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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法律解释中的交易习惯
【副标题】 以我国合同法为视角【作者】 陈文华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交易习惯;法律解释;合同解释;事实认定
【文章编码】 1674-3687(2011)02-0031-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2
【页码】 31
【摘要】

我国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应当是事实上的习惯,不一定具有强制力,但必须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如果把交易习惯局限于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那么势必与克服制定法僵化的立法目的相悖。一般而言,交易习惯是具体的,而制定法却是抽象的。狭义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将制定法具体化,因此,交易习惯在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交易习惯在合同解释和事实认定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4402    
  就我国而言,法律解释是指国家机关依法对制定法作出具有强制力的解释,一般可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而司法解释又可分为最高检察院的解释和最高法院的解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可分为最高法院就某部制定法所作出的近似于立法的解释和就某具体案件对相应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本文探讨的,是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结合案情适用交易习惯对相应法律条文的解释。因为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对合同的解释以及事实的认定如同法律一样对当事人具有强制力,所以本文把交易习惯在合同解释与事实认定中的作用也纳人讨论范围。
  一、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是什么
  我国《合同法》第136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然而,什么是习惯呢?什么是习惯法呢?《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所指的又应当是什么呢?韦伯说:“习惯不同于习惯法。习惯法这一用法妥当否,暂且不论。根据一般的术语学,作为习惯法的规范,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类似的强制性实施机制,尽管这种强制效力是来自同意,而不是制定;习惯则不以任何强制性机制为特征。”{1}由此可见,在韦伯看来,习惯不具有强制性效力,习惯法具有一种类似于强制性效力的效力,但是这种效力却来自同意。因此,显而易见,韦伯的习惯法肯定不是国家制定法,也不是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实际上,韦伯的习惯法相当于我们经常所说的在血缘、地缘或业缘等共同体中形成的,得到共同体普遍遵循的习惯规则,这种行为规范一旦违反便会遭到共同体的谴责或经济处罚。而韦伯所说的习惯就是指在一定范围的人群里形成的,即使违反了也不会受到处罚的行为规范。韦伯这种分类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分清楚具有强制性效力的习惯与不具有强制性效力的习惯,况且两者是经常相互转化的。
  正因为如此,我国《合同法》的交易习惯应当既包括韦伯所指的习惯法也包括他所说的习惯。之所以不必要把《合同法》的交易习惯限定于具有类似强制性效力的习惯,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也没必要截然分清一般习惯与具有强制性效力的习惯。因为,只要双方当事人认可或者视为认可的习惯,而且不违反制定法的强制性规定或公秩良俗,就可以据以裁断案件,不必要求在法官适用之前该习惯就已具有强制性效力;其次,法律之所以允许适用交易习惯,是因为交易习惯一般都是当事人自愿遵循的。所以,只要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交易习惯就是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有力证据;最后,所有交易习惯在法官选择适用前都没有法律强制力,只有经法官选择适用于个案中的交易习惯才具有法律强制力。
  有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所言的“交易习惯”应指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2}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我国《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其实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法官只有结合个案才能确定其具体所指。但不经法官引用的交易习惯仍然是交易习惯,法官是否引用并不改变交易习惯的性质。因此如果把我国《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等同于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那么势必导致国家法无限泛化,甚至会出现国家压根就没有注意到的交易习惯竟然是国家认可的习惯法,这显然违背事理;其次,如果说《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就是习惯法,那么交易习惯必须像制定法一样,是一个具有确定范围的规范集合体。然而,我国至今没有如此的交易习惯集合体。这无异于一方面说交易习惯就是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另一方面却不清楚交易习惯的具体范围是什么。此外,这种观点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既然交易习惯就是经认可的习惯法,那么法官在适用之前就必须先认可交易习惯。但就司法而言,所谓认可至少是在适用过程中的认可。因此,法官未经适用又何来认可呢?事实上,法官往往是从众多的交易习惯中寻找其所要适用的裁判规范。由此可见,习惯法来源于交易习惯,但不能说交易习惯就习惯法;最后,把交易习惯限定于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无异于限制法官的规范选择范围。其实,在国家认可的习惯法之外存在大量合理可行的交易习惯,法律之所以授权法官适用交易习惯,就是要求法官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能够公平合理裁判待决案件的裁判规范,以便克服制定法的僵化缺陷。而把交易习惯局限于所谓的习惯法,恰好与此一法律目的格格不入。
  二、法律解释
  依据法律解释学通说,法律解释包括狭义的法律解释、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价值补充和法律漏洞填补。而狭义的法律解释则大致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当然解释、反面解释、目的解释、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9种具体方法。而利益衡量是一种附随于这9种法律解释方法中的一种非独立的解释方法。
  利益衡量是指法官依据所查明的案件事实,考量案件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寻求各方利益的合理平衡点,公平地处理案件,实现社会正义。利益衡量是伴随着法律解释过程的法律论证方法,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中都有利益衡量发挥作用的余地。{3}648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的目的就在于寻求法律解释结论的可接受性,即当事人各方和社会公众都能够接受,这实际上也就是当下我国司法机关提倡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法官在运用利益衡量时必须依据法律,但又不能局限于法律,必须考量各方的利益和参照社会公德和风俗习惯,尤其是案件所在地区的风俗习惯包括交易习惯。由此可见,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在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时适用交易习惯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事实上,在价值衡量中引入情理因素和利益因素,也就是引入了某种民间规范(某可能是成文的,也可能是不成文的)。这表明民间规范往往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进行价值衡量的规则根据。”{4}可见,交易习惯在价值衡量中的运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价值衡量是一种非独立而又附随于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中的法律论证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讲,交易习惯在合同纠纷案中适用于所有的法律解释方法是理所当然的。下面以9种法律解释方法为框架论证交易习惯在合同案件的法律解释中的运用。
  (一)文义解释。“一般文言应以一般意义而理解,恰如关于特定物之文言仅指特定物一样。”{5}因此,文义解释是指对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所进行的解释。{6}法律条文来自社会现实,但是它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现实的摹仿,而是对社会现实的抽象和提炼。惟其如此,才能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可见,立法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然而,适用法律却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因此,只有把法律条文具体化才能准确无误地适用到个案中。如何使法律条文具体化?要合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参照案件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习惯。对于合同案件而言就应该参酌该地区的交易习惯。例如法律中经常出现的“一般”、“应当”、“必须”和“其他”,虽在文字上都一样,但是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就具有不同的含义。正因为如此,吉尔兹认为:“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像联系在一起。”{7}此外,众所周知,制定法以文字为载体,然而,“文字虽为表达意思之工具,但究系一种符号,其意义须由社会上客观的观念定之。因而著于法条之文字,果能表达立法者之主观意思否,自非立法者所能左右。然则立法者纵属万能,但因其意思须借文字以表达之故,亦势难毕现无疑。”{8}因此,虽然文义解释离不开运用语法和逻辑规则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但毋庸置疑的是,法律条文中的某些概念术语只有将它们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法律条文所要适用的案件所在的环境中才能确定它们的具体所指,排除处于它们边缘区域的不确定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势必参照当地的交易习惯。由此可以说,文义解释同样离不开交易习惯。
  (二)体系解释。也称为体系与逻辑解释、系统解释、整体解释和结构解释,它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依其编章条节项款的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的法意,阐明法律条文含义的解释方法。{3}241体系解释主要是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中位置为依据确定法律条文的具体含义。其运用同一法律部门的不同法律之间、同一法律部门的不同法律制度之间、同一部法律中法律条文所处的不同位置或同一法律条文中法律概念和术语所处的不同位置等体系性安排解释特定的法律条文的含义。但是体系解释必须预设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即在同一法律体系内不同的法律条文是互不矛盾、和谐统一的。法律的体系解释正是借助这一前提展开的。然而,交易习惯在法律的体系解释中如何发挥其作用呢?交易习惯主要从两个方面在体系解释中发挥作用:其一,在同一法律部门的不同法律相互诠释中发挥作用。例如,民法和商法同属于民商部门法,对于民法典中的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款可以借助商事习惯中的相应条款加以解释;其二,在同一法律条文的不同法律概念或术语的解释中解释相关概念或术语。例如,我国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如果其中的通知、协助或保密所指的内容不明确时就可以依据交易习惯确定之。又如,我国合同法第136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当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究竟包括什么发生争议时则可以交易习惯确定之。
  (三)当然解释。指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依规范目的衡量,其事实较之法律所规定者更有适用理由,而径行适用该法律规定之一种法律解释方法。{9}225也就是说,在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法律条文构成要件所明示的事实性质相同,但是“轻重”程度却不同的情况下,运用类比推理把该条文适用于待决案件。因此,在这里就必须首先解决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法律构成要件所指的事实的轻重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要考虑法律的相关规定外,法官必须参照案件所在地区的风土人情对这两类事实的态度或交易习惯。惟其如此,才能合理地判别两者之间的轻重关系。
  (四)反面解释。是指依照法律文本规定的正面意思类推出相反的结果,据此阐明法律条款的真实含义。{10}139也就是说,反面解释就是要从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推论出与其相反的结果。比如,我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此条款的反面解释应当是,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约定抵押物归抵押权人所有。之所以能作出反面解释,是因为该条文的内容和范围都是明确的。由此可见,用以进行反面推论的法律条文的内容必须是确定的,这就要求其所包含的概念和术语首先是确定的。其次,反面解释的基本原理在于,相异的事件应当相异处理。{10}140然而,交易习惯何以能够在反面解释中适用呢?首先,反面解释的前提是用以进行反面解释的法律条文必须是清晰明确的。因此,交易习惯可以适用于解释法律条文所包含的相关概念和术语。其次,既然反面解释的基本原理是相异的事件相异处理,那么法官必须解决的是,待决案件的事实和法律条文构成要件所指的事实是异或同。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待决案件事实和法律所指的事实共同放进案件所在地的具体社会环境中考察。因此,法官就必然参照当地的交易习惯对它们作出判断。正因为如此,交易习惯在反面解释中就可能会得到适用。
  (五)目的解释。是指通过探求法律文本的目的以及特定法律条文的立法目的,来阐释法律的含义。[3]296由此可见,在目的解释中,探求法律文本或条文的目的只是手段,阐释法律条文的含义才是最终的目的。不过探明法律文本或条文的目的是目的解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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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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