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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加入WTO后对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模式的思考
【英文标题】 On the Patterns of Current Taxation Law After China's Entry of WTO
【作者】 闻兴明【作者单位】 重庆师范学院
【分类】 税收法【中文关键词】 我国;税收;立法;模式;思考
【英文关键词】 China;taxation law;patterns【文章编码】 1001—2397(2003)01—0056—03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1【页码】 56
【摘要】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们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税收立法现状,建立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客观要求的税收立法模式。

【英文摘要】

The law of taxation in China,which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conomic laws,ensures the realization of distribution among nation,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tterns of current taxation law after China’s entry of WTO,which will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ocialist market—oriented econom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2581    
  我国的税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先后陆续出台的各种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行政章程、条例等等,已经形成初具规模、较为系统的税收法规群体。它们为正确处理国家、企业(法人)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证;也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税收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本文拟在积极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税收立法经验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税收立法现状,对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客观要求的税收立法模式作出一些探讨。
  所谓税收模式,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的表现形态。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的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的表现形态,都由该国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精神、立法机关所接受的税法学理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纵观世界各国所创设的税收立法模式,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税法典或税收基本法为统帅的各法规群体立法模式。这一模式的最早产生于民商分离的“大陆法系”的国家中,后逐渐为民商不分的“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所效仿。另一类是民商合一,民经不分,行政法规与税收法规群体并存的立法模式。这一模式主要存在于前苏联和东欧和一些国家中。由于这些国家的立法者们不承认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使得国家的税收立法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在经济法律规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税法的属性未能得到恰当的归属。还  有一类,是民经分立,税收法规群体从属于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模式。我国就是这一模式的创立者和实践者。
  在以上例举的三类税收立法模式中,采用第一种模式的国家,从历史发展来看大多数表现出发展的阶段性。一般是首先有了民法、行政法,而后在两者的渗透过程中产生了商法,再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又在民法、行政法与商法进一步渗透的基础上产生了经济法和税法典等。
  在这些国家中,悠久的民商法历史、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等等因素的客观存在,为这一模式的确立奠定了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法律的坚实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的税收法典,是各单行税收法规的“母法”,其中包涵了税收立法原则、税收立法体制、税收权力划分办法、税种设置、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法专用术语解释、税务争议处理程序以及税务机关组织原则等方面内容。
  第二类模式的形成也有它特定的前提条件。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主张民商合一,民经不分,致使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基本法规上只能归属于民法或行政法。于是,大量的规范国家管理机构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法律行为的法律规范被视作行政法的组成部分。从实践过程看,这种模式与这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国民经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相适应。但是,它对改革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已经不适应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研究和效仿此种模式。
  然而在我国创建的第三种模式,则有着它特有的发展轨迹。从立法实践上看,我国的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几乎同时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而产生。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法律规范,也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逐步形成体系。
  为什么中国可以不走西方国家分阶段立法的道路?理由主要有二:

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觉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经济管理职能。尤其是建国初期,面临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繁重任务,需要强调计划和统一管理的作用。于是利用经济立法方式,干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就势在必行,税收立法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任何一种法律形式和新的法律领域的形成方式,都是人类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具有借鉴性,经济和税收立法也不例外。
  基于以上两类原因,我国采取的是在制定民法规范、行政规范的同时,汲取别国的经验,找出两者结合点,制定出经济法律规范,为确立税收法规群体的归属奠定了基础。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也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基本还停留在遇到哪些税收法律关系需要调整,就制定和出台相应的单行税收法规、暂行条例,缺乏对税收法制建设的长期规划,尤其是对于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税收立法模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未能形成共识。由于当今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的税收立法模式,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确立正确的立法思想,既不能盲目地效仿国外,更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我国已有的税收立法体系,而应该深入了解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趋势,根据经济法律关系现状,借鉴外国税收立法的成功经验,探索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税收立法模式。换言之,就是要找到一种可以集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行政的多方面约束力为一体,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税收立法模式。
  首先,我国现有的税收群体的构成,与当前深化改革进程中经济发展复杂多变的形势相适应,便于灵活调整和适时修改。相比之下,采用法典式的税收立法模式,虽然体系严谨,结构规范,层次鲜明,易于纳税人了解和掌握,但是其立法规模和难度都相当大,短期内无法实现。所以,我国税收立法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坚持按照“效益高、结构严、手续简”的指导思想,通过合并、修正、补充、重订等多种方式,改变目前存在的税收法规群体名目繁多和零乱局面。目前,有些单行税法之间存在着条款重复,内容矛盾,令纳税人难以全面了解掌握,无所适从,致使税收法律的效力受到影响。我们应着力于如何使现有的税收法规群体科学合理地重新组合,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税制方向前进。
  其次,从我国现有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看,国家立法机关已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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