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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生命伦理学理念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现
【副标题】 以环境权为视角【作者】 王雷
【作者单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分类】 0508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环境权;生命伦理学思想;解释选择问题
【英文关键词】 Civil Code; Environmental Right; Idea of Bioethics; Explanation Selection Problem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
【页码】 73
【摘要】

权利的法定性和发展性构成了权利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张力,法律对新型利益的权利化要以此类利益具有正当性以及存在权利化的必要性为前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传统民法典基于伦理学人格主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在坚守此思维之余,也应该对作为其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做必要反思和矫正。生命伦理学及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构成对伦理学人格主义的有力补充,人与其他动物、人与资源和能源、人与生态和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塑造是生命伦理学思想在民法典中的投影。对环境权定性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法律权利、民事权利的概念界定以及各个部门法在调整对象问题上的分工协作,这属于纯粹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立法上应该加大对具体环境法律制度的配置,如环境保护义务、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程序、环境法律责任等等。

【英文摘要】

Rights have legal and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all of which comprise the inherent tension fo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ighs. Whether new type of interests can turn into legal rights depends on justification and necessity of such interests.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traditional civil codes adhere to the thinking of the anthropocentrism, which based on ethical personalism. In 21st century, China's civil code should not only adhere to the thinking of the anthropocentrism, but also should do necessary rethinking and recorrection to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y. Bioethics and its reflection on the anthropocentrism constitute powerful complement to ethical personalism.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other animals, human and resources and energy, human an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re reflections of bioethics in Civil Code. Answers to questions of the legal characters of environment rightslie in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gal and civil rights, and harmonization of different legal sector which belongs to problem of explanation selection in pure law study. More specific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should be configurated,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lig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dur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legal responsibility and so 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058    
一、民事权利的法定性和发展性
  民事权利的法定性和发展性构成了民事权利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张力,法律权利亦然。奥斯丁曾经说:“撇开法律去争论一个权利是否存在,是否可能,纯粹是荒谬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而且在几乎每一个国家,权利是由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所授予的。”[1]康德也曾经指出权利概念的法定性并以所有权为例加以说明:“权利概念的有效性以法律文明的存在为前提”,[2] “要使外在物成为自己的,只有在法律的状态中或文明的社会中,有了公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才有可能。……只有在文明的社会才可能有一种外在的‘我的和你的’。”[3]司法实践中也会不断创生出各种新权利。“黄星煌、沈红梅诉无锡市锦江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无锡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排除妨碍纠纷案”中,[4]法院认可了眺望远景权、视觉卫生权的权利主张,并进一步指出:“眺望远景权、视觉卫生权虽未规定在我国有关相邻关系法律界定的权利范围内,但亦应纳入相邻关系的范围。”1976年日本神户居民以环境权受侵害为由,起诉要求阪神高速公路公团中止行车路线、停止公路建设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日本神户地方法院在审理中则指出环境权“不仅没有实定法方面的依据,其构成要件、内容、法律效果等也极不明确,以此作为私法方面的权利予以承认,有害于法律的安全性,毕竟是不能允许的而予以否定。”[5]
  通常认为权利的发展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经过社会发展,某种特定利益日益重要,又不能为既有的法定权利所包含,就可能逐渐上升为独立的法定权利,该法定权利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再获得权利的实效。正当利益不等于权利,一项新权利的证成除了利益或需求的正当性之外,还必须具备“权利可能性”(符合权利的特点,能够以权利的方式得到调整和保护)和“创设必要性”。[6]例如,知识产权和社员权就是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分法民事权利体系中发展独立出来的。以民事权利的内容为标准,民事权利的分类仅包括财产权和非财产权,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各种新类型权利,难以继续将其纳入二分法的体系之中,于是在此标准之下又将民事权利进一步区分为人格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社员权。[7]这也是民事权利分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2015年6月19日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二稿)第81条就规定了社团法人成员权利——社员权,该条规定:“社团法人的成员通过成员大会依法制定、修改章程,选举或者更换执行机关、监督机关成员,并可以依法行使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第110条则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客体,该条规定:“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作品、商标、商业秘密等智力成果、商业标记和信息可以成为民事权利客体。”这些规定实际上认可了社员权和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
  二、环境权的民法哲学基础:生命伦理学思想构成对伦理学人格主义的有力补充
  王利明教授曾经指出,我国民法典必须反映21世纪的时代特征,其中就包括民法典必须反映资源环境逐渐恶化的社会特点。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并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直接调整、规范物的归属和利用的民法典的重要使命。在保护民事主体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不动产的权利人设置必要的维护环境、保护生态的义务。[8]2015年6月19日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二稿)第一章第二节规定“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和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笔者认为,在民法典民法总则部分增加规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具有立法准则、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重要意义。[9]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彰显了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绿色发展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价值观的民法化。从立法层面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能够成为民法典各编具体规范设计的准则,使得民法典的绿色理念不仅体现于相邻关系、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等有限的范围,而是成为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有利于民法典分则各编创生出更多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和环境方面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在进行立法解释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立法者解释的准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也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涉及人与资源和能源、人与生态和环境等关系问题上,当实定法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缺乏具体规则加以调整时,民事主体应该根据“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从事民事活动,裁判者也可据此进行法律规则的漏洞补充。此外,在涉及人与资源和能源、人与生态和环境等关系问题上,当对现行法条文存在复数解释结论时,应该选择更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的解释结论。如下文所述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乌木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如果司法裁判中将乌木认定为无主物并使之归发现人所有,如果立法论上建议乌木归发现人所有,则极易出现对乌木的无序发掘甚至过度攫取,其解释结论和立法建议就有违“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二稿)第五章“民事权利客体”部分,第104条规定动物的民事权利客体地位和对动物的法律保护,第105条则将自然生态空间作为民事权利客体。[10]民事权利客体范围具有开放性,自然生态空间具有生态性、功能性、整体性、长远性、公益性和无形性等特点。自然资源、资源性产品与自然生态空间分别对应不同的权利客体,将自然生态空间在民法总则中增加规定为民事权利客体,能够为民法典分则在自然生态空间以及组成自然生态空间的各种自然要素之上配置所有权、用益物权乃至环境权等各种权利类型,以有利于从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角度立体、系统地实现自然生态空间在当代人之间归属、利用和保护的分配正义,实现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正义。除上述规定外,2015年4月2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在第九章“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第213条还曾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应当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征求意见过程中,很多学者提出该规定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民事权利行使规则可以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包含,因此后来建议稿第二稿就只从基本原则的层面保留和谐发展原则。
  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需要妥当确立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之间关系的立法哲学。[11]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上,传统民法典恪守个体主义而非整体主义为主导的方法;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传统民法典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实际上也是个体主义(也常被称为“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延伸。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在坚守个体主义方法论之余,也应该对个体主义方法论做必要的反思和矫正,以更有利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实现或者矫正其不足。《德国民法典》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受特别法律的保护。除另有规定外,关于物的规定准用于动物。”这是否意味着动物不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而变为民事主体?[12]该条只是强调动物的所有人不得任意处分动物,彰显对有生命之“物”的尊重,很大程度上,该条文是一种概念美容术(Begriffskosmetik),[13]是生命伦理学思想在法律上所展露的一角,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动物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生命伦理学思想要求不能只将人作为伦理的主体,还应该关注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体乃至资源环境的伦理意义。生命伦理学家史怀泽就曾经说过:“伦理不仅与人,而且也与动物有关。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如果我们只是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会真正变得文明起来,真正重要的是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14]生命伦理学思想也不要求将一切生命物置于与人同等的地位,人为法律主体、其他生命物为客体的主客二分格局并未被打破。[1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说过:“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6]作为生物进化的结果,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与动物或者其他生命体相比较,生命体中只有自然人才是民法上的人。[17]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模式经历了几个阶段:原始文明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农业文明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18]现代文明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过渡攫取和破坏,努力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文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资源关系的理论模式反映到民事主体制度上即人类中心主义,这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必然产物。自然资源环境是无言的,它需要代言人,这个代言人还是人类。“法律对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做出调整,其调整的并不是人类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资源环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自然资源环境已经人化、社会化了。”[19]当然,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也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面对如今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在主体与环境、自然资源的关系上,民法典若要做到适应和有效运行,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得到贯彻和体现。”[20]人应该科学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又能友善地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生命伦理学及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构成对伦理学人格主义的有力补充,友善价值观也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21]人与其他动物、人与资源和能源、人与生态和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塑造是生命伦理学思想在民法典中的投影。
  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为例,自然资源性国有资产是国家所有权的重要类型,《物权法》第46条、第47条、第48条、第49条、第50条、第51条在《宪法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第9条第1款、第10条第1款基础上对资源性国有资产做了具体化的规定。自然资源所有权法律制度具有《物权法》和《宪法》两个面向,属于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蕴含着宪法所有权与民法所有权的双阶构造。”[22]《宪法》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是自然资源国家主权的体现,其规范本质是避免生产要素集中而导致剥削、保障对战略性自然资源的全民共享,其作为国家利益具有“整体利益性”和“长远利益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宪法》对国家所有权客体“等自然资源”的规定也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一个具有法政策形成空间的开放结构。[23]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如《物权法》第46条、49条、50条、51条就增加规定海域、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质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权的客体。《物权法》第9条第2款规定:“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随着社会发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还可能出现进一步扩张。与之相对应,《物权法》第58条第(一)项规定的自然资源集体所有权客体则具有法定性特征,不过,在立法技术上令人困惑的是,《物权法》第45条第1款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24]这是否意味着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客体范围也须遵循法定性要求?当《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
开弓没有回头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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