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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我国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的建构
【英文标题】 On Constructing the Three—tiered System in Capital Cases
【作者】 马丽丽【作者单位】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死刑案件;救济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三审终审制
【英文关键词】 capital cases;procedure of relieve;procedure of judicial review of death sentence;three-tiered system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5)11—0148—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1
【摘要】

死刑的适用有利于控制、预防犯罪,但随着保障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死刑逐步被废除,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也采取各种救济措施,以防错杀。我国采取的死刑复核程序在保证死刑案件质量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着很多弊端,因此建议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实行三审终审制改造。

【英文摘要】

It helps to control and prevent the crime that death penalty is suitable,but with the voice of human rights growing to even greater heights,death penalty is abolished progressively,the country that does not abolish death penalty take various kinds of relief measures to in case manslaughters.The procedure of judicial review of death sentence that our country takes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capital cases,but there are a bt of drawbacks in its own,so the author proposes cancelling the procedure of judicial review of death sentence,and enforcing three-tiered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993    
  
  

对于被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我国在规定两审程序的基础上,还规定必须实行一项特别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这对于保证死刑案件质量,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又存在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与现代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理念不符,因此建议废除死刑复核程序,对判处死刑的重大刑事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改造。

一、死刑案件救济程序考察

死刑作为一种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种,在预防犯罪、控制犯罪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推进,各国对死刑的态度逐步由沉默转为了限制,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立法废除死刑或在事实上废除死刑。1764年,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笔者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然而,如果笔者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笔者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1}贝卡里亚首次从人道的角度提出了废止死刑论,引起了国际上久争不息的持续二百多年的死刑存废问题大讨论。从总的趋势来看,死刑的适用在逐步经历着由滥用到慎用、限制再到废除的过程。在国际上,联合国有关组织近些年来一直在呼吁限制死刑。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5款又规定,“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联合国1985年9月通过的《关于保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包括9项规定,都是关于在被指控犯有死罪的罪犯权利问题上刑事司法程序中应遵守的基本保障。该国际法律文书规定,“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或新生婴儿的母亲或已患精神病者不得执行死刑”,“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寻求赦免或减刑”,“判处死刑的执行应尽量以引起最少痛苦的方式为之”[1]。这些都明确体现了限制死刑适用的精神,即废除死刑,不能废除死刑的国家应严格限制其适用。

废除死刑是一种大势所趋,但这有一个过程,其速度和方式会因为各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历史原因不同而不同。正如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指出:“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地论述死刑是保留还是废除,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视历史的社会的现实,根据该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2}如法国、荷兰、奥地利、德国等,已经通过宪法或法律宣告废除死刑;加拿大、意大利等则是对叛国罪和军事罪保留死刑,而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了死刑;还有20个国家如比利时、爱尔兰,虽然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废除死刑,但也被认为实际上废除了死刑,因为这些国家在过去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没有处死过任何犯人;此外,美国、日本等国还在保留着死刑。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秘书长的第六个五年报告所提供的资料,截至1999年2月,全世界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地区已多达74个,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地区有11个,连续10年以上或者自独立以来或者已经正式声明在废除死刑之前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达38个[2]。目前,世界上还有86个国家仍明确保留并执行死刑,但这些国家每年处死犯人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数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针对死刑判决的特别程序或制度,以达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其具体做法虽各有差异,但其慎用死刑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对判处死刑的罪犯采取特殊的交付执行程序;(2)对某些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依照一定的程序可以赦免;(3)增加死刑案件的审级,赋予死刑罪犯特别上诉权,直至最高审判机构。如日本规定,死刑判决一经确定,检察厅长必须把这一决定向法务大臣申报,并由中央更生保护委员会审查,考虑有无特赦、减刑等恩赦的可能性,然后再执行。而印度针对死刑判决规定了两种特别程序:一是被告不上诉的,可由高等法院确认后执行,其在刑事诉讼法中详细规定了确认程序的方式、组织、内容、以及确认后的法律后果;一是被告还可以一直上诉至最高法院,在上诉期未满前,高等法院应当命令延缓执行。台湾则在刑诉法中规定,死刑案件中原审法院不待上诉,依职权迳送主管上级法院审判,视为被告人已提出上诉,还规定死刑案件应报请最高司法行政机关核准。

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说明我国是接受适用死刑的国际标准的。为了适应国际司法准则的要求,与国际接轨,我国根据世界死刑案件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了现阶段不废除死刑,但要限制其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方针。这一方针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我国不但属于保留死刑的国家,而且,无论是刑法上所规定的死刑罪名还是实际适用的死刑数量,都居于保留死刑的国家之首{3}。但是,死刑毕竟是关系到生命权的问题,因此,我国通过立法上的控制和程序上的保障,来达到限制死刑,保证其正确适用的目的。在立法上,通过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主体等来限制死刑适用。如《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程序上,最主要的就是在两审终审制外,设立了死刑复核程序,即死刑案件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死刑复核制度在我国历史发展悠久,早在汉代我国就出现了死刑复核制度的萌芽,汉律规定“有故乞鞫”,即对司法机关的判决不服,允许当事人上书,向上级司法机关请求复审,这便形成了初步的死刑判决复核制度。至隋唐死刑复核正式形成一种制度,《唐六典·刑部》记载:“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详复”。对死刑判决的执行,须奏请皇帝批准:“诸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五复奏”,“诸决大辟罪……在外者,刑部三复奏”,“若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者,唯一复奏”[3],即中央所在地的死刑判决,须向皇帝“五复奏”,地方州县的死刑判决,须向皇帝“三复奏”,对谋反、谋大逆、恶逆,及部曲、奴婢杀主人的重大犯罪,处以死刑的只实行一复奏。明朝的死刑复核案,实行“会审”、“园审”、和“朝审”制度。至清朝,由初审机构逐级向上审转复核,最终由督抚向皇帝具题。我国现在的死刑复核程序就是借鉴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而设的。这种程序并非由当事人、检察机关通过上诉或抗诉所发动,而是由人民法院自行就死刑判决实施的审查和核准程序。这种程序尽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上诉程序”,也不是就死刑案件设定的一个独立的审级,但由于使被告人在上诉之外又获得了一次权利救济的机会,因此也应视为一种普通救济程序{4}。这样就为死刑案件增设了一道关卡,多了一层保护屏障。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对中国新刑法中所规定的死刑应该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是符合关于对死刑应该规定特殊的上诉程序的国际标准的一项制度[4]。由此可见,古今中外对于死刑案件判决的执行都是十分慎重的。

二、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

我国设立死刑复核程序的初衷是严格控制死刑数量、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保证案件质量,然而,由于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大量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下放给了高级人民法院,使死刑复核程序出现了很多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

(一)立法层面

我国死刑核准权的归属曾经历过几次变化。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最早规定死刑核准权归属的法律是1954年9月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当时,死刑核准权基本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执掌。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总结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于刑事诉讼法15条,第144条,第145条,第146条,第147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3条,对死刑案件的审判复核和审判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不仅把判处死刑的权限划归中级人民法院,而且明确规定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指出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缓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标志着死刑核准权已统一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5}。至1983年,为了适应“严打”的需要,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宝13条作了修改,规定“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又使得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院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然而,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但对死刑复核程序未作出任何修改,死刑仍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缓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照应,1997年《刑法》亦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在新刑法实施前,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9月正式发布司法解释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给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

1.有违后法优于前法原则

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可以行使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而1996年和1997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均未规定将死刑核准权授权给高级法院行使。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现行法律上的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以新法、后法或更高效力层次的法的规定为准.特别是在新旧两法有冲突时更应坚持这项原则性规定。因此,在1996年和1997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对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归属作出规定后,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这方面的规定自然而然的就失去了法律效力,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发布的司法解释更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了。

2.有违宪法法理的精神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刑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同属于基本法的范畴,但是刑事诉讼法刑法是由全国人大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而人民法院组织法13条关于授权的规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根据宪法法理和法律的位阶理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法律在效力上毕竟不能等同于全国人大直接制定的法律,因此,法院在选择适用时,应当优先适用《刑法》而不应该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根据这一原则,对于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归属问题,应当根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来确定,而不能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来进一步作出司法解释。可以得出,司法实践中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复核权的做法于法无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

(二)制度层面

1.作出判决的法院主动报请复核,有违控审分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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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意)贝卡里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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