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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管辖权异议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副标题】 以地域管辖为视角【作者】 刘远志
【作者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分类】 诉讼制度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4
【页码】 6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336    

随着我国法律现代化、文明化程度的提高,诉权保护以及防止滥用诉权,已是诉权理论研究中比较成熟的课题;[1]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但这多是仅针对权利主张方即原告的诉讼权利,而对于两造的另一方即被告的诉讼权利少有论述,对于其答辩权利特别是滥用管辖权异议这一行为的研究甚少。而司法实践中,滥用管辖权异议时有发生,[2]面对其肆虐和危害,我国现有的法律对策苍白无力,尚缺乏相关的规定和完备的制度来制裁滥用管辖权异议者以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与法治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如何认识滥用管辖权异议,采用什么样的法律对策对其进行规制等等,这些都是既现实又急迫的问题。本文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滥用管辖权异议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求教于方家。

一、反思—管辖权异议及其滥用

管辖权异议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的不服该院管辖的意见和主张;[3]管辖异议权即是当事人提起管辖异议的权利。其设立之初衷在于维护被告合法权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纠正管辖权错误。[4]但对于当事人具体应如何作为来行使该权利,法律不可能、同时也没有必要硬性地、详尽地作出规定。[5]而正是权利规范所具有的这种特性,为管辖异议权主体滥用其权利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权利行使和滥用权利就像是一对孪生姐妹,共存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民事诉讼领域尤为突出。[6]

(一)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识别

为准确识别滥用管辖权异议这一行为,必须先给其下一个恰当的定义,笔者认为必须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着手考虑;也就是说主观上的“恶意”与客观上的“滥用之行为”。在此基础上,滥用管辖权异议是指管辖异议权主体出于不合法的目的,违背管辖异议权行使的界限,在不存在或明知自己缺乏胜诉理由的情况下,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恶意诉讼行为。

依此概念,滥用管辖权异议的特征有三个:第一,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是被告出于不合法的目的,超越诉讼权利行使正当界限的行为,这是实质特征;第二,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是以合法形式进行的,具有行使诉讼权利即答辩权的表征,这是形式特征;第三,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是一种进行恶意诉讼的侵权行为,这是法理特征。

(二)判断滥用管辖权异议的参考标准

管辖异议权毕竟是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打击滥用权利但不能忽视保护合法权利,这之间必须有个基本的分野。因此“滥用管辖异议权”需有具体的判断标准。

第一,被告有行使管辖异议权的行为。有权利的行使,才可能有权利的滥用;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的主体,就民事诉讼而言,绝大多数是被告;其在诉讼过程中提起了管辖权异议申请,有的在被裁定驳回后还提起上诉。故被告具有行使合法诉讼权利的表象。

第二,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行为不符合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立的宗旨或者超越了正当界限。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立的宗旨应该与《民事诉讼法》2条相符,即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制裁违法行为。因此这要求答辩人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应当“善意”为之,在不妨碍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如果答辩人持恶意之心,则势必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即属于违背了管辖权制度甚至整个民事诉讼法制度的宗旨。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正当界限是指管辖权异议行使的范围,即法律规定的权利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相对自由度,包括时间、空间因素等;超过这一有效领域,便属于超越正当界限。因此滥用管辖权异议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

第三,行为者存在损害他人利益之主观故意。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是对于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当事人实体权利以及审判权的侵害;被告在主观上的心理状态是故意,至于这种故意的起因,即滥用管辖权异议的目的,应当是转移财产、隐匿资金亦或仅仅出于对他人权利的实现设置障碍,从而侵害他人利益;当然也侵害了公共利益。被告实际上是把行使管辖权异议作为损害他人以及社会的手段;因此滥用管辖权异议最终是一种侵权行为。

二、滥用管辖权异议的司法表现及原因

滥用管辖权异议是一个全国性的课题,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滥用管辖异议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笔者尝试以管窥豹,着重从自己工作的厦门市进行调研来说明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最终解决路径的选择。

(一)滥用管辖权异议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

2008年底以来,厦门一审商事案件中,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日趋严重,特别是在系列案件中更为明显。如厦门夏商贸易有限公司起诉的11件系列案件,除4件调撤结案外,被告对其余7件均提出管辖权异议;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的15件系列案件,除调撤结案的其余8件,被告都提出管辖权异议;厦门市欣轻艺仓储物流有限公司被诉的8件系列案件,中科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错雍被诉金融借款合同系列案,被告全部提出管辖权异议。

考察所有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案件,被告滥用管辖权异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针对地域管辖提起异议。当事人各方住所地分属不同的诉讼管辖地域,其中厦门中院受理的一审案件的管辖异议权人与原告一般分属两个不同的省份。

2.当事人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比例、一审法院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的比例、当事人针对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上诉比例、上一级法院驳回上诉的比例均相当高;如果扣掉原告撤诉和调解的案件,比例会更高,特别是分属不同省的当事人,上述比例均是100%。

3.形式单一。当事人各方所签订的合同约定了管辖法院,但被告以其住所地系外地或主张合同对其没有约束力为由提起管辖权异议。而且异议权人仅仅以一张纸寄送法院,注明对法院的管辖权存在异议,没有任何其他说明或证据。

4.送达困难。比如浙江某企业在收到法院邮寄的起诉状后变更办公场所,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送达后再次变更,上诉驳回后又变更;每次送达前都要原告先去调查该被告住所地;一审开庭该被告没有到庭,也没有签署送达地确认书。[7]

5.诉讼周期被大大拉长。当事人收到传票后一般会穷尽所有的法定诉讼期间,即答辩期第15日提起管辖权异议,收到驳回裁定后第10日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后,一审法院依法还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等等,审理时间一般要拖1年多;如果再加上送达的在途时间或者当事人故意下落不明的公告时间,被告不配合的强制执行时间,原告有可能在2、3年内都实现不了自己的实体权利。突出的案例是(2008)厦民初字第372、374号,从2008年底立案到本文定稿为止判决尚未生效。而诉讼周期过长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当事人私人成本的增加,二是造成法律秩序的不稳定。[8]

无独有偶,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中,有近15%的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其中提出管辖权异议后能得到支持的仅有30%左右,绝大多数的管辖权异议理由不成立。被驳回或对裁定不服的当事人上诉率达到80%左右,绝大多数上诉裁定被二审法院驳回。[9]广东省佛山市三水法院管辖权异议案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案件逐年增多,每年增幅达10%以上;二是50%以上的案件的申请理由超出法律规定;三是上诉率和维持率高,分别达80%、90%。 [10]

从以上现象可以看出,当事人动辄提起管辖权异议,绝大多数是以拖延诉讼进程为目的,[11]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实体权利,也严重影响了诉讼程序的正常开展,增加了司法成本,浪费了司法资源,加剧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有害司法权威、司法公正。

(二)滥用管辖权异议的成因分析

1.社会诚信的缺失:社会学层面分析

古代中国社会相对封闭,人们交流的基础是讲信用,否则难以在社会立足。程颐曰:“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然而,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各种思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想日益盛行。从前几年的“苏丹红”事件到后来的“三聚氰胺”事件、“假老虎”事件、演艺界“假唱”事件、“血燕”事件等等,种种的假冒伪劣充斥社会生活。诚信危机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

民事诉讼是当事人权益救济的最后手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各种类型的诉讼纠纷层出不穷。当事人之间的经济能力存有较大差别,诉讼当事人的法律知识水平、诉讼技巧、诉讼观念都已经有质的飞跃与提升,加之律师代理制度的普及,使得民事诉讼更具有“趋利性”,对抗更加激烈,一些人企图利用各种合法外衣来加大别人权利实现的成本。司法领域的“血燕”正考验着人们对司法和诉讼的诚信预期与信心。社会诚信的缺失正是滥用管辖权异议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2.法律规制的失位:立法层面分析

出现这种问题的法律原因,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管辖权异议的规定过于粗糙,仅仅只有第38条[12]1条,立法不够完善。当然立法之初可能预测不到实践中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但是在该法运行二十多年后,今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仍然对此没有任何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管辖权才是程序正义的起点。

第一,异议主体的范围不够明确。《民事诉讼法》38条使用了“当事人”的表达方式,而第4编第24章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管辖的规定中又使用了“被告”一词,在1995年最高院《关于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中亦使用了“当事人”一词。由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较广,基于管辖权异议制度自身的特点,并不是所有的诉讼当事人均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而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未对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当事人作出界定,造成实践中对管辖权异议主体把握标准不一,主要集中在原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共同诉讼人能否作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等问题上。[13]

第二,未限定提出管辖权异议及上诉的条件。民事诉讼法只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即可提出管辖权异议,而对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以及上诉应具备哪些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羞于着墨。

第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成本过低。现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无论一、二审均无需交纳任何费用;只是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而司法实践中,几乎所有的案件的最终判决中都没有关于此费用的判项。由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成本几乎为零,被告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多时候都会滥用该权利。

第四,缺乏对滥用管辖权异议的有效制裁机制。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即使不成立,也只承担被法院裁定驳回的后果,甚至还可以以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由于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罚强制措施,当事人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也可以有恃无恐地在管辖问题上纠缠不休,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3.司法权的弱化:司法层面分析

司法被动性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属性,但长久以来对司法被动性的过分强调导致了审判权的缺位。[14]即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一些有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审判者怠于行使权力,在事实发现领域以及程序指挥和管理领域出现不作为状态,导致公正、效率等价值目标的失落。而在德国,法院有无管辖权等问题是诉讼的绝对先决条件之一,是法院依职权应该考虑的。[15]

三、对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规制

滥用管辖权异议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益,培根说过: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之事变苦,而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6]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最终会影响程序正义,对此,波斯纳说,只有在效益提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高层次的公正,正义的第二种含义—也许是最普通的含义—是效率。[17]这都契合了那句英国古老的谚语“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因此为了保证及时的正义,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进行规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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