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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市民社会与现代法的精神
【作者】 刘武俊【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1995年
【期号】 8【页码】 2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8812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自主领域的日益壮大,长期形成的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传统的国家社会一体化结构将要经历一次向国家——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历史性变迁,这昭示着一个事实或一种趋势:一个现代市民社会正在中国冲破重重障碍顽强地发育、成长乃至崛起,当然,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过程,近代欧洲市民社会曾孕育和发展了西方社会法的精神,正是这种法的精神深刻影响了经久不衰的近现代西方法律传统,历史将再一次证明,现代法的精神将在中国市民社会的崛起中获得一次新的圣诞、一次新的再生,中国法治之路注定是一次现代法的精神之旅,现代法的精神将为任重而道远的中国法治之路提供精神上的定向,注入精神上的动力。
  近年来,市民社会理论已经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有识之士也开始重视探讨与市民社会有关的法学问题,并成为1994年我国法理学研究的热点主题之一。[1]遗憾的是,对市民社会与现代法的精神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鲜见探讨,笔者无意去(人为地)填补这一空白,而是深切地意识到这两大主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在亲和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市民社会与现代法的精神的关系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
  一
  “以文化为其独特标记的人类,无往而不是生活在自己造就的符号体系或者说意义世界之中。”[2]作为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系的语言,往往浓缩了人类的信仰、观念、认识等大量的信息和暗示,作为一种语言表示的静态的“市民社会”与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过程的动态的“市民社会”有着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因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一番静态的词源分析将是有意义的。
  现代英文Civil Society(即市民社会)是从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演化而来的,在拉丁文中,Societas一词有协会、联盟、结社之意,与英文Society(社会、社团、协会)之意相近,而拉丁文civilis则比英文civil的含义复杂得多,它除了表示与城市文明相适应的“市民”或“城民”的意思外,还有其他更微妙的含义。civilis在古代尤其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就代表了一种西方特有的法律和社会至上的意思。Civilis在拉丁文中的另一个含义是法律,还可指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民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律用语。乔治·霍兰·萨拜因教授指出,当时的人们不认为法律代表国家,也不认为法律是统治阶层或立法团体中少数人私人意志的产物。相反,他们认为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守的天赋的或至高无上的原则;……在人们心目中,法律是代表社会的,人们把社会和人民看得高于国家或长官。[3]另外,Civilis不仅指法律而且指私人权利,不仅包括私人自由活动和居住的权利,而且主要指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及与他人订立契约和从事贸易活动的权利等。[4]在此,我们不难发现“市民社会”一词在近代产生之初就与古罗马文化有着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凝聚在语言中的是人们对古罗马文化的一种眷恋情怀。古罗马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私法文化,私法的精神(如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乃是古罗马文化的精髓所在,显然,古罗马私法精神在civilis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另外,萨拜因所作的解释实际上与经典作家的市民社会理论不谋而合,经典作家认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5]“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灯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6]人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乃是法律的基础。脱离市民社会而单纯从国家出发是不可能真正揭示法的发展规律的。
  从市民社会一词的词源分析中可以看出,后世的人们实际上将市民社会视为一种文明、进步的社会理想,视为一个以法律保障市民阶层的权利及利益的理想社会。
  二好饿但是不想动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著名假说,即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而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这种假说其实超越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的领域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可以说,在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原动力式的法的精神,这种法的精神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另外,韦伯的这一假说还可以给我们另一种启迪,即法治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制定了多少法律、构建了怎样的法律体系,而在于是否熔铸了一种伟大的法的精神,法的精神才是法的真正生命之所在。
  从动态的角度考察近代欧洲市民社会的发展史,不难看出隐含于市民社会与法的精神之间的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
  近代欧洲市民社会滥觞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大批城市的兴起。这些城市取得独立后,纷纷颁布了类似宪法性文件的“城市宪章”,人们立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行业组织通过制定各自的“行会法”,有组织地与封建势力相抗衡。古老的罗马法通过法学家、法官们的努力。在中世纪的欧洲市民社会中重新焕发了生机。在中世纪欧洲市民社会中,“权利”这一古罗马文化的核心观念获得了充分滋长的土壤。人们基于自主权利缔结各种契约性的经济关系,乃至设立自治机构。市民们利用自身的权利与封建领主的“权力”相抗衡,并凭借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维持着市民社会的动态均衡,由于权利内化为市民法的灵魂,人们不再视法律为异己的力量,因而古罗马私法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弘扬与发展,并进而渗透到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
  11至12世纪期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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