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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从革命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
【副标题】 马克思主义法制(治)观在中国的成长
【英文标题】 From the revolutionary legal to the socialist rule by law*
【作者】 陈金钊【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文关键词】 法制观;革命法制;社会主义法治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1)04—0005—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4
【页码】 5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在法制(治)观念上有四大转变,这就是:革命法制观、“大民主”法制观、制约法制观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观。这四种法制(治)观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法制(治)的不同看法。我们欣喜地看到,法治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可以相信,社会主义法制(治)将越来越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689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制(治)观,按其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可分为四种形态,即革命法制观、“大民主”法制观、制约法制观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观。这四种法制观与中国现代不同的历史时期相适应,标志着我们党在不同的时期对法制的理解。它一方面指导着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法制实践,另一方面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大厦。
  一、革命法制观
  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革命的一种类型,其实质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主要内容是以暴力形式夺取政权并为巩固这一政权进行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从建党之初就把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新政权当成自己的任务之一。革命理论在建党后的几十年内一直是我党实践的指导思想。列宁指出:“政府的产生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来自革命。”(《列宁全集》第8卷,第72页)“革命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种由于和新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时期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论国家与法》,第42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同志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董必武在总结这一时期我党法制观时也指出:“人民夺取政权是不依靠法律的,依靠法律是不行的。”{1}但这并不表明我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没有自己的法制观,我党那一时期的法制观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称为革命法制观。革命法制这一词汇自从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罗伯斯庇尔首先使用后,就成为许多革命家经常使用的术语。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其著作和起草的文件中多次使用这一术语,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在50年代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也经常使用这一术语,只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法学理论工作者对此缺少系统的整理和挖掘。
  革命法制观是我党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服务于我党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其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49年10月1日前的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时期是1949年10月以后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我们之所以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称为革命法制时期,是由于在这个阶段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党还须领导人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同时由于我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战争时期所需要的革命法制观中完全扭转过来。在革命法制时期,我党法制观的核心内容是要打破反动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对人民行为的约束与限制,批判并蔑视反动政府的法律。中国共产党领导法制建设的先辈董必武同志指出:“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没有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在被压迫得不能利用合法斗争的时候,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2}彭真同志针对革命时期的特点也认为:“就全国来讲,法是国民党或外来侵略者的,如果要讲法,就不能革命了,就得维护三大敌人的统治,那时,我们对统治阶级,就是要‘无法无天’。这是一个历史阶段。”{3}董必武、彭真同志的观点基本上表述了我党在那一时期的法制观。革命法制观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接受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影响,排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人民与反动派的较量特别激烈,反动政府根本不允许人民哪怕是有轻微的反抗,他们对人民的镇压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因此,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特别是蒋介石政府根本没有拿自己的法制当回事。所以,在中国革命阵营中始终没有出现像弗兰克那样的机会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来不迷信反动政府的所谓法制。
  但是,我们党对这一法制观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灵活的变通,最典型的例证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后,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在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时,我党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因而在那时各革命根据地内,曾个别地利用过国民党法律中有利于人民的条款来保护群众的利益。但我党一直没有放松武装斗争,更没有出现对国民党法律的崇尚。因为我党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民党的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工具,是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4}对这种法律,革命人民应经常地批判与蔑视,并跳出其法制圈子,解放思想,对反动政府进行多种形式的反抗与斗争。因而,“不能把我们一时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4}上述就是我党在夺取政权斗争中革命法制的核心内容。但是,革命法制观的内容决不是仅此一项,因为我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建立过许多革命根据地,颁布了许多反映革命人民意志的法律。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内就制定过《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土地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律;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了各边区的《施政纲领》、《惩治汉奸条例》等一大批法规。对这些反映自己意志的法律,革命法制观要求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曾讲过: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法制。在这里,法制就意味着革命的法律秩序。因此,革命法制观中还包括遵守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这一内容在1949年10月以后转变为革命法制观的中心内容。因为在取得政权后,革命法制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工人和劳动农民利益及与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做斗争的武器。这是革命法制观的本质所在。革命法制观是我党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活运用。一切反动政府的法制都是与他们本阶级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那个阶级民主的保护器,而一切反动阶级的民主对劳动人民来说都是虚伪和骗人的民主。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取得政权,就必须摧毁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对反动的法制持批判与蔑视的态度。但是,革命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批判与摧毁,而是要通过这种批判与摧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民主与法制。革命法制观的任务就在于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为解放人民准备思想武器。
  二、“大民主”法制观[1]
  民主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阶级社会中的民主总是同一定阶级掌握的政权相联系,只有掌握政权的阶级才能真正享有民主。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选集》第2卷,第257页)也就是说,民主首先是指政治制度,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特征。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因此,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我党就领导全国人民及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从而实现了我党为之奋斗多年的人民民主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政治体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包括四个基本成份:民主设制(民主的各种组织机构);民主规范(民主设制应遵循的法律等);民主体制发展的基本方针及各个环节活动的方法;马列主义民主思想体系。建国后,党和政府是比较重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而对民主规范建设却不太重视,叶剑英同志1978年曾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5}虽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比较重视民主政权建设,但那时对民主的理解以及对维护人民民主政权的手段的认识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把民主与所谓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联系起来,民主基本就成了群众运动。刚制定不久的1954年宪法也被丢在了一边。毛泽东当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是不行的,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而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也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与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讲人治,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是司法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会议,一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6}。尤为可叹的是,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的提出,《政法研究》在1958年第3期首篇发表了《政法工作必须和社会主义一样跃进》的文章,号召政法界的工作人员“应该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应积极投入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改造自己,提高觉悟,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使政法界出现一个突飞猛进的工作局面。”{7}1960年以后,更是出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依靠群众办案”的理论和实践。
  据此笔者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1978年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属于“大民主”法制观。因为在这一时期内,法制问题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单独提出来,法制几乎完全淹没在群众运动中。虽然刘少奇同志曾在1956年指出:“为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8}但是这种呼声很少有人理会,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迅速蔓延。可以说,法律虚无主义是“大民主”法制观的最主要内容。1957年以后,毛泽东同志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越来越依靠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以达到他所追求的大民主的目标,以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束缚。尤其是1966年以非常手段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废除1954年宪法,但以“五四宪法”为代表的大批法律名存实亡。各级地方政府不经全国人大讨论就被变为“革命委员会”的管理体制,1966~1975年的十年中,第二届人大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9}。
  我们知道,民主建设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不实现充分民主,它就不能保持住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论国家与法》,第524页)因此,民主问题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党在这一时期的法律工作也必然围绕着民主建设而进行,立法过程和法律内容都必须体现民主精神。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大民主”法制观不是正常的法制思想,它毋宁是对正常法制的一种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并为防止“文革”历史的重演,废除了“大民主”法制观。在党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庄严指出:“为了保证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邓小平同志进一步补充道:“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预示着我国法制观要有一个新发展。因为我们党这时已认识到,国家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制,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如不法制化,无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完整、不全面、不彻底。无产阶级不仅需要暴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统治,还必须用法制手段进行统治。当然,社会主义法制的统治方法与资产阶级法制的统治方法不一样,它不表现为向人民让步来进行统治,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把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利通过法制使其真正实现。对此,列宁讲:“民主制度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对人们使用有系统的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论国家与法》,第524页)这种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就意味着用法律赋予公民各种平等的权利,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制度化和法律化。因此,在党的新法制观中提出民主制度的法律化问题,是我们党对法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高度重视。这一论点的提出,一方面表明我们党破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仅靠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政治统治,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法律在和平时期应成为无产阶级统治的最重要工具。
  三、制约法制观北大法宝
  上述“大民主”法制观是建立在当时的领导人对民主理解的基础上。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化,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识到:“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着眼于实效,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10}因而,民主问题已不仅仅体现为如何保护民主的国家制度。谈到民主便不能不涉及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广大人民参与意识有所提高的情况下,所谓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运行过程,它体现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政治管理模式,体现着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的权利对处于管理地位少数人权力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这也就为进一步完善法制观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二大的召开和现行宪法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新的法制观的形成。1982年在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确立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法制原则。这一原则的确认是我党法制观的又一次大的转变。它要求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年11月通过的现行宪法又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确立为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它规定“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章和现行宪法的这些规定标志着我党的法制观升华为制约的法制观,它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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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董必武.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R).1954年在中共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董必武.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R).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彭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R).1983—06—20.

{4}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R).1949—02.

{5}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R).1978—12—13.法小宝

{6}刘作翔.法律的理想与法制理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200—201.

{7}政法工作必须和社会主义一起跃进(J).政法研究,1958,(3).

{8}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A).法学基础理论参考资料(C).中央电大出版社,1984.52.

{9}陈景良.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181—182.

{10}中共中央文件选编(Z).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395.

{11}彭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A).法学基础理论参考资料(C).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1985.149.

{12}黄火青.有法必依(A).法学基础理论参考资料(C).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1985.254.

{13}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1982—09—01.

{14}转引自李铁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J).法学研究.1997,(2).

{15}中国法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刊(Z).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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