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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社区矫正试点与矫正质量的提高
【英文标题】 The Experimental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Should Emphasize On the Improvement of Correction Quality
【作者】 汤啸天【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
【分类】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中文关键词】 刑罚;社区矫正;矫正质量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penalty;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correction quality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4【页码】 13
【摘要】

社区矫正是组织社区的力量,对符合在非监禁条件下接受矫正的罪犯实施刑罚的活动。社区矫正的试点应当紧紧围绕提高矫正质量,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谨慎操作。试点工作一定要重心下沉,解决好街道怎么办、居(村)民委员会怎么做等实际问题。对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成果采取谨慎乐观的态度较为可取。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组建,社区矫正工作与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关系的处理,防止社区矫正对象对社会的“逆向感染”,被矫正人员的权利保障等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亟待在试点工作深化阶段予以解决。

【英文摘要】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refer to the ution of punishment to the criminal who complies with the standards of accepting the corrections under the non—imprisonment conditions in their communities. The experimental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should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rrection quality,and take scrupulous measures based on the balancing of each party’s interests.The experimental activity shall solve the practical issues on what subdistrict office shall do and what neighborhood commission shall do.It is wise to hold prudentially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the experimental community based corrections in China.The followings are the key issues which should be solved in the further stage of experimental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ing team of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how to d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and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how to prohibit the correction members from infecting the society reversely and how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the corre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342    
  
  2003年春,全国人大代表***领衔向大会提交了要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议案。议案认为,社区矫正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刑罚“治病救人”的理念。我国以往的罪犯改造主要适用监禁刑,弊端是监狱环境“交叉感染”,容易造成一些青少年或短刑期犯罪人员入狱后犯罪恶习进一步强化;刑满释放人员因长期监禁,回到社会后社会相容性和适应能力差,容易重新犯罪。推进此项工作,不仅是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更是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有效举措。这一议案对推动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的区县层面展开,江苏等地的试点也已经启动。2003年12月,由上海市政法委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必须充分肯定,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由于领导重视,推进迅速,已经初战告捷。下一步的试点工作应当按照重心下沉的原则,紧紧围绕提高矫正工作质量这个核心展开。
  笔者认为,对罪犯实施社区矫正,并不是对狱内矫正的否定,社区矫正只是罪犯矫正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推行社区矫正的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狱内矫正的弱点,探索更加符合国情的罪犯矫正方式,在整体上提高罪犯矫正的质量。社区矫正的试点应当围绕提高矫正质量来设计和运作,即如何使适于社区矫正的罪犯“回家服刑”,如何实施非监禁条件下的矫正工作,如何对社区矫正的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估,如何对社区矫正实施监督。以上“四个如何”的突破,无疑需要投入大批人财物力,但更为需要的是重心下沉,以创新、务实的态度进行实打实凿的探索。由于社区矫正的理论基本上属于“舶来品”,我们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理论,还要通过移植发现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并寻找到改进的对策。笔者愿提出一些社区矫正中应当注意而又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作为一份礼物,奉献给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一、对社区矫正基本含义的正确理解
  有学者认为,似乎到目前为止,社区矫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以为,什么是社区矫正这不仅是概念之争,更是关系到工作性质的定位之争。如果连什么是社区矫正都没有搞清楚,全面铺开的社区矫正就难免走偏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议案提案人***认为,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或狱内服刑表现较好的罪犯,在执行一定的刑期后,运用社会力量在社区环境中继续执行刑罚的一种开放型改造方式。这一定义强调了社区矫正是对监禁矫正的接续或是对罪行较轻者适用的矫正措施。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将社区矫正定义为:社区中的所有犯罪矫正措施。美国学者福克斯则认为,社区矫正是指发生在社区,运用社区资源并具有补充、协助和支持传统犯罪矫正功能的各种措施。{1}福克斯的观点侧重说明了社区矫正是对监禁矫正的补充。笔者认为,按照是否监禁服刑人为标准,罪犯矫正分为监禁矫正、社区矫正两部分。社区矫正是罪犯改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条件地将部分罪行较轻或已经经过一定期限的监禁教育,改造表现较好,解除监禁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实行的行刑措施。为此,可以将社区矫正的基本含义概括为:由专门机构负责,组织社区的力量,对符合在非监禁条件下接受矫正的罪犯实施刑罚的活动。
  (一)社区矫正是非监禁的或者暂缓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
  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非监禁刑有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其中因为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有一定期限而适用社区矫正;此外,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也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笔者认为,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属于缓暂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即因为人民法院判定了缓刑考验期、监外执行、假释或者省级监狱管理机关批准了保外就医,而有条件地不予关押,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执行刑罚的方式之一,判处何种刑罚、刑期长短、附加何种条件的决定权均在人民法院。即便试点工作中成立的社区矫正主管机关,其职能也只能是从事该项工作的日常管理,不可能也不应当分割人民法院的审判权。
  在探索刑罚执行方式的时候,切不可“走极端”,把监禁矫正说得一无是处。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重心应当是如何在非监禁的条件下执行刑罚,而不是罗列社区矫正的优点。对罪犯是否实施关押是依据罪犯实际情况作出的矫正方式选择,无论是否监禁服刑人,所追求的实质是矫正工作的成效。如果社区矫正工作不能收到良好的矫正效果,就无法证明社区矫正的优越性。由于社区矫正社会效益的显现会有一定的滞后,试点工作期间一定要慎言“成果”。有的学者提出防止社区矫正成为司法腐败的“防空洞”,这种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现有的试点几乎都是在如何建立工作体系、如何将服刑人融入社区,而如何对罪犯实施矫正的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矫正效果的评估体系尚未建立,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还处于空白状态,试点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既要有自信,更要有在矫正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上取得突破的勇气和毅力。
  (二)社区矫正的适用应当以不致再危害社会为条件
  根据《上海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适用非监禁刑的范围是: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不关押也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人员。包括初次犯罪且罪行较轻的;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过失犯罪的;犯罪时属老、弱、病、残、孕的;职务犯罪未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经教育后,确已悔罪的等人员。对于既具备减刑条件,且实际服刑在原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又符合适用非监禁刑条件,不属累犯、再犯、惯犯及暴力犯罪的,余刑在6个月以上;减刑后,余刑不满一年的人员可以适用假释。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人员在交付执行前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患慢性疾病,经久治不愈的等四种情形的人可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概而言之,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宁和相关社会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交付社区矫正的罪犯必须以脱离监禁后不致再危害社会为前提条件。笔者不同意社区矫正是行刑制度改革方向的提法。只要有刑罚存在,以监禁为主要特征的对人身自由的严格限制就是重要的行刑方式之一,对具有暴力倾向的重刑犯是一定要实施关押的。对实施社区矫正的对象,必须按照“不关押也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的标准进行严格的审查。
  在社区矫正工作刚刚起步阶段,更应当注意全面准确地介绍国外的社区矫正率。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李斌在《关于引入社区矫正制度的一点思考》一文中说:“国外对于缓刑、假释的适用十分普遍,如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达到全部被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其中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新加坡76.15%,法国72.63%,美国70.25%,就是适用率比较低的韩国和俄罗斯,也分别有45.90%、44.48%的人被适用缓刑或者假释。包括其他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内的社区矫正的适用就更加广泛了,例如:日本目前大概有3/5的罪犯在保护观察官的监督下接受矫正处遇措施。”这些数据至少涉及到我国的罪犯与美国等国的罪犯概念的差别等诸多因素,如果片面地宣传上述数据,很容易造成我国也要对相当多数罪犯实行社区矫正的误解。据传媒介绍,我国各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犯罪率占当地犯罪率的70%以上,安置到社区接受矫正的前提条件又是具有当地的城市户口。按此推论,几乎是要把具有城市户口的全部罪犯都安置到社区矫正了。实际上,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作出如此决策。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根据我国的国情,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比例到底有多大呢?对此,相关领导机关应当保持冷静的头脑。

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三)社区矫正实施力量的组建应当“本土化”
  2003年3月的“两会”期间,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对社区矫正做了这样的阐释:“我们所讲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司法部长对社区矫正的表述一定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但是,张福森部长所说的“我们所讲的社区矫正”概念似有“本土化”不足的缺陷。国外的社区矫正的确有“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特征。根据我国现实的国情,强调“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社区矫正似乎有脱离实际之嫌,至少在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中是缺乏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协助的。上海的做法是从公安、监狱系统选派的干警和向社会招聘的人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1]北京的做法是“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政法各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专业矫正人员包括司法所干部和抽调的监狱干警和社会志愿者。[2]天津的做法是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狱局向各区派驻1—2名监狱警察协助司法局开展工作。各街道成立社区矫正工作站,成员由责任民警、居委会治保主任、群众代表等组成。[4]我以为,我国有我国的具体国情,把国外社团组织、志愿者协助开展社区矫正的经验套用到我国很难行得通。在我国试行社区矫正,一定要解决好街道怎么办、居(村)民委员会怎么做的实际问题。脱离了街道、居(村)民委员会的社区矫正就很难说是“本土化”的。
  (四)实行社区矫正是行刑强制措施而非自愿选择
  2003年4月8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件进行了法庭审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法庭宣布判决前,进行了由犯案人张军(化名)所在街道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一同参加的听证会,对张军是否具备缓刑条件进行考证。在法庭上,社区矫正工作小组提出,张军作案时刚过18周岁,又是初犯刑律,而且犯案时其父母刚刚离异,自己也没有了工作。鉴于张军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请求法庭对张军判处缓刑,让其回到社区进行改造。随后,张军当庭签署了《自愿接受社区矫正承诺书》。最终,在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后,21岁的初犯张军回到了外婆家中开始了自己的社区矫正生活。[4]作为试点,这里提出了三个新的问题:其一,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应当增加召开“听证会”这一程序,听证会是审判前的必经程序还是选择性程序。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是并不存在“审判听证”程序的。其二,判处缓刑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还是以“有实行社区矫正的条件”为条件。我国《刑法》第72条、第74条对缓刑的适用规定为:犯罪分子被判处的是拘役或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不是累犯。如果在法定的标准以外再增加“有实行社区矫正的条件”作为判处缓刑的条件,似应当经过法定的程序。其三,签署《自愿接受社区矫正承诺书》意味着对罪犯实行社区矫正是出于罪犯自愿的行为。由此给人带来的联想是,罪犯可以选择自己愿意接受的刑罚执行方式。从法理上看,应当允许如此吗?从实践角度考虑,果真能够如此吗?
  笔者认为,某个服刑人是否适于留在社区进行矫正应当是人民法院或经授权的专门机构的决定,而不是服刑人的自由选择。什么罪犯可以在社区接受矫正,什么罪犯必须投入监狱改造,罪犯自身并不存在选择权。如果确认社区矫正是执行刑罚的一种方式,服刑人就不应当对刑罚存在“自愿接受”权,这个道理是不证自明的。北京市在试点工作中明确了社区矫正对象仅限于具有北京市户口的罪犯,仅仅凭这一点就说明接受社区矫正不是一种自愿选择,至少是排除了在北京判刑的外来人口自愿选择社区矫正的权利。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城里人犯罪后可以选择“回家”服刑,在城里打工的农民犯罪后却不能选择回城市的暂住地服刑,这种规定本身就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
  二、社区矫正应当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谨慎操作
  目前,我国不少学者以美国的学术资料证明实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些论述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凡事都有正面与负面的效应,“一俊遮百丑”和“一丑遮百俊”都是不可取的,社区矫正工作应当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谨慎操作。例如,一方面推行社区矫正能够减少监狱的支出,另一方面搞社区矫正又需要新的财政投入,此减彼增之间的“账”总是要算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撑,社区矫正必定难以持久。特别是在试点阶段,与其把困难设想得少一些,不如把困难设想得多一些;与其把配套措施放到日后考虑,不如把配套措施的设计和试运转纳入试点范畴;与其快速地在全国铺开,不如审慎地进行“中期实验”,即选择城市(含东西部的大中小城市)、农村(含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大型工矿区、农林区等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试点,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决定下一步的安排。
  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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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赵旭明,吴建英.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思考(N).人民法院报,2003—17—21(3).

{2}康树华.犯罪学大辞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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