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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姓名、公序良俗与政府规制
【副标题】 兼论行政法案例分析方法【作者】 章志远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分类】 行政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姓名;公序良俗;政府规制;案例分析【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5【页码】 13
【摘要】

民众个性的张扬、婚姻家庭关系的裂变、姓名平行现象的激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变迁及信息社会标准化的现实需求,共同构成了当下姓名规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应以公序良俗的维护作为姓名规制的基本目标,通过命令控制与激励指导双重手段的运用,对姓名的结构、长度、内容及变更进行适度规制。案例资源的引入能够极大改变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格局,对案例素材来源和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关注,则能够促使行政法的案例分析迈向新境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285    
  一、“中国姓名权第一案”折射政府规制新课题
  现年23岁的赵C在换领第二代身份证时,被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以“赵C”之名不符合规范、无法录入户籍网络为由拒绝。为维护姓名权,赵C于2008年1月4日向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以公民享有姓名权、赵C的姓名符合法律规定、使用22年间未给国家社会及他人造成不利为由,于2008年6月6日做出判决,责令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允许赵C以“赵C”为姓名换发第二代身份证,并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完毕。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不服判决,向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随后,赵C案入选2008年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并被媒体誉为“中国姓名权第一案”{1} 2009年2月26日,这一备受社会关注的行政案件终于尘埃落定。二审法院并未对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做出任何评价,而是通过“协调”促使上诉人鹰潭市月湖公安分局与被上诉人赵C达成和解,即赵C同意变更姓名并使用规范汉字依法申请变更登记、月湖公安分局免费为其办理更名手续并撤回上诉。在此基础上,二审法院当庭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并撤销一审判决。
  除了媒体热议之外,赵C案还引起了部分法律学者的关注。就在该案一审判决做出之后,有学者即撰文分析了姓名权的宪法基本权利属性,主张对姓名权的限制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并表达了对宪法基本权利规范转变为控制国家行政权力的实效性规范的热切期望。{2}也有学者从诉讼法学角度分析了二审裁定在诉讼程序上的诸多瑕疵。{3}这些研究对于公民姓名权的法律保护及行政诉讼程序的完善固然重要,但这种以请求权基础为核心的案例分析却忽略了行政法上的案件“往往涉及高度的利益冲突或公共政策上的争议”,{4}使得人们无法仅仅从现实的规范层面获得对案件的完整理解和确当处置。就赵C案而言,其所涉争议主要体现在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法律层面的争议涉及公安机关拒绝更换姓名的低位阶规范依据(包括《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姓名登记条例(初稿)》)与《民法通则》、《居民身份证法》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法律条款适用间的冲突与消解;政策层面的争议则涉及在一个个性充分张扬的时代,规制机关能否以维护民族文化传承等理由对公民的姓名取舍活动进行干预?{5}进一步言之,在社会环境已然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规制机关将如何应对公民姓名自由取舍的诉求?是否存在更为合理的替代性规制手段?相比之下,政策层面的分析更具现实价值,它能够使人们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去审视行政案件背后所蕴涵的复杂议题。
  近年来,我国行政法上兴起的政府规制分析方法恰好因应了这种政策反思的社会需求。“规制理论是政策分析,但比一般常见的政策分析,对法律的讨论更为深入。规制理论是法律学科内的整合,它不只是行政法,不只是公法;而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而运用各种法律手段、法律机制、法律思想的理论。”{6}可见,规制分析方法能够使行政法学的触角延伸到对个案权利救济背后所隐藏的制度与政策面的考量与关照,从而有效弥补传统的以司法权利救济为核心的分析方法的不足,推动良好行政政策的形成。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笔者将在回顾姓名公权控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通过我国当下姓名规制环境变迁的展示,剖析姓名政府规制的目标设定与手段选择,进而摹绘出理想的姓名政府规制新图景,实现现代行政法保障私人权益和提升公共福祉的双重时代机能。
  二、姓名公权控制的历史沿革
  人类能够给自身命名的行为开始于远古时代。从那以后,姓名就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给自身命名的能力正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界的显著标志之一。人类学者的研究表明,人的姓名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简单符号,它与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历史阶段、婚姻形态、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均有密切的关系,承载着代表群体个体、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指代特殊事物、体现社会评价和凝聚文明精华等社会功能{7}。正是因为姓名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各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姓名取舍活动都受到公权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控制。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姓名和姓氏制度早已发展成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姓氏认定的严格繁琐和社会宗教寓意,使得中国人对姓氏意义的关怀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8}
  皇权干预与宗法渗透是中国古代姓名控制的两大特点。皇权至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皇权专制统治的集中体现。皇权控制着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甚至直接干预姓名的取舍。皇权对姓名的干预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皇帝对臣属的改姓、削名和追谥;二是百姓取名对皇帝姓名的避讳。在宗法体制下,姓氏本来不可随意改变,但皇帝基于个人好恶却可以随时对臣属姓氏进行改动。这种改动既可能基于皇帝对臣属的宠爱和赏识,例如西汉刘邦恩赐谋臣娄敬姓刘、南明隆武帝赐郑成功姓朱等;也可能基于皇帝对臣属甚至亲属的愤恨与报复,例如武则天将中宗皇后王氏改姓为蟒、将越王李贞改姓为虺等。除此之外,皇权对姓名的干预还表现为百姓取名必须避帝王之讳。因避皇帝的名讳而改变自己的名字,在历朝历代都是常见现象,避讳改名的方式通常包括直接改名、改称名为称字、将双名中犯讳之字删去等三种。{9}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不仅世、民二字在百姓取名中销声匿迹,就连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也改为户部,并且为唐以后的历朝所沿袭,可谓姓名史上一大奇观。{10}
  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的律令似乎并未对百姓取名有过限制。然而,由血缘纽带所维系的宗法制度及其遗风早已深深嵌入民间社会之中,成为古代姓名取舍所遵循的“天然法则”。{11}一般来说,姓名中的姓往往具有强烈的血缘和身份区分功能,同姓即意味着拥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因此,在古代社会,除了皇帝改姓之外,普通百姓是断然不能随意改姓的。即便是姓名用字,由于深受纲常伦理、阴阳五行的潜在影响,因而事实上不需也不能加以改变。特别是从宋朝开始,随着宗法家族制度的发达,一种以别长幼、明世系为宗旨的按辈分定字命名的方式日渐规范,名字取定之后就更难以改变了。宗法观念对姓名取舍的渗透还体现在女子的姓名上。“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12}在男尊女卑的宗法秩序下,女子出嫁之后,不仅自己的名字随之失去意义,而且自己的姓也退居次位,甚至连姓也难以保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无姓无名的阿庆嫂就是典型的例子。
  清末民初,随着西风东渐,立法上开始承认姓名权为民事权利。《大清民律(草案)》不仅承认姓名权为私权,而且还在总则中以专门条款规定了姓名的登记、使用、变更及保护。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民法典·总则编》,其中的第19条正式确认了对姓名权的民法保护。1941年,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姓名使用限制条例》,规定每个人只能使用一个姓名,并用于财产的取得、转移和变更,但是实际上没有执行。此外,《民法典·亲属编》有关“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以及“子女从夫姓”的一般性规定都说明彼时姓名权并未为个人所普遍享有。同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婚姻家庭法制也得到不断发展,男女平等的原则逐渐获得认可,越来越多的女性同男性一样享有平等的姓名权。
  新中国建立不久即于1950年5月1日颁布了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该法第11条明确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从而彻底废除了姓名问题上的歧视妇女做法,实现了男女在姓名权上的完全平等。这一规定在以后的新婚姻法中都得到了重申。1958年1月9日施行的《户口登记条例》第18条规定了公民姓名变更申请的办理,这实际上是对公民姓名变更权的默许。一些地方的户口管理规章还对公民姓名变更做出了必要的限制性规定,如《上海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第14条第1项实际上规定了两类限制:一是必须有特殊情况凭有关证明才可以申请更改姓名;二是正在被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和其他正在羁押的人员则不予更改姓名。目前,除《民法通则》第99条和第120条规定了公民姓名权及法律保护外,《婚姻法》第22条有关“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以及《收养法》第24条有关“养子女可以随养父或者养母的姓,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以保留原姓”的规定都体现了对公民姓氏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目前姓名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之后,公民姓名取舍活动的个性化进一步彰显,姓名问题逐渐成为我国户籍管理中的一大难题,大量重名、怪名、洋名的出现呼唤立法对姓名权行使进行必要的规制。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厉兵和张书岩在2003年“两会”期间,提出尽快出台《姓名法》,规范公民命名活动的提案。作为主管机关的公安部也有了强烈的规制冲动,并于2007年草拟了《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试图对公民姓名的设定和变更进行一揽子规范。然而,由于这一初稿的内容争议颇多,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正式出台,甚至都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布。{13}
  通过对我国姓名问题简略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姓名取舍的历史就是一部个体自由不断得到彰显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公民的姓名权不断得到立法的认可和保护。与此同时,公权对个体命名活动的控制从未停止。虽然不同历史时期控制的形式不同、手段各异,但对姓名取舍进行适度规制却是基本规律。这表明,姓名取舍活动从来就不是绝对自由的,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进行相应的规制是完全必要的。
  三、姓名政府规制策略的革新
  作为公民个体身份识别的标志,姓名无疑是个人的;但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姓名又是社会的。在现代社会,法律保障一个公民使用和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但任何人也绝不能因此而任意地取名授字。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对姓氏意义有着长久关怀的国家,保持对姓名的适度规制仍然是必要的。当然,在倡导人性自由的时代,究竟应当如何规制公民姓名的取舍,还有赖于对姓名规制环境的准确把握,进而实现规制目标的科学设定和规制手段的合理选择。
  (一)姓名规制环境的变迁
  当下中国正处于艰难的社会整体转型时期,制度、体制、观念都在不断调整之中。就姓名规制所面临的环境而言,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民众个性的充分张扬。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不仅是体制变革的三十年,更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三十年。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单一化的社会结构逐步被打破,一个主体多元化的全新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公民个人再也不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是一个个有着独立人格的主体。从姓名取舍到衣食住行,从兴趣爱好到事业发展,公民无不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可以说,改革开放最具实质意义的地方就在于民众个性的充分张扬。就姓名权行使而言,个性化色彩也日渐浓厚,大量生僻姓名、双姓名、四字名、“洋名”出现,甚至还出现“无姓”名和“异姓”名。{14}个性化姓名的涌现,既彰显了社会的进步与宽容,同时也对社会交际、信息处理、文化民俗、社会管理乃至人口政策等构成了现实挑战。特别是在个体禁锢已久的当下中国,规制者如果不审慎考虑个性的过分张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规制政策的实施就极可能陷入困境之中。{15}因此,伴随着民众姓名取舍活动个性化时代的来临,特别是相关行政纠纷的增加,适度规制政策的出台尤为迫切。
  第二,婚姻家庭关系的裂变。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别讲究血缘关系和宗祖情结,而姓名中的姓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标记特定的血缘遗传关系的。姓名的血缘亲缘区分功能在时代的变迁中虽然有所弱化,但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在司法实践中,因婚姻关系变动致子女改姓而引发的纠纷也时有发生。{16}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离婚率仅为3%,而目前则升至13%。{17}随着婚姻观念的变迁,特别是公民对幸福婚姻和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我国未来的离婚率短期内恐难以下降。离婚所引起的家庭关系变动往往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而其姓氏也可能随着再婚而出现变更。如何回应公民改变姓氏的请求,如何在离异双方、再婚双方的权利之间进行取舍就成为规制机关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第三,姓名平行现象的激增。姓名平行就是通常所说的重名。造成重名的原因很多,如取名的从众心理、人名用字过于集中、单名增加、追赶潮流等。重名本身并不违法,但重名的增加不仅给重名者的社会交往造成了极大不便,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难题,甚至还容易引发法律上的争议。重名现象的增加在客观上也增大了公民变更姓名的概率,特别是当某些特定的姓名具有明显不良社会评价时,改名几乎成了重名者的唯一选择。改名需求的上升既要求规制机关放松对公民姓名变更事由的规制,同时也要求规制机关在婴儿出生之后的姓名原初登记时履行好服务职责,从源头上控制姓名平行现象的增长。
  第四,语言文字政策的变迁。姓名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语言现象。当姓名以书面形式出现时,又是一种文字现象。因此,对公民姓名取舍活动的规制自然也离不开对现行语言文字政策的把握。汉语言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身处全球化时代,在片面追求同世界接轨而一味注重外语学习的背景下,作为国民母语的汉语一度受到冷落,而网络语言和广告语言的普遍失范甚至还使汉语言陷入危机之中。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维护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纯洁性已经成为国家基本的语言文字政策。200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规范汉字”;一些地方相继颁行相关法规,或规定“推行规范汉字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18}或规定人名用字应当“符合国家汉字人名规范”{19} 2004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居民身份证法》第4条则规定:“居民身份证使用规范汉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填写。”可见,作为公民完整语文符号的姓名也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需要遵守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政策。
  第五,信息时代的现实需求。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符号系统。以计算机和远程通讯为核心技术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开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同时赋予了语言文字重要的信息属性,使之成为人际系统和人机系统进行信息交流和交换的最重要的载体。在现代信息社会,姓名基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利于信息顺畅交流的自觉要求,正朝着简单、规范、省力的方向发展。现代工业化社会对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也自然而然地通过信息 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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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事实上,在赵C案之前国内就已经发生过公民申请改名遭拒而提起行政诉讼的类似案例,比较典型的就是2004年上海市民王徐英改日本名“柴冈英子”被拒案,只是该案未引起学界的关注而已。参见曹筠武:《上海人改日本名起风波》,载《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3日第A8版。

{2}刘练军:《姓名权能走多远—赵C姓名权案的宪法学省思》,载《法治论丛》2009年第1期。

{3}沈桥林、肖萌:《司法铁肩如何担当社会道义—鹰潭中院赵C案裁定的省思》,资料来源:http://www. calaw.cn/Pages_Front/Article/ArticleDetail. aspx? articleld =4549,访问日期为2009年3月10日。

{4}叶俊荣:《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3页。

{5}值得关注的是,国内一些民法学者也主张对姓名的取舍和变更给予必要限制。杨立新教授即认为,姓名权中的名字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可以自由命名,但是姓氏代表的则是亲属的血缘,不能随意选择。对于子女来说,不能选择第三姓,只能随父姓或者随母姓。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70页。王利明教授虽主张自然人可以基于各种原因申请更改自己的姓名,但同时也指出不能基于不正当目的而取与他人相同的姓名,甚至认为基于不正当目的而改名换姓也是一种滥用更名权的行为。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418页。

{6}张永健:《论药品、健康食品与食品之管制》,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提交,第2页。

{7}参见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页。

{8}参见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9}参见金良年:《姓名与社会生活》,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10}参见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11}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乡土社会礼治秩序的诸多传统时曾言:“像这一类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也就渐渐有了敬畏之感了。”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12}《礼记·郊特牲》。

{13}《解读<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资料来源:http://paper. people. com. cn/jnsb/html/2007-06/13/content-13195519.htm,访问日期为2009年3月10日。关于这一文件若干具体规定的得失,下文将逐一分析。

{14}例如,江苏常州市民点明,既不随父、母姓,也不随祖辈、外祖辈姓,而是四家各占一点演变为点姓,可谓姓名史上一大奇观。参见成希:《公民取名应否限制?》,载《南方周末》2007年6月14日第A6版。

{15}2002式个性化私车牌照在京、津、杭、深四座城市的短暂试行和旋即叫停就是很好的佐证。参见乔新生:《“个性化车牌”叫停暴露行政执法困境》,资料来源: http://auto. sina. com. cn/news/2002 - 08 - 26/27900. shtml,访问日期为2009年3月10日。

{16}参见刘妍:《儿子改随继父之姓已逾六载生父要求恢复原姓未获支持》,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3月5日第3版。

{17}《专家解析中国内地离婚率上升现象》,资料来源: http://www. 39. net/HotSpecial/hunyin/zhuanjiaguandian/41442. html,访问日期为2009年3月10日。

{18}参见《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2003年9月1日施行)第3条、《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2006年7月1日施行)第3条的规定。

{19}参见《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16条(“人名用字应当符合国家汉字人名规范”)、《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13条(“人名用字应当以规范汉字基本用字”《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2007年4月1日施行)第15条的规定(“人名用字提倡使用规范汉字、常用字”)。

{20}纳日碧力戈:《姓名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21}国内当下姓名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取名网的盛行就是极好的佐证。

{22}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3}[德]茨威格特、克茨:《违背法律和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后果比较》,孙宪忠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6期。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24}媒体上曾发出了“保卫汉语”的呼声。参见艾跃进:《保卫汉语:向世界推广中国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与国际接轨》,载《天津日报》2009年3月16日第10版。

{25}例如,《姓名登记条例(初稿)》第5条规定,姓名登记应当使用“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其第12条进一步规定,姓名不得含有“损害国家或者民族尊严”、“违背民族良俗”、“容易引起公众不良反映或者误解”的内容。

{26}激励指导型规制手段的运用也契合了我国婚姻、生育等传统私域放松规制的时代潮流。例如,《婚姻法》第6条“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34条“对已生育子女的夫妻,提倡选择长效避孕措施”的规定等。

{27}参见张联芳主编:《外国人的姓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480页。

{28}参见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绪言。

{2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行《婚姻法》有关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是确当的。相比之下,《姓名登记条例(初稿)》第7、8条对姓名结构和随父母姓的强制性规定不仅与《婚姻法》规定相冲突,而且也是对社会习俗的过度干预。

{30}参见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31}参见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218页。

{32}在2009年“两会”期间,甚至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的议案。参见《政协委员潘庆林:用10年时间恢复繁体字》,载《信息时报》2009年3月5日第A8版。

{33}《姓名登记条例(初稿)》第16条有关“无正当理由不得变更姓名”以及第20条有关“变更名字以一次为限”的规定实属规制过度。

{34}2000年前后,这种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如学界对“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不颁发学位案”的热烈探讨以及叶必丰教授主持的“行政行为判解丛书”的出版。

{35}代表性成果可参见杨海坤、章志远主编:《行政判例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余凌云:《法院是如何发展行政法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章剑生:《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1985-2008)为例》,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朱芒:《“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现及其范围—从个案判决与成文法规范关系角度的探讨》,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36}例如,发生在上海的“信息公开第一案”及江苏南通的“首例状告医院出具死亡证明案”都曾引起学者的关注。参见章志远:《信息公开诉讼运作规则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章志远、潘建明:《医院出具死亡证明行为之可诉性研究—以“南通市中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案”为楔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7}余凌云教授的新著《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即是这方面的力作。此外,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于2006年1月、2008年12月先后召开了以“行政诉讼中的判例指导”和“行政权的结构与边界”为主题的行政判例学术研讨会。参见曾珊:《2006司法审查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资料来源: http://www. sjtu. edu.cn/newsnet/newsdisplay. php? id = 5247,访问日期为2009年3月10日;刘强:《行政权的结构与边界》,资料来源: http : //www. situ. edu. cn/kyjz/2008/1224/article 681. html,访问日期为2009年3月10日。

{38}参见叶俊荣:《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2、43页。

{39}参见章志远:《民营化、规制改革与新行政法的兴起—以公交民营化的受挫切入》,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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