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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邓小平法律思想的实证分析
【英文标题】 A Positive Analysis of Deng Xiao—ping’s Legal Thoughts
【作者】 徐爱国【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文关键词】 邓小平法律思想 中国共产党与法制 依法治国与法治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6
【页码】 7
【摘要】 本文试图运用分析实证的方法来分析邓小平的法律思想,并将其放在严格的典型的法律理论中作一定的分析和评价。按照顺序,分别论及邓小平所理解的法律,他对民主和法制的理解以及他对法治的理解。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791    
  一、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的法律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邓小平的理论被奉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含盖了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而且,邓小平的理论被写进到党章,成为执政党的治国指导思想。但是邓小平的法律观点并没有在上述十大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们不能冒然地提“邓小平法律理论”。但作为一个现代的伟大政治家,邓小平不可能不涉及到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作为我国第二次革命的设计师,他对法律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我国下一个世纪法律建设的基本蓝图。因此有必要对他的法律观念进行科学地分析,以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同样因为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首创者和实践者,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地重视和系统地论述中国特色的法律理论。比起他的经济改革理论、政治改革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等,他对法律的看法是粗线条的,是零散的。也就是说,他对法律的看法,不是专门地以一个严格法学家的角度来论述法律的问题,而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涉及到了法律问题;他不是从法律现象内部去探讨法律问题,而是从法律外部去描述法律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提“邓小平的法律思想”比提“邓小平的法律理论”似乎要科学一些。
  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邓小平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那么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邓小平的法律思想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想。如果我们不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方法探究,我们也可以从《邓小平文选》中得到相同的结论。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我国特有而他国没有的东西,“他国”是什么?一个是前苏联,一个是西方各国。中国特色区别于前苏联,邓小平反复论述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前苏联的模式,并痛斥“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1]中国特色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也反复讲过,“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2]“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观念不同。”[3]邓小平的法律思想区别于前苏联的法律理论,亦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理论,这就构成了他的中国特色。对于前者,这里不作任何解释;对于后者,本文要作一定的分析。
  二、邓小平所理解的法律
  邓小平没有专门地定义过法或法律或法制或法治。他第一次使用“法律”一词是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他第一次郑重地提及“法”、“法律”或“法制”,是在1978年,篇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篇被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他用一段17行约450字的篇幅谈到了人治与法治问题,列举了几个主要部门法,法制的原则和立法的指导思想等等。[4]这是被法学家们广泛引用的一段文字,其中一些说法也被写进了十五大报告。
  在此之前,邓小平大体把法律视为一种规章、制度,最多称为法令,而且篇幅也很有限。1941年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称根据地时期的法律为“法令”;1950年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中称法律为“共同纲领和政府法令”。[5]在此之后,“法律”一词的出现频率开始多了起来,如果加以归纳,他所理解的法律含义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法律是一种规章、章法和制度。邓小平反复强调,对于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民主要法制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原则要在试验中一步步地用章法将他们建立起来,这些制度和规章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性质是否改变颜色。[6]制度化了的规章就具有了行为的向导,提供了明确的处理标准,他说,法律与政治运动如“反右”不同,“反右倾容易混淆,容易搞错。哪样叫右倾,哪样叫‘左’倾,往往搞不大清楚。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7]有了制度就可以避免“人治”,避免政治的决策决定于个别人的看法和注意力。
  2.法律是一种秩序。邓小平强调,中国的改革首要的条件是政治的稳定,所以他反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反对随便示威游行,提议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法规。[8]有了法律秩序,才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稳定秩序,才有经济改革的环境,才有外资引进的保证。
  3.法律是一种平等。邓小平说,法律是消除等级和特权的有效工具。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9]
  4.法律是介于民主和专政之间的一种工具。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对于这些分子仍然要实行专政,因此需要有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存在,需要我们学会用好法律武器,对他们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从性质上看,专政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阶级斗争,是广泛的群众运动,一种方式是法律范围内的对敌斗争,要用法制来解决。[10]正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经常将民主和法制相提并论,在肯定两者统一的同时,更多地将民主指向人民的权利,更多地将法制指向对敌人的专政。
  5.法律是介于教育和武力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在处理社会上闹事者的方法上,邓小平的一贯方法是区分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和少数犯罪分子,对前者基本采取教育疏导的方式,对后者采取法律惩治的方式,在法律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慎重地采取武力的方式。[11]
  6.法律是一种理想的治国之术。应该说,邓小平对法律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978年他开始重视法律;1980年我国刑法和刑诉法通过公布和实行后,他感叹到:“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12]到1980年底,他提倡学习运用法律来管理国家事务,以法律的手段来巩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成果,加强政法队伍的建设;到1981年,1983年,1986年,他坚决用合法的形式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1989年后,他提议抓一、二十个大案来惩治腐败,作为典型,使人民满意。
  法律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就现代法理学的学说来看,法律含义大体上包括三种不同的内容。一是所谓的分析实证主义下的法律。法律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的整体,它是一个现代国家确立或承认的法律规则、规范或命令。邓小平肯定不是一个分析实证主义者,虽然他看到了法律有其规章、秩序和平等的一面,但是他不相信法律本身具有生命,他也不相信法律在一个国家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打击刑事犯罪为例,他认为,“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13]二是所谓的自然法学下的法律。法律有两种,一是国家制定的实在法或制定法或人法,一是在这些实在法之上的作为实在法指导原则的自然法。自然法可以是人的本性,可以是权利,可以是价值,可以是道德。邓小平肯定不是自然法学者,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会相信超越实际生活的绝对存在物。三是所谓的社会法学下的法律。社会法学是一个大杂烩,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学说,而是包含了无限多种方式方法的形式上的综合。最一般的看法是社会管理是一个社会工程,社会的控制是多方面的,在诸多社会控制中,法律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在这种观念下法律可以是规则,可以是制度和秩序,可以是司法行政的过程。从形式上看,邓小平对法律的理解有些接近这种看法。早在1962年他就说过,生产关系以什么形式为好,要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生产,“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4]当然用任何现存的法律定义和研究法律的方法来界定邓小平的法律概念,都不会是完全确切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实事求是”派。
  三、民主、中国共产党与法制
  邓小平反复论述过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提出了民主的法制化的观点。但是,民主的含义是什么,邓小平自己也承认是一个很难表达的问题。不过肯定的是,邓小平明确表示,他理解的民主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即三权分立、多党制、两院制和普选制,也就是不同于现代西方国家采用的政治制度。
  从思想进程上看,邓小平的民主思想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一个是50、60年代的“小民主”,一个是1978年后的“民主集中制”。
  1946年,邓小平提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具体内容是,在组织上在行政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政策性质上,要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共产党在这个联合专政中,要接近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以保证共产党在联合专政中的优势。在这种民主的政权下,党、军队和群众团体都要遵守政府的法令,“在人民中间,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权法令的习惯”,“建立人民法庭,以便接受审理案件,维护社会秩序,避免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的现象。”[15]这是一种朴素的民主观,接近民主的原始含义,它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民主制度的反映。
  1957年,邓小平说:“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16]按照《邓小平文选》的注释,“大、小民主”用语源于毛泽东,大民主指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有时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邓小平所指的大民主是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小民主指认真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邓小平把小民主形象地比喻为“出气”,他建议在各种会议上,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各种场合,“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1962年,他说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省、各地区、各县不合适进行“普遍”的“出气”大会,而在省一级,在省的委员会或者常委会或者书记处这样的范围内,在地县部门单位一级的委员会内部,有必要开开会,出出气。[17]“出气”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
  1978年以后,邓小平审慎地思考和对待中国特色的民主问题,他认为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包括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民主,包括扩大经营自主权的经济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在民主和法制的关系上,邓小平的经典提法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会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18]并且认为,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他主张“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为此,他反对在中国实行诸如三权分立、多党制、两院制和普选制的西方民主制度。他说,如果中国采用这些制度,那么就会“乱套”,就会产生“动乱”,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局面,也就是导致无政府状况。[20]
  这里自然地引申出邓小平法律思想中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和法律的关系。应该说,邓小平自始至终都把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的法律活动区别开来。1941年,他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是国民党的遗毒,是缺乏民主习惯的表现,并把“以党治国”的表现总结为三条: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群众的拥护之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干涉政府的工作,改变政府的法令;脱离群众,不能反映群众的意见,自以为是。结果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进而他提出了党对民主政权正确领导的原则,即指导和监督,指导使党的主张能够通过政权去实行,监督使政权合乎民主的统一战线原则。[21]1956年,邓小平详细地界定了党与国家机关的工作界限:“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二,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机关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美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22] 1980年,他认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个方面就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提出党中央的一部分领导不兼任政府工作,而是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体系,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23]1986年,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反复强调,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党政分开、权力下放。[24]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中国特色的民主是有限制的民主,至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中国特色的法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活动。从理论上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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