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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法律行为内容的限制与违反善良风俗的适用
【副标题】 对一起遗嘱继承案的法理剖析
【英文标题】 Limits to the contents of legal actions and appliance to violating the good and honest customs
【作者】 胡吕银【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政法学院
【分类】 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法律行为;遗嘱继承;善良风俗;限制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2)03—0075—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75
【摘要】

法律行为成立,并非一定产生预期的效果,一系列的限制是必要的。不得违反善良风俗是其限制之一,但违反善良风俗的适用却是异常复杂的。违反善良风俗要评判的并不是当事人的行为,而是他从事的法律行为,通过实用标准的确定,将善良风俗概念法律化,至关重要。以这样的法理来剖析被继承人立其情人为继承人的遗嘱继承案,则该遗嘱行为是有效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731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10月11日审理的第三者张某诉死者黄某配偶的特殊遗赠纠纷案(详细案情见本期沈幼伦文),虽然案情较为简单,但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理论价值。就微观层面而言,正确地处理本案关系到原告诉讼请求能否得到实现,以实现个案的公正。就宏观层面而言,本案涉及到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几个重大问题:(1)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而自治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牵涉到关系人的利益关系,因此,何为合理自治,何为不合理自治,是法律不可回避的问题。遗嘱是法律行为的典型形式之一,同样存在上述问题。(2)不得违背善良风俗是对遗嘱行为的限制之一,但对此如何适用值得探讨。(3)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民法的最上位法律原则,能否直接适用于裁判个案。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试图对本案作些法理剖析。
  一、法律行为内容的限制
  通过遗嘱对遗产进行处分的行为,是与法律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法律行为是对当事人自我决定行为的概称,其成立并非一定产生预期效果。法律行为的形态可以是多样化的,由于当事人资格、内容和自主决定程度往往不同,民法基于合理性选择,只对那些至少在当事人资格、内容以及自主决定性方面符合一定标准的法律行为,赋予其积极的意义:确定地发生预期法律效果,即生效。特殊法律行为甚至需要符合特殊条件,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完成了外部的意思表示的事实构成,不一定有效成立法律行为,一系列的限制是必要的或合目的的。由于本案所涉及的主要是遗嘱内容的合法性,因此,这里主要讨论法律行为内容的限制。
  法律行为的内容(或称标的),是指行为人于从事行为时所欲发生的法律效果。法律行为的生效,须以法律行为的内容适法(或称合法)、妥当、可能、确定为必要。{1}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第3项规定,法律行为生效,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可见,在我国对法律行为的生效也确定了内容合法和妥当的要求。除此,还应有内容确定和可能的要求。
  第一,标的合法。法律行为的标的必须合法。现代民法对此并未正面定义,而是采取“不违法便合法”的原则予以确定。此处的“违法”,一般是指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禁止的,无效;但法律有相反规定的,不在此限。在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5项规定的“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是仅狭义地指不得违反现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还是广义地指不得违反法律一般原则,学理上还有争议,但解释上以狭义为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已采纳狭义说。
  第二,标的妥当。法律行为标的必须妥当。《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该条并非旨在将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进行完全的协调,只是为了阻止法律行为为实施不道德行为提供服务。即人们不得通过法律行为,使不道德的行为变成法律上可强制要求履行的行为。简言之,法律秩序拒绝给不道德的行为提供履行强制。{2}我国对于法律行为不妥的表述,没有使用“违反善良风俗”的概念,而是使用了“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等概念,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善良风俗”在一般标准以及适用规则上比较复杂,将在下文中加以阐述。
  第三,标的确定。法律行为标的应具有确定性。法律行为成立时,其内容须确定,否则法律行为的内容无从实现,自然无法发生效力。确定可以是相对的,只要有确定的可能,即可。亦即,对标的之确定性应作广义的解释,如果法律行为中包含了将来确定的方法,或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或依照交易习惯、或依照法院的解释可能确定时,就应认为标的确定。{3}
  第四,标的可能。法律行为标的应具有可能性。如果标的无法实现,则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这是罗马法确立的规则,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多承袭之。在契约法上,标的之何时不能,有极大意义。如果标的于合同订立时即为不能者,为合同生效的问题;如果标的不能发生于订立之后,则是债务不能履行的问题,即合同解除的问题。故这里所说的标的可能是指于法律行为成立时为可能。标的不能可分为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全部不能与部分不能、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永久不能与一时不能等情形,在此特指事实上的、全部的、客观的及永久性的不能。
  遗嘱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典型形式之一,应符合法律行为生效的所有要件,自不待言。遗嘱是遗嘱人的意思表示,能否达到预期的法律后果,发生法律效力,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即遗嘱权利的行使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这些限制来自以下三个方面:(1)受遗嘱人自身条件的限制。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必须具有遗嘱能力,必须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2)遗嘱的内容受一般法律原则的限制。这是因为在法律赋予公民遗嘱权利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立遗嘱人并不都是道德高尚的人,不一定都能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有任性而滥用遗嘱权利的可能,法律必须对遗嘱权利人作出一定的限制以减少弊端,使其体现出法律的公平与正义。{4}在我国,学理认为,遗嘱权利受到的一般法律原则限制在于:其一,遗嘱人要受法律的约束,不得违反宪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规定;其二,遗嘱人行使遗嘱权利时,不得剥夺法定继承人中需要赡养的老人和无独立生活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未成年子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病残者必要的遗产份额,不得取消应当为胎儿保留的继承份额;其三,遗嘱不得违背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3)受遗嘱方式的限制。遗嘱人只能在法律预设的五种方式中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更能反映自己意愿的一种方式设立遗嘱。同时,须注意每一种方式的具体条件与程序要求。本案中,黄某所立遗嘱是否有效为争论的焦点。要解答这一问题,就要查看黄某的遗嘱行为是否符合上列的限制条件。首先,黄某在立遗嘱时具有遗嘱能力,且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一点不存疑问。其次,黄某所立遗嘱并未超出一般法律原则的限制。这要分别说明:其一,黄某所立遗嘱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从上文关于法律行为内容的限制可知,各国都将法律行为违法概念限定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我国学理及相关立法也采此说。我国法律并未明确禁止被继承人不得把遗产遗赠给情人。其二,黄某所立遗嘱并未剥夺相关人员的遗产份额。这在本案中未发生争议,在此推定其适法。其三,黄某所立遗嘱把遗产遗赠给情人,是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和善良风俗?此点恰恰是争议最大,也是确定黄某遗嘱效力的关键,留待下文再作详细讨论。最后,黄某所立遗嘱形式合法。可见,本案的焦点集中在黄某所立遗嘱是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这里统称为“善良风俗”)。鉴于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行为标的妥当性的探讨尚未深入,笔者在下文从国外的立法、学理和判例入手加以探讨。
  二、违反善良风俗的适用
  善良风俗属于民法中弹性较强的一般条款,其内涵与外延具有较大伸缩性,并具有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特点。民法之所以规定善良风俗,是因为立法者无从预计一切情况,成文法只能起到抽象的作用,即制定几条理论性的规则。具体到每一个法律行为是否违反社会利益,立法者只能把任务交给法官。{5}
  由此可见,善良风俗为授权型规定,目的在于当某种法律行为损害了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德而法律又无直接规定时,法官可依此为据而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但这又似乎给予了法官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广泛权力。为防止法官作出纯粹主观判断,学理和判例解释上通过实用标准的确定,将善良风俗概念法律化,尽可能具体确定下来,并尽可能限制法官从法律行为内容以外的因素探索违反善良风俗的权力。在法国,关于确定善良风俗的标准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经验主义观点,另一种是唯心主义观点。经验主义主张,应根据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来考察某一行为是否正常和符合习惯。因此,对善良风俗标准的确定,不应根据宗教的或哲学的思想,而是根据事实和公众舆论。唯心主义认为,应由法官根据社会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道德准则去判断行为是否违反道德。因此,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无须作具体的考察,而只须作出判断即可。这种观点认为,经验主义实际上只能使善良风俗成为空洞的概念,因为法官不应服从于公众舆论。但这并不是说法官有可能确定一种关于善良风俗的一般原则,因为对某一国家的法律产生支配性影响的道德本来就具有自身的某种特点,而善良风俗标准无非就是这种道德在善与恶之间所划出的一条界限。法国学理一般持唯心主义的观点。{6}
  在德国,善良风俗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而是一个实用的标准。所谓实用的标准,是指以交易习惯为依据,凡是私人交易中公认为最低限度的诚实与信用标准,就是善良风俗。低于这项标准的就是违反善良风俗。凡是商业习惯指责法律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官就有权超越意思表示的内容进行调查。{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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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74.

{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11.

{3}李永军.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89.

{4}刘春茂.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319.

{5}沈达明.梁仁洁.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176.

{6}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69.

{7}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45.

{8}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49—53.

{9}王甘霖.不敌妻子,情人还是输了(N).南方周末,2002—01—11.

{10}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09.

{11}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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