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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继承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
【英文标题】 Succession Legal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The Coordin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ccession System
【作者】 冯乐坤【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
【分类】 社会保障行政法律制度
【中文关键词】 社会保障制度;法定继承制度;被继承人的意愿;亲系与亲等相结合
【英文关键词】 social security system;system ab intestato;the will of the deceased;the combination of affinity with degree of kinship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4【页码】 57
【摘要】

我国大陆地区继承法在设计法定继承制度时,受当时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财富较少等特殊国情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影响,于是在确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时,注重了对弱者的社会保障,使之具有了社会保障的功能。然而,随着大陆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健全,笔者认为,将来继承法中的法定继承制度重新设计时应放弃以往所担负的社会保障功能,恢复其原貌。

【英文摘要】

When the mainland of China designed its succession legal system,the domestic social productive force were lee developed,the wealth was still little.Therefore,the scope and sequence of successor showed kind of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vulnerable thus had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ecurity.However,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the author hold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uccession law to abandon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when redesigning this system,and to restore its status quo ant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344    

我国大陆地区自50年代初起草设计继承法至85年的继承法颁布以来,在法定继承制度方面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财富的增加,此种与众不同的法定继承制度的弊端逐步凸现出来,日益不符合现实的要求。基于此,笔者以为,从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协调的角度出发,大陆继承法中的法定继承制度应重新设计。

一、社会保障制度与继承制度的关系

一般而言,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此目的主要是通过对弱者的保护而实现,具体言之,就是通过为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病人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实现的。而继承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和延续家庭功能,实现此目的的主要途径就是由与被继承人有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的继承人取得财产。这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有着根本地区别。不过,大陆的继承法除具有上述目的以外,又具有“为了保证未成年的子女和需要赡养的老人以及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者获得生活资料,从而减轻社会的负担”{1}(P43)的目的。这致使有学者认为遗产继承实质上是家庭成员间的一种经济互助关系。[1]此种认识不仅使大陆继承法的目的与社会保障法的目的相重合,而且使大陆继承法的设计一反常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尤其在法定继承制度方面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即法定继承人的第一顺序为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丧偶的儿媳对公婆、丧偶的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同时,又设计了依靠被继承人生前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可以适当取得遗产的遗产取得人制度。显然,立法者旨在用继承制度法替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需注意的是,虽然现行继承法的法定继承制度及其相关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但毕竟其功能有限,在被继承人无遗产或遗产较少时却又无法真正的实现此功能。因此正确地认识继承法的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理应为当前重新设计继承法的首要任务。为此,我们必须从大陆现行法定继承制度的形成历史以及继承权的本质出发,明确它们间的关系:

(一)现行法定继承制度形成原因之分析

新中国建立后,大陆地区基于现实的需求,有关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多次司法解释。在1951年9月15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权问题给政法委员会的复函》中指出的继承顺序为配偶、子女及无劳动能力或其他生活条件的父母为第一继承顺序,有生活条件的父母视为第二继承顺序,兄弟姐妹为第三继承顺序。1954年12月2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案件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初稿)》又提出被继承人的子女、配偶和不能维持生活的父母为顺序最优的继承人,能够生活的父母次之,最后的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受其影响,立法机关于1958年3月草拟的继承法草案第14条、第15条遂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被继承人的孙子女、曾孙子女可以代位继承。1963年8月2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改稿)》又解释道,被继承人的遗产,首先应由其配偶、子女和父母继承,无前述继承人的则应由同胞的兄弟姐妹继承。1979年2月2日颁发的《第二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又解释道,被继承人的遗产,首先应由其配偶、子女和父母继承,子女已过世的由其孙子女、外孙子女代位继承。如果没有配偶、子女和父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可以继承其财产。至于1985年4月10日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继承法10条、第12条

所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则是多年以来司法实务的经验总结即规定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丧偶的儿媳对公婆或丧偶的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由此,从上述大陆地区的法定继承制度形成历史着眼,究其形成原因无外乎由以下两方面的影响所致:

其一,受苏俄民法典的影响。[2]具体言之,就是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第418条规定,法定继承人是被继承人的子女、配偶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以及其他丧失劳动能力并且在被继承人生前依靠被继承人生活一年以上的人;被继承人的子女死亡的,则由其孙子女、曾孙子女代位继承。1945年6月12日苏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颁布法令补充规定,若没有上述的继承人,或者继承人不接受继承的时候,法定继承人就是被继承人有劳动能力的父母;若没有父母,则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1964年6月11日通过的苏俄民法典第532条规定法定继承人中的第一顺序为子女、配偶、父母,第二顺序的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两部先后民法典不同规定对于当时民事立法处于空白的大陆地区不无影响,这从上述自50年代开始的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司法解释以及立法机关所设计的继承法草案乃至最终正式确立的继承法中规定可以得到明证。[3]

其二,受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远不够发达,社会的物质财富不够富裕,国家对于老年人、未成年人、病残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远远不够,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理应承担责任的特殊国情的影响。这种现状迫使有关继承法的司法解释必不可少会体现此种精神,尤其是在确定法定继承制度时,更是如此。如前述的1951年9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权问题给政法委员会的复函》和1954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案件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初稿)》中所确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是依“又无劳动能力或其他生活条件”为标准而判定被继承人的近亲属的先后继承顺序,其目的就在于使与被继承人生活关系密切的近亲属都可以取得被继承人的遗产,使之老有所养、幼有所助,不仅社会秩序得以稳定,而且国家的负担也随之得以减少。

实际上,上述两种原因,在当时的特殊年代,后者对当时继承法的起草影响最大。基于当时的大陆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处于空白,老人的赡养、未成年人的抚养仍由家庭承担的客观事实,加之当时人们所拥有的财产较少,故即便依继承法的规定取得财产,其他近亲属也不会提出异议。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此法定继承制度贵在弥补了社会保障制度在大陆地区的空白。

(二)继承权本质之思考

要想正确确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需正确的理解继承权本质,由此才能梳理出符合大多数人需求的法定继承制度。关于继承权本质中外大概有公益说、死者意思说、先占说、死后抚养说等数种学说。[4]各学说均有其合理的一面,只不过,为了充分体现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尊重个人的意愿,应以死者意思说为核心,辅之以其他学说的合理成分。[5]由此推知,若被继承人以遗嘱方式处分其财产,则应从其意思;无遗嘱时,应推定被继承人的意思而定。具体言之,就是被继承人基于何种意思将自己的财产留给与自己有上述关系的人,这在遗嘱继承不难理解,但在法定继承制度中仔细探究被继承人的意思难度却较大。为此,各国立法者在起草继承法时往往要以推定方式认定被继承人的主观意思,[6]从而得出一般性结果即被继承人都希望死后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后代,这从罗马法至今大多数国家的继承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7]尽管各国在制定继承法之初,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或不完善,却纷纷遵循此设计思路,而且在社会保障制度相当完善的今天,却至今并没有改变。我国自清末以来历次制定的继承法亦如此。[8]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陆地区继承法也不例外,只不过根据社会保障制度空白的特殊国情,又设计了对弱者的社会保障,这使继承法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社会保障的功能。

总之,就目前大陆继承法的具体设计而言,尽管基于特殊年代特殊原因的影响使社会保障制度和继承制度的功能过多地重合,其结果却恰与继承权本质即充分体现被继承人的生前意愿相悖。因此,对此种立法模式的合理性,理应进行检讨,以符合被继承人的意愿。

二、相关制度的评析实际上,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继承法的规定来看,对弱者的社会保障理念也是大量存在的。如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第418条规定的法定继承人是“被继承人的子女、配偶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以及其他丧失劳动能力并且在被继承人生前依靠被继承人生活一年以上的人”,此规定无疑已突破了传统继承法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为标准确定法定继承人的限制,不论其为亲属或非亲属,只要丧失劳动能力依靠被继承人生前扶养的,皆可以作为法定继承人参与继承。不过,苏俄民法典的此种扩大了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对属于同类社会制度的国家不无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的规定。[9]

大陆50年代起草继承法时,在确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是否也应该将“丧失劳动能力并且在被继承人生前依靠被继承人生活一年以上的人”列为法定继承人的问题方面颇有争议。但起草者认为“如果将他们列入继承人的范围,则有不妥当的地方,因在列入继承人范围后,当同一顺序没有其他继承人时,容易使他们单独地继承财产,而其他顺序的有劳动能力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便不能分割财产。这种规定在我们的群众习惯中是很难行通的,因之我们认为,对鳏寡孤幼的照顾是应当的,也必须在继承法中得到反映,但这些反映不宜用列入继承人范围的方式解决,而应当用作为被继承人生前扶养的人而加以照顾的方式解决。”{2}(P456)此种考虑的最终结果就是现行继承法确立了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适当取得遗产的遗产取得制度。

当然,在其他受罗马法影响至深的国家或地区中,上述理念主要体现在法定继承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中,如瑞士民法典第606条规定,被继承人死亡时,受其抚养的继承人可请求自被继承人死亡后继续给于一个月的生活费;德国民法典第1969条规定,对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属于其家庭并向其领取抚养费的被继承人的家属,在继承开始后最初的30天内以与被继承人所进行的范围相同的范围,基于抚养以及许可使用住房和家具;法国民法典第207—1条规定,先去世的配偶的遗产,应用于现存的配偶生活需要时的赡养费用。同样,我国澳门、香港的立法也不例外,澳门民法第1859条第1款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生存一方有权从逝者所遗留财产之受益收取抚养费,第1861条又规定,无生活能力的生存之子女又从其父或母所遗留财产之收益中收取抚养费;香港于1995年颁布的《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收养人)条例》规定死者生前共同生活配偶以及依靠其主要扶养的近亲属和其他任何人,均可提出经济给养的申请,取得死者适当的遗产作为基本的生活费用。

各国或地区所规定的上述制度尽管不一,其所涵盖的对弱者社会保障理念却亘古不变,只可惜,此制度并没有系统化、具体化。其主要原因就是上述国家或地区已经有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便决定了各国所设计的法定继承制度的目的就是推定死者意思即将自己财产留给自己的后代。从而就形成了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为依据而确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的设计思路,而且至今在大多数国家中不变。由此可见,法定继承制度的基本价值功能在于充分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让其财产尽量的留给自己的后代,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则主要在于补充法定继承制度仅限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为范围的缺陷,维护了主要依靠被继承人生前生活的其他继承人和非继承人的利益,也就具有了社会保障的功能。显然,两制度的价值功能是

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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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刘春茂.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2}史怀璧.关于继承问题向彭真同志的报告[A].何勤华,李秀清,陈颐.新中国民法典草案要览:中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郭明瑞,房绍坤,关涛.继承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陈苇,杜江涌.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立法构想(J).现代法学,2002,(3).

{5}龙翼飞.制定中国民法典财产继承编的思考与建议(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10).

{6}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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