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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试论当前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界限
【作者】 叶高峰 史卫忠【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
【分类】 犯罪学【期刊年份】 1993年
【期号】 12【页码】 1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4741    
  一、研究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界限的紧迫性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广和逐步建立,经济犯罪也日益增多。由于它发生在经济领域,受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就更为直接、强烈,因此,较之其他类型的犯罪,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可变性和贪婪性的特点。司法人员在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时,感到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不知以何种科学的标准来评断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导致在具体办案中,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工作,唯恐处理不当被斥为破坏改革开放,在审判中,有时罪与非罪把握不准,将不属于经济犯罪的行为当作犯罪处理,或者相反。目前,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容易混淆罪与非罪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1.企业经营者和承包者按合同规定取得奖金、超额利润分成与贪污罪的界限,2.购销经营活动中收受大额礼品、互相馈赠、按合同收取“回扣”、“中饱私囊”与贪污罪、贿赂罪的界限;3.科技人员进行业余科技咨询、提供智力成果收取一定的劳务费用与受贿罪的界限;4.合伙经营中合伙人分取利润与贪污罪的界限;5.违反政策纪律,从事贩卖活动、居间交易领取“信息费”与投机倒把罪的界限;6.享有外贸权的单位手续不全直接进出口货物与走私罪的界限,7.国营、集体企业拆借资金给外资企业,收取高利息与挪用公款罪的界限;8.发行彩票、巨额促销与赌博罪的界限,9.法律禁止,但政策允许的案件与经济犯罪的界限;10.缺乏规范依据的危害行为与经济犯罪的界限,等等。
  上述这些有关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现象,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全过程中的各种类型的经济行为性质的正确界定问题。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彼此消长的过程中发生对立的必然结果,它使得经济行为的表现和构成更为复杂,人们评判行为性质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同时,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界定之所以困难,还同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1.法律规范与现实生活脱节,从而造成“规范空白”和“规范虚置”的状况。前者是指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因而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的行为,使得其既不受旧法的约束,又无新法加以规范,处于“真空”之中,如在证券市场,操纵股市、徇私舞弊、私下交易、挪用股金等行为,其法律性质就难以认定;后者是指由于新旧立法相互脱节而造成的新旧法律并存但内容矛盾,或者旧的法律显见过时但新法尚未出台,从而使得相应法律规定在界定经济行为性质时难以选择和适用,如买空卖空的期货交易行为、转手加价的买卖行为、居间中介的经济行为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2.司法人员的观念和素质跟不上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认为,不少所谓的罪与非罪难以认定,并非真正的不能据法界定,而是执法人员受传统的刑法观念束缚和业务素质较低造成的。法律是相对确定的,它的有效实施赖于司法人员的具体应用,如果死扣法条而不顾及时代的要求,看不到法律规定中深层次的用意,出现定罪失误自是在所难免。
  市场经济相对于现实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崭新的、革命的价值体系,它的发展,会引起人们的思想、道德以及法权观念的更新。法权观念,包括经济犯罪观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当前,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犯罪罪与非罪的界定上实现由产品经济的经济犯罪观向市场经济的经济犯罪观的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针对现实的司法状况,结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确立一系列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刑法制度、原则。其中首要的是应明确经济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种问题、矛盾十分突出,因此,正确界定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问题,尤其显得紧迫。
  二、要界定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应树立的观念
  市场经济活动,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是市场经济意识,这对市场经济下界定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市场经济意识主要表现为交换价值观念、市场观念、利益观念、等价观念、竞争观念、节约观念和风险观念。与市场经济意识相适应,笔者认为,在确定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中,首先应树立以下几个观念:
  1.树立定罪的谦抑观。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惩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它主要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这是基于市场经济的等价和节约观念而得出的必然结论。所谓等价,就是要求制裁手段与经济行为的危害性相适应,只有达到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危害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所谓节约,是指刑罚具有相对性,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而尽量通过民事的、行政的手段解决出现的问题,力求避免刑罚适用的昂贵,出现不必要的消极作用。在目前我国经济体制转换的特定时期,应对经济活动中的偏差行为有一定的宽容度,尤其是在罪与非罪界限吃不准的时候,更应采取慎重的态度。
  2.树立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的犯罪观。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行为,就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凡是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行为就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禁止。在当前经济状况下,界定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必须牢固树立这一观念,否则,就会出现定罪的偏差。如争论较大的科技人员兼职获取报酬的案件,在经济交往中收取回扣、手续费的案件,在界定其性质时,均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念出发判断是非。
  3.树立发展的经济犯罪观。经济犯罪具有可变性,一方面它本身的内涵发生着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甚至可能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如居间收费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一度被确认为对社会有害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就构成投机倒把罪,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行为变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另一方面,大量新型的经济犯罪应运而生,如随着保险、破产等经济关系的建立,出现了保险诈骗、破产诈骗等新的犯罪方式。由于经济犯罪与经济关系密切相连,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关系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而其社会危害性的可变性表现的尤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界定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时,必须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把握时代的脉搏,用发展的眼光来正确认定某种经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4.树立全局的定罪观念。根据经济危害行为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及其程度,有些行为具有对某种经济关系的损害,但同时对另一种社会关系又是有利的属性,由于该种行为利弊并存,一定程度上对认定其行为的犯罪性产生障碍。笔者认为,在衡量这类经济行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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