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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试析纪检口供的证据效力
【英文标题】 Simple AHab,se the Evidentiary Effect of the Inspect Discipline Oral Confession
【作者】 邱文华【作者单位】 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
【分类】 诉讼制度【中文关键词】 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翻供
【英文关键词】 competency of evidence;weight of proof:withdraw a confess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5)11—0100—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1
【摘要】

当前,在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翻供的情况比较突出。在此情况下,可否以纪检口供直接定案,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问题。通过考证现行立法及有关证据法理论,发现纪检口供并不具有刑事诉讼的证据能力,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要解决这一司法难题,必须对现行反腐体制进行改进。

【英文摘要】

At present,in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graft,corrupt,appropriating public funds this task sin cause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appellee withdraw a confession is more outstanding.In the circumstances can settle case directly’with the Inspect Discipline Oral Confession become the juridical practice in the very tough problem.The transit researches the current laws and the relevant testimony principle of law theories.detecting the Inspect Discipline Oral Confession not to hav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riminal action,can’t be the criminal action evidence directly.To solve this judicial knot, must advance the improvement to the current fight corruption struct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996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称纪检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纪案件过程中,向纪检监察人员所做的关于自己犯罪事实的供述和辩解。这种口供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做出明文规定,法学理论界对此问题也鲜有论述。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一贯做法是将纪检部门移送的材料作为线索材料,按照诉讼程序重新调查取证,然后根据自己调查的材料提起诉讼。通俗地讲,就是对纪检部门收集的涉嫌犯罪材料实行证据转换,以转换后的材料提起诉讼。一般不将纪检部门移送的材料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从我国目前公布的判例看,尚未发现将纪检材料不经证据转换而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情况。但是,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受贿案件,因被告人在纪检部门移送案件后全部翻供,主要证人(被告人之妻)也完全改变证言,检察机关就将被告人及其妻在纪检部门的口供和证言作为控诉证据提起了公诉。因此,纪检口供的证据效力问题,是司法实践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上述案件中,对纪检口供的证据效力之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纪检口供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二是在纪检口供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情况下,如纪检口供与诉讼口供存在矛盾,到底应当以何为准。前者涉及的是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问题,后者涉及的是纪检口供的证明力问题。对上述问题,控、辩、审三方的意见大相径庭。控方认为:刑事诉讼法42条第1款明文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纪检口供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因而也是刑事诉讼的证据。纪检口供的证据资格毋庸质疑。纪检口供比诉讼口供形成时间早,是原始口供,二者如有矛盾,应以纪检口供为准。此意见肯定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并认为其证明力优于诉讼口供,可称之为“肯定说”。辩方认为:纪检口供不属法定的证据形式,因而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由于诉讼程序比纪检调查程序更为严格,诉讼口供的效力高于纪检口供。此意见否定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认为其证明力低于诉讼口供,可称之为“否定说”。法院认为,对纪检口供应该区分是亲笔口供,还是笔录口供,是被告人主动交代的还是被动承认的。对亲笔口供和主动交代的事实,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在纪检口供与诉讼口供相矛盾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讲以谁为准,而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此意见对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采取折衷立场,可称之为“折中说”。上述三种观点主要是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所做的分析,各有其道理。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应用证据法理论进行剖析。

二、关于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

证据学上的证据能力,又称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某一材料成为诉讼证据所必需的资格或条件。在英美法系中,称之为证据的可采性。我国也称之为证据的采用标准{1}。很显然,证据能力中的“能力”,如同民事权利能力中的“能力”,是一种法律上的资格或条件,是证据可否采用的标准。理论上一般认为,证据采用的基本标准包括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项标准{1}。即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客观联系,证据的形式和取得程序必须合法。其中证据的合法性具体包括: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2.提供、收集证据的主体必须合法;3.证据的内容必须合法;4.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2}。综观我国三大诉讼法,虽没有使用证据能力的概念,但却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立法规定,结合证据法理,我们不难得出纪检口供不具有刑事诉讼证据能力的结论。

首先,从形式上看,纪检口供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法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42条之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形式。在这七种法定证据中,并不包括纪检口供。当然,该条规定的证据形式中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一证据形式,但这一证据形式显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向司法人员所做的供述和辩解,因为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就不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简言之,纪检口供是违纪人供述和辩解,而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其次,从主体上看,纪检口供不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人员收集的。

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一种行使侦查权的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三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权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使,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只能由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收集,其他任何机关和人员都无权行使此权利。在我国,党的纪检机关享有检查权,行政监察机关享有监察权,但根据《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第2条及行政监察法第18条的规定,这种检查权、监察权是指对违反党纪、政纪案件的调查处理权,并不是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对涉嫌犯罪的,《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37条及行政监察法第43条均规定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因此,纪检机关收集的违纪人员口供及其他材料只能作为案件线索,而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否则,则无异让纪检机关代行侦查权,有违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再次,从程序上看,纪检口供不是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程序收集的。 纪检部门在查处违纪案件时,是依据纪检部门的办案条例调查取证,而不是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因此,纪检口供的收集程序不可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纪检口供及纪检部门所收集的材料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 从体制上看,纪检部门办案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程序。纪检部门在查处违纪案件时发现涉嫌犯罪的,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由司法机关按诉讼程序重新调查取证。纪检部门的移送行为只是启动诉讼程序的一个原因。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需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基本程序。纪检部门移送案件后,还必须经过侦查程序。如果将纪检部门收集的口供及其他材料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那么,侦查程序就形同虚设。

基于以上三点,笔者认为在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问题上,“否定说”是正确的,即纪检口供是纪检部门查处违纪案件的依据,它只能作为刑事案件的线索材料,而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

但是,“肯定说”从法律规定人手,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为大前提,以“纪检口供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为小前提,得出“纪检口供也是刑事诉讼证据”的结论。其推理过程也是无懈可击。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证据”一词的多义性。对“证据”一词,我们至少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指证据材料,即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所有事实材料;其二指定案依据,即定案证据{3}。“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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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03,104—110.

{2}卞建林.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6.

{3}江伟.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06—207.

{4}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464.

{5}樊崇义.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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