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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职务犯罪案件口供自愿性的制度保障
【作者】 李明蓉【作者单位】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口供;自愿性;制度保障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5)-12(下)-0008-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4
【页码】 8
【摘要】 证据来源稀缺、取证难度大和制度支持不足是当前职务犯罪案件形成口供依赖的主要原因。应充分利用科学信息技术、有效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取证、赋予侦查机关强制取证权、设立举证责任例外制度,减少口供依赖。同时,通过规范侦查行为,有效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推进非法证据排除核心程序实质化、建立鼓励认罪协商制度,确保口供自愿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9429    
  刑事诉讼中,影响口供自愿性的直接原因是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导致侦查人员采取非法取证行为的重要原因是职务犯罪案件对口供的依赖。而证据来源稀缺、检察机关缺乏制度技术支持和证明难度高是职务犯罪案件形成口供依赖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要确保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口供自愿性,不仅要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还要在制度层面为检察机关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和证明机制,破解职务犯罪侦查和证明的困境,为实现职务犯罪案件口供自愿性提供制度保障。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困境与口供依赖
  (一)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来源稀缺
  没有具体的被害人、犯罪结果秘密化及缺乏犯罪现场和痕迹是职务犯罪的重要特点,由此带来职务犯罪发现难的问题。具体而言,职务犯罪的被害人是隐性的,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职权行使的正当性,带来的具体损失是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没有具体的被害人;犯罪结果外人不易感知,是秘密的;权钱交易的场所不留痕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带来的损失和后果是间接性的。上述原因导致职务犯罪证据来源稀缺,难以发现和证明。
  (二)职务犯罪案件取证难度大
  职务犯罪案件的隐秘性、智能性、复杂性以及犯罪主体的特点带来的阻力和干扰,导致职务犯罪获取证据难度较高。在成为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办案对象与办案人员同样是公务人员,办案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的同质性可能会导致产生同情或嫉恨心理,而这些心理可能影响案件查处,不利于公正办案。同时,同质的身份特点也导致人际关系相对紧密,由此形成说情和干扰办案的可能。
  此外,各方利益的同向性以及贿赂犯罪的对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取证。职务犯罪的各方少有甚至没有利益冲突,往往是互相配合,各取所需,具有同向性特点。除了同向性之外,贿赂犯罪还具“一对一”的特点,除了行、受贿双方之外,往往没有第三方知晓犯罪情况,直接证据也只有行、受贿双方的供述。实践中,通常的情况是行贿方和受贿方只要一方不供述,或者双方的供述不一致或者指向主要案件事实的口供存在矛盾之处,就无法证明存在贿赂行为而作出有罪判决。[1]
  (三)职务犯罪案件取证制度与技术条件支持不足
  1.缺乏相关的制度支持,导致信息资料查询难,公共信息来源匮乏。作为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的检察机关,无权顺畅地查询到查办职务犯罪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形成了反腐败的高呼声与查处腐败的配套制度严重不足的矛盾。
  2.技术侦查运用难,实务中难以发挥效用。表现为审批层级过高,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不切合实际,立案之后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已经丧失取证价值。
  3.没有建立腐败犯罪案件特别证明制度。对于腐败犯罪证据来源少、取证难带来的证明困难,立法没有针对性地设立特别的证明规则以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
  (四)证据困境带来口供依赖
  1.侦查条件不足导致职务犯罪案件存在口供依赖。目前,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与证明手段没有实质性的改进,口供仍然是案件的重要证据,贿赂犯罪案件尤其如此。惩治腐败犯罪需要更多符合侦查规律的手段、措施,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口供依赖的问题。
  2.侦查思维和侦查模式尚未有效转变,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明仍依赖口供。目前,对于不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如何开展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缺乏研究,司法实务中难以在不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下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羁押率高,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取口供,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所提出的12小时讯问时间不足的问题,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如果不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可以继续侦查取证的话,就完全不存在办案讯问时间不足的问题了。
  3.渎职侵权类案件中,发现难、责任确定难的问题突出,导致对口供间接依赖。渎职侵权类犯罪事实的证明对口供的依赖本身不强,但因为其查办难度极大,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愿意同时调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贿、受贿行为。如果有嫌疑人的认罪口供,查办难度就会大大降低。因此,渎职侵权类犯罪案件对口供的依赖,是办案人员希望降低办案难度,寻求心理支持而带来的间接依赖。
  二、降低职务犯罪案件口供依赖的条件
  降低职务犯罪案件对口供的依赖,是确保口供自愿性的基本前提,应增加证据来源,设立举证责任例外制度,减少口供依赖。
  (一)充分利用科学信息技术
  应以精细化初查为基础,提高科技含量,提高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科学技术以及信息化技术运用水平,树立信息引导侦查的理念,将犯罪案件侦查信息工作作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基石,建立以信息情报管理、案件线索经营、涉案信息查询、通讯信息定位为重点的信息化平台:一是基本情况查询。快速查询涉案人员身份资料、家庭情况、家庭基本财产情况;二是通话记录分析。用话单分析软件查询、分析涉案人员的主要社会关系,发现人员异常联系情况及其他往来状况;三是获取出行状况和银行账户资料。查询人员出行情况,可从中发现异常。银行账户资料查询可以发现资金往来信息,评判是否有异常资金进出;四是案件线索管理。对有价值的线索、信息进行有效整理和管理,在条件成熟时,线索、信息可以转化成为证据使用;五是电子取证技术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充分运用。电脑、手机通信信息的收集、分析和运用,可以快速锁定目标和特定关系人,增加有效证据来源,提高侦查精准度。
  (二)有效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取证
  技术侦查措施是发现和查处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证据来源,但技术侦查对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侵害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适用中既要做到有效地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取证,增加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来源,减少口供依赖;又要规范合理地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面影响,从制度上杜绝滥用技术侦查措施,防止侵犯个人隐私及其他对社会和个人的伤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初查的法治化、技术侦查的法治化是当务之急。初查的法治化解决的是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正式程序的问题,从法律层面规定初查时就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从而有效地增加证据来源。技术侦查的法治化解决的是技术侦查缺乏操作程序的问题,让技术侦查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真正发挥作用。
  (三)赋予侦查机关更有效的获取证据的权力
  为解决职务犯罪案件发现难、侦查难的问题,英、美等国家都规定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强制取证制度。英国《1987年刑事司法法》中规定,反严重欺诈局侦查人员在犯罪侦查中有权行使强制讯问和询问权……不提供证言(包括供述)和提供虚假证言(包括供述),均构成犯罪。[2]在美国,检察官侦查职务犯罪等复杂犯罪案件时,可以通过大陪审团获得强制取证权。[3]根据香港廉政公署条例,廉政专员可以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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