享有政治权利并不明确。(3)如果后罪同时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应当如何处理亦未明确。正是基于上述缺陷,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认识和较大争议,[3]为此,《批复》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明确。

《批复》共有3条,第1条规定:“对判处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主刑已执行完毕,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犯新罪,如果所犯新罪无须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依照刑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数罪并罚。”该条表面上是对1994年《批复》内容的重复和确认,但表述不同,导致两者确定的并罚原则实际上存在天壤之别。通说认为,《刑法》71条确定的先减后并原则是针对主刑的并罚原则,并不包括附加刑,但该条引用第71条的规定,又没有1994年《批复》中“即在新罪所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以后,继续执行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的详细表述,说明解释者认为先减后并原则同样适用于附加刑的并罚,[4]这是《批复》存在的主要问题。

《批复》第2条规定:“前罪尚未执行完毕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新罪的主刑有期徒刑执行之日起停止计算,并依照刑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从新罪的主刑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继续计算;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施用于新罪的主刑执行期间。”该条前段确定了前罪的剥夺政治权利因犯新罪而停止计算的原则,后段明确了剥夺政治权利施用于新罪的主刑执行期间,因为对何时停止计算前罪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人民法院报》2009年6月10日第3版刊载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负责人就〈批复〉答本报记者问》,对此作了具体解答:(1)新罪判决前先行羁押的,前罪未执行完毕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可以从新罪被羁押之日起停止计算。(2)判决前未予羁押的,由于新罪的一审判决作出时,尚无法确定新罪的有期徒刑执行之日,也就无法确定尚未执行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剩余刑期。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技术操作上,可以将一审判决作出之日作为前罪尚未执行的剥夺政治权利停止计算的时间点,并将应当从尚未执行的刑期中扣除的一审判决作出之日至新罪有期徒刑执行之日的期间,计算在新判决确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以内。当然,如果在一审判决之后、新罪有期徒刑执行之日前,前罪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完毕,则不存在再执行前罪的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将表述明确的“新罪的主刑有期徒刑执行之日”解释为两种情形是否符合解释原则值得商榷,对此后文有详细论述。

《批复》第3条规定:“对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主刑已执行完毕,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犯新罪,如果所犯新罪也剥夺政治权利的,依照刑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并罚。”从其表述可知,与第1条一样,认为先减后并原则同样适用于剥夺政治权利。必须指出的是,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

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明确了附加刑的并罚原则,即“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后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将前罪尚未执行完毕的剥夺政治权利期限与后罪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期限采取相加原则确定最终的剥夺政治权利期限。

根据《批复》,在上例中,其后罪的主刑执行期间为2007年4月3日至2009年4月2日,在此期间当然被剥夺政治权利。除此之外,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期间还包括2005年4月2日至2006年4月2日(犯新罪之前)以及2009年4月3日至2011年4月2日(新罪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也即在2006年4月3日至2007年4月2日这段期间,甲享有政治权利。如果后罪同时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1年,在上述期间中,只有剥夺政治权利的截止执行期间由2011年4月2日修改为2012年4月2日,其他期间并未有变化。也即根据《批复》,被告人因犯新罪会导致重新获得政治权利,这一结论显然值得讨论。

必须注意到,如果被告人犯有新罪但并未被羁押时的情形更为复杂(包括被告人一直没有被羁押;被告人被拘留几天后就被取保候审;被告人被拘留后取保候审,又被拘留并逮捕的;被告人被拘留后又被逮捕的等诸多情形)。除此之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还要比较案件处理期间与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长短,导致认定时存在极其复杂的情形,从而导致可操作性极差。

二、对《批复》的质疑

《批复》虽然解决了1994年《批复》的疏漏,但因其文字表述所导致的先减后并原则适用于附加刑的并罚,由此带来了更为棘手的问题—不仅混淆了数罪并罚与累犯的界限,更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差,会引发诸多争议。

(一)混淆了数罪并罚与累犯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士在解释《批复》内容时,明确了在此种情况下数罪并罚的理由:(1)符合刑法第71条数罪并罚和第32条刑罚分类的规定要求;(2)1994年《批复》的规定具有参照意义;(3)符合我国刑法数罪并罚的有关规定;(4)符合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时间的规定,根据《刑法》58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在徒刑执行完毕以后才能开始执行,而不能与徒刑、拘役同时执行。因此,在有期徒刑执行期间不能同时继续执行前罪尚未执行的剥夺政治权利。[5]

就第一个理由而言,以《刑法》32条规定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为由主张数罪并罚中的“刑罚”包括主刑与附加刑是体系解释方法的体现。所谓体系解释是指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整体协调。但体系解释并不意味着刑法用语必须与其他法律用语的含义相吻合,由于语言的特点等原因,刑法中的许多用语也具有相对性,即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款甚至在同一条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6]例如,根据《刑法》76条的规定,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而《刑法》72条第3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由此可见,第76条中的“刑罚”仅仅限于主刑,而不包括附加刑。同样道理,第85条所规定的“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以及第86条所规定的“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中的“刑罚”也仅仅限于主刑。

除“刑罚”这一例证外,再如对“妇女”的解释,《刑法》240条规定的是拐卖妇女、儿童罪,显然,在这一表述中,不满14周岁的女性属于“儿童”,不属于“妇女”。但该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中的“妇女”显然要包括不满14周岁的女性。否则必然会得出这一结论:奸淫已满14周岁的女性要适用该罪的第二档法定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而奸淫不满14周岁的女性则适用该罪的第一档法定刑(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结论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由此可见,即使在同一条文中,同一词语的含义也有可能不相同。上述解释机械理解了《刑法》32条的规定,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大大压缩了累犯的空间,导致需要重新界定数罪并罚与累犯的界限。通说认为,累犯中的“刑罚执行完毕”仅仅限于主刑,不包括附加刑,如果将其视为包括附加刑,则会混淆数罪并罚与累犯的界限,也会使累犯中的‘五年以内”丧失意义,进而使累犯失去一部分的生存空间。[7]这在《刑法》66条所规定的特别累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将该条中的“刑罚”解释为包括附加刑,在被告人所判处的罚金、没收财产附加刑一直没有执行的情况下,意味着被告人不符合“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这一要件,被告人永远不可能构成累犯,对这种情形只能数罪并罚,这显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另外,按这一解释得出的结论违背了设立累犯的初衷。例如,被告人于1999年12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0年5月30日刑满释放,剥夺政治权利至2013年5月29日。2012年7月1日又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10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按照《批复》,被告人不构成累犯,因为前罪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因此,被告人尚未执行完毕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于本判决主刑执行完毕后继续执行,且新罪有期徒刑执行期间也被剥夺政治权利。但假设被告人是在剥夺政治权利执行完毕后的2013年6月1日犯盗窃罪,则构成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两种情形相比较,无论是主观恶性还是人身危险性,前一种情形显然要大于后一种情形,但前者的量刑却比后者轻,这一结论显然令人难以接受。由此可见,对这类犯罪人适用数罪并罚而不适用累犯,有放纵犯罪之嫌,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总之,将《刑法》71条中的“刑罚”解释为包括附加刑,不仅与数罪并罚制度相悖,也混淆了数罪并罚制度与累犯制度的界限。

就第二个理由而言,如前所述,《批复》与1994年《批复》相比,其实存在着巨大差异,上述解释忽视了两者在文字表述上的不同,认为两者基本内容一致,其实是存在着极大的误解。

上述第四个理由则谨防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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