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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党治下的新闻报业
【副标题】 国民党专制时期(1928-1937)新闻报业的考察【作者】 杨师群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新闻专制;新闻自由;民间报刊业【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5【页码】 140
【摘要】 国民党在一党专制政体下,采取各种相当野蛮的手段,企图严密控制整个新闻界。然而民间新闻工作者与国民党党治下的新闻专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民间新闻报业仍有相当的活动天地。专制与自由的矛盾与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新闻业的特点,使当时的新闻出版事业依然不断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278    
  
  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虽然出现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癸丑报灾”,一些地方军阀或也采用残暴手段对付有良心的记者,但从总体上看,新闻报业的进步是显著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就建立在新闻出版业颇为自由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新闻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采用一党专政的统治模式,对新闻报业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国民党的新闻宣传系统得到了全面的扩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统治地位。在此相对专制的新闻立法之下,民营新闻界依然努力地进行着抗争,并开拓出颇为可观的局面。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仍能受到相当深刻的教益。
  一、用党治与专制手段控制新闻
  1928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宣布进入“训政时期”,按苏俄模式“以党治国”。孙中山认为,中国百姓文化素质低下,难以享受现代民主政治,所以国民党有责任以“保姆”的身份,“引导”全体民众,即所谓“训政”。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国民党设计的“道统”体系中,独尊三民主义,其“党义”成为渗透民间各阶层的社会化意识形态,要求严厉打击和严密控制其他各种异端思想。其中在新闻宣传领域,实行“以党治报”的方针,规定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与行政管理,使“新闻界党化起来”。除了建立庞大的国民党(以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央日报》为首)新闻宣传系统外,还对新闻出版界进行了严密的专制性立法,并对异端报刊严厉整肃。
  1928年2月颁布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第6条明确规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年至四年有期徒刑。”6月制定的《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和《审查刊物条例》规定,“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级党部宣传部的审查”。12月制定《取缔各种匿名出版物令》,其新闻控制随之不断加强。1929年,“党化教育”强行打入大、中、小学教育体系。1月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宣布“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为反动宣传品,必须“查禁查封或究办之”,以此排挤和镇压不同政见的报刊。同时又颁《出版条例原则》,实行报纸出版品登记制度,制定《查禁伪封面的书刊令》,公布《查禁反动刊物令》。随后相继颁布《设置党报条例》和《指导党报条例》,企图用“党报思想”来强化“党化”和统驭所有的民间舆论。
  与此同时,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玩弄两面手法。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煞有介事地通电全国,表示开放报馆的“言禁”。然而,对不符合其“主义”的报刊仍不断进行打压,如《太阳月刊》出至第7期被查禁,改名《时代文艺》才出刊一期又被封禁;《思想》月刊被禁,后改名《新思潮》仍被查禁;重庆《新社会日报》被封,国民党令地方“严行查封,并惩处其主持人”;《民意》、《急转》被指为“反动刊物”遭查禁;《引擎》、《文艺研究》、《现社会》、《世界文化》诸杂志都仅出一期,就被查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政训部社会科,还在报上公布了一批所谓“反动刊物”的名单,计有《创造月刊》、《流沙》、《抗争》、《现代小说》、《血潮》、《海上》、《畸形》、《峡潮》、《洪荒》、《奔流》、《澎湃》、《思想》、《流荧》、《戈壁》、《前线》等多种,并指出售这些刊物的书局“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污蔑诸编辑和作者为“第三国际的走狗”,其中许多刊物很快被查封。
  1930年12月颁布《出版法》,并设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进行全面的政治控制,私营新闻事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干涉。《出版法》共六章四十四条。第四章“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第19条规定:“出版品不得为左列各款之记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破坏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者。”同章第21条规定:“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国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军事或外交事项之登载。”其“意图破坏”、“意图颠覆”诸词条,没有明确详尽的界说,实为非常含混模糊之条款,这就为国民党司法当局随意判人以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1年1月底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反动宣传的,要处以重刑。2月,杀害李求实(《上海报》主编)、柔石(作家)等23位革命者。“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为严密控制新闻界,麻痹国民的思想意识,国民党大量吸取法西斯新闻统制思想与经验,效法其“国家至上”原则,利用民族危机,大肆鼓吹和提倡“国家”、“民族”、“国民”等抽象观念,进行所谓“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对凡是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新闻宣传,一律以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为由而予以取缔和镇压,如11月查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前哨》杂志。
  1932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通令取消电报新闻检查”,{1}却依然在查封进步报刊。如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于1932年3月建立,通过有关决议,创办“国际新闻社”,四个多月后被查封;3月对上海左联《十字街头》查禁,4月对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刊物《研究》查禁,12月对左联《文学月报》查禁。另外,还对《宣传品审查标准》进一步增订且公布,重申“宣传共产主义及鼓动阶级斗争者”、“对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恶意诋毁者”为反动宣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先后出版过《新思想》、《世界》、《环球》等30多种杂志,均因政治色彩原因,大多出版一、二期后即被查禁。
  1933年后,不再以原来实施的审查追惩制度为主要手段,开始在新闻界推行旨在事前预防的新闻检查制度,也就是直接干涉新闻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创立民营报纸顾问制度,委派国民党顾问加入民营报社进行指导,以增强其“党化新闻界”的力量。在各地组织各种名目的新闻学会、记者团体,以国民党报人为核心与骨干,使之成为惟国民党是从的新闻类民间群众组织。不久,国民党四届中执会又通过《新闻检查标准》和《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规定“各报社刊载新闻,须以中央通讯社消息为标准”,凡是不符合者,“应扣留或删改”。随之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大城市设立新闻检查站,要求各报均须在发稿前将全部新闻稿送请检查,对不服检查者处以停刊等处分。国民党四届中执会还通过决议,明确中央宣传委员会在新闻界的任务是“集中经费于少数报纸,培养成有力量之言论中心”,“对全国新闻界作有效之统制”。{2}即把握新闻界的重要力量来加强对其自身的统制,由此来强化国民党的新闻事业,以获取新闻业的实际领导权,造成全国一个声音的新闻界党化局面,彻底完成“新闻一元主义”之任务。
  1934年,国民党中宣部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党部《新闻统制之实施方案》还具体提出:“消灭反动报纸及新闻社,取缔灰色新闻及毒素新闻,淘汰肤浅落伍、桀骜不驯之新闻记者,其有冷酷无情,始终自外革命集团,绝无合作诚意者,尤不容留。限制非党系的新闻业侵略式的发展,干涉非党系新闻企业托勒司或迭而加形式”。1935年,国民党中宣部成立中央新闻检查处,南京设立首都新闻检查所,并在各省成立新闻检查所,在各重要县市设新闻检查室,形成一个全国新闻检查网。1937年2月,《读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陈子展主编,仅出二期即被查禁。
  对广播电信、邮件寄送同样严控。1928年后先后公布《广播无线电台条例》、《电信条例》、《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各县市邮电检查办法》、及《装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1936年2月成立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公布《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1937年又公布了《民营广播电台违背<指导播送节目办法>之处分简则》和《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这些都反映出国民党已以法律形式着重从广播节目的内容上控制广播电台。在此一年多时间里,民营广播电台因违反该指导委员会有关规定而被明令撤销者有9座,暂停播音者4座,受警告处分者3座。
  据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秘密文件记载,自1929年至1934年,被查封的书刊约887种。而据其《中央宣传工作概况》统计,仅1929年全年查禁的刊物共计272种,比1928年猛增90%,其中共产党刊物148种,占54%,其余为国民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第三党等的“反动”刊物。而各地方党部和政府查禁的新闻出版社团也难以计数,如1929年查封创造社,1930年查封上海现代书局,邹韬奋的50余家生活书店都先后被查封。尤其是出动军警、特务,公开捣毁报社、书店,逮捕报人、店主,《南国》周刊、良友图书公司等,都被砸过。甚至利用特务手段监控新闻界,从给进步报刊投寄恐吓信,直至使用凶残的暗杀手段。1931年2月,被暗中捕杀的“左联”五作家都是有关报刊的编者或作者;1933年1月,镇江《江声报》经理刘煜生等被害;5月密捕《北斗》主编丁玲、《真话报》主编潘梓年;6月暗杀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934年7月,江苏高等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名,判陈独秀、彭述之两人15年徒刑,上诉后改判8年;11月,暗杀上海《申报》老总史量才。此等一系列事件,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总之,国民党在其执政初期,就实行了一套熔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与外国法西斯主义于一炉的新闻统制政策与法制。
  二、民营自由报刊业的顽强抗争
  尽管国民党在新闻出版方面的专制统治相当严厉,但经过清末民初几十年宪政思想的浸染,新闻自由的理念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相当的根基。旧军阀的控制刚刚除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并未很有效,新闻出版界不会一下子就被所谓的“三民主义”所蒙蔽;同时,政府也不可能在新闻出版界建立完全的党化专政体制,就是说相当部分的民营报刊依然可以自主经营。这样,许多民营报刊依然沿袭北洋军阀时期的自由路线,发表着自己独立的观点,以与国民党专政抗衡。确有一些报纸,仍以敢言自命,文章虎虎有生气,把言论当作主要的宣传手段。所载抨击时弊的文章也曾风靡一时。
  最早起来批判国民党以训政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是《新路》杂志,由张君劢、李璜等人1928年初在上海创办。其创刊号发表了张君劢的《发刊词》,提出十二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随后又发表了大量批判国民党训政制度的文章,如张君劢在《新路》第2期的《一党专政与吾国》一文中指出,国民党训政理论“于情为不顺,于理为不通”,同样是国民,只因为他是党员便成为训政者,而令国民为被训者,这是毫无道理的。作为训政的国民党人,其知识能力和道德情操实际上还不如一些国民,许多人只知道投机钻营,勾心斗角,以至于腐败堕落,让这样的人来训政,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很多文章强烈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制,开放党禁,允许成立反对党。这些很快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与愤怒,国民党开始对其进行围攻和镇压,《新路》仅出版了十期就被迫停刊。
  自由主义第二份刊物《新月》,由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于1928年3月在上海创办。1929年的《新月》第2卷第2号上,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抨击国民党统治下恶劣的人权状况,指出实际生活中,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坤”、“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保障。“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其呼吁当局尽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外舆论界的广泛注意。胡适在《新月》第2卷第4号上又发表《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前者批评了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论,以学术口气批评了轻视学问的风气,指出“行易知难”实有不容异己、取消言论自由的实质,并为一班不学无术的军阀政客提供护身符;后者则对国民党无宪法政治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孙中山1924年放弃约法思想以后,只讲军政、训政,不相信人民在约法和宪法之下参政的能力。胡适强调人民需要训练的是宪法之下的法制生活,“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在《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上,胡适又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评论国民革命道:“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判孔子,弹劾程朱,反对礼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批评,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文章最后警告说:“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胡适的上述言论,引起国民党的极大不满,国民党政府组织力量讨伐,但根本不能使胡适屈服。最后,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此后《新月》一度由回国不久的政治学博士罗隆基主持。罗氏也发表了《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等大量政论,学理扎实,锋芒毕露。《专家政治》一文指出对人民进行政治训练是政治专家的事,国民党人则没有这种资格。如要说训政,首先应训的是国民党人,尤其是执政者诸公。只有当这些人得到应有的训练,并成为政治上的专家之后,中国的政治才有可能走上正轨。民主政治与国民党的训政制度在性质上水火不容,而训练民众培养其参政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论人权》一文反对任何个人或政党、阶级具有超越法律的地位,指出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责任,“未经全民直接或间接承认的法律不应有统治人民的威权,人民没有服从的义务”。《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一文指出:民主体制的功用就在“调剂党内的派,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的轨道,不趋于革命流血的一条狭路”。如果实行一党专政,其结果就是“逼迫一切不同思想及主义的人,走到革命流血的狭路上去”。或者说独裁统治必然“引起被治者的不平与愤怨”,这是“一切革命的祸源”。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中,首创“党天下”一词,指出:人民决不能“把政治完全付托给某个人或某个党或某个阶级,依赖他们来做权利的保姆”,只有人民自己才是人民“权利的忠实卫兵”。“党权高于国权”的独裁制度本身含有“一切内在的罪恶”。旗帜鲜明地喊出“我们是绝对地反对独裁制度”的口号,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3} 1930年11月,罗隆基以“反动言论”等罪名被拘捕,在蔡元培、胡适、宋子文等人的营救下很快获释,但失去了光华大学的教职。罗氏随即在《新月》上发表《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详细记述了这一经历,并对政府提出愤怒指控。1930年新月书店将有关论文结集出版,名为《人权论集》,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人权的论文集,系统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新月》一时成为知识界争相阅读的刊物,成为中国20世纪言论自由史上的一座非常有价值的里程碑。《新月》维持到1933年6月,出到四卷七期后停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表现出积极抗日和要求民主的进步倾向,明显与国民党政府唱对台戏。首先是积极报道事变真相,动员全体力量收集消息,第一天报道事变的电讯多达85条,并发表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表明自己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鲜明立场,责问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妥协与退让。12月17日,南京发生军警枪杀赴京请愿的北平学生的“珍珠桥惨案”,国民党当局严格封锁消息,企图掩盖真相。《申报》不顾当局禁令,详细报道了事件经过,并发表时评《学生爱国运动平议》,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久,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暗杀。《申报》又独家刊登宋庆龄的抗议文章《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批判蒋介石“个人独裁”,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的地位”,忙于派系斗争的宁粤双方“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之罪人”。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申报》更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支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发表指导性时评《敬告国民》,号召市民奋起参加此生死之战。并宣传动员募款、补充军需、救恤将士、稳定市场、收容难民等有关工作,成为上海的舆论中心。4月,发表时评《“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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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该通令称:“查言论自由,为全国人民应有之权利,现在统一政府成立,亟应扶植民权,保障舆论,以副喁望,而示大众。”参见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2年纪事),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
{2}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新闻科:《本党新闻政策之确立与实践》(1934年3月报告),载《新闻宣传会议记录》。
{3}参见罗隆基:《专家政治》,载《新月》第2卷第2号;罗隆基:《论人权》,载《新月》第2卷第5号;罗隆基:《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载《新月》第2卷第8号;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载《新月》第2卷第12号。
{4}《申报》1931年12月12日。
{5}《中央日报》(南京)193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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