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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
【作者】 陈卫东【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3【页码】 2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285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通常称为少年司法程序,是相对于成年人诉讼程序而言的。少年司法程序起源于美国,其标志是1899年7月1日美国伊利诺伊州通过的《少年法院法》和在芝加哥市库克郡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则肇始于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随后国家先后通过多部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进行规范。但我国并未有统一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这些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以及其它法律法规中,如《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了“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的到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规定等。而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无疑是收获最大的一部分。首先,从结构上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新增第五编“特殊程序”,并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作为该编第一章;其次,从条文数量上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共涉及99处修正,法律条文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1条,新增66条,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一章新增的条文就有11条,占该草案新增条文的16.6%;最后,从内容上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不仅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总方针政策及其具体运用进行规定,还新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法院社会调查义务等三项制度,极大地丰富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内容。此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之所以斩获颇丰,与长期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密不可分。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都独立于成年人刑事司法,不仅在定罪量刑方面与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较大差异,在诉讼权利保护方面未成年人也被给予更多的关注。正是立法界、实务界和学界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共同关注,逐渐消化他们之间的分歧,才容易达成共识。此外,由于国家和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关注,我国的未成年诉讼程序较早依据国际上相关公约或条约的相关要求进行完善,而这些恰恰是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所缺少的或正在努力争取的。如虽然全国人大仍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其中的部分规定已经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中获得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是成年人诉讼程序的一项试点,我们研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进步与发展。总的来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立了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程序性保护性体系,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该草案也存在一些瑕疵,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未成年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成功之处
  第一,独立未成年人犯罪程序性保护体系的确立。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前途和未来,我国一直非常重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早在我国针对未成年人单独立法之前,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已经逐步探索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程序。如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对未成年犯能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的电话答复》中明确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剥夺政治权利时“应当从轻或者减轻”,一般可以“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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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保护未成年人作为“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该法第5章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程序,并规定了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即“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包括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多部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1]在内的未成年司法保护体系。总的来看,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已日趋完备,但与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实体法规定的不断完善相比,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程序性保护却大大落后于时代发展。世界上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例也并不统一,有些国家采用相对集中型立法,分别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用专章对少年犯罪的罪责刑等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有些国家采用综合型立法,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容合为一体,如德国《少年法院法》、埃及《青少年法》和日本《少年法》等;当然,也有些国家采用类似于我国的分散型立法。上述几种立法例各有利弊,但无论哪种立法例都给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以充分的关注。对比我国相关立法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程序性保护的规定明显不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1996年刑事诉讼法沿用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做法仍然不设专章规定,仅仅在特殊地方做了规定,涉及法条并不多,如讯问时法定代理人的到场权、指定辩护权等。[2]大量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程序性规定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大大降低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效力,这也是这些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理论一直欠发达的重要原因。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予以单章规定,并将先前存之于其它法律、司法解释甚至学理讨论中的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性内容提炼出来,着实是一大进步,值得我们肯定。
  第二,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基本原则大都停留在学理探讨层面,,并未有统一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基本原则。如有学者提出四原则说,包括双保护原则,预防为主、减少司法干预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共同参与、综合治理原则;也有学者提出六原则说,包括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相称原则,分案处理原则,迅速处理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隐私特别保护原则等。[3]基本原则是我国法律的重要特色,也是一项制度具有独立性的重要标志。由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案件的诸多差异,在其处理方式上也有显著不同,当然也包括基本原则方面的差异。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此予以明确,主要规定了如下三项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特别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原则;分案处理原则。首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263条第1款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其次,特别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原则。《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26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进行。”最后,分案处理原则。《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263条第2款规定“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进行”,第265条第2款规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第三,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三种特殊制度,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第一项制度是附条件起诉制度。最近几年,地方一些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试点,根据被告人的年龄、性格、情况、犯罪性质和情节、犯罪原因以及犯罪后的悔过表现等,对较轻罪行的被告人设定一定的条件,如果在法定的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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