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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英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历史演变和现代化改革
【作者】 钱玉林【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
【分类】 国际商法
【中文关键词】 派生诉讼;英国公司法;2006年《公司法》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2
【页码】 119
【摘要】 英国的派生诉讼起源于普通法,“福斯诉哈尔波特”案件及其后来的判例中所创立的规则及其例外,成为普通法上派生诉讼的基本规则。成文法从1948年《公司法》开始引入股东救济制度,并逐步形成1985年《公司法》上的派生诉讼制度。由于普通法和成文法貌似相同的两套规则导致了法律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英国政府对派生诉讼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在2006年新公司法中形成了新的派生诉讼制度。与原有的规则相比,新的派生诉讼程序实现了更现代、更灵活和更易于理解的改革目的。
【英文摘要】 In the UK,derivative ac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ommon law. The rule of Foss v. Harbottle and rules established in cases thereafter as well as the exceptions became the basic rules of derivative actions in the common law.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 remedies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Companies Act 1948,and gradually shaped the system of derivative action in the Companies Act 1985. Due to the confusion and uncertainty of laws caused by the seemingly identical rules contained in the common law and statutory law,the UK government reformed the system of derivative action and established a new system in the Companies Act 2006. Compared with the old rules,the new derivative action procedure has realized the goal of the reform,thus becoming more modernization-oriented ,flexibl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3413    
  一 普通法上的派生诉讼
  (一)“福斯诉哈尔波特规则”及其例外
  股东派生诉讼起源于判例法,虽然无从考证哪个案例构成了该项制度的判决先例,但1843年“福斯诉哈尔波特”(Foss v. Harbottle)一案,[1]无疑是关于派生诉讼的一个经典案例。该案的判决引起了人们对少数股东救济的讨论,尤其是当公司受到董事不当行为侵害而未能起诉时,谁是适格的原告,成为争议的焦点。
  在“福斯诉哈尔波特”一案中,两个股东代表自己和除被告以外的其他股东起诉公司的五个董事,诉讼理由是:公司的这五个董事把自己的地产高价卖给了公司,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因而对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造成了损失。案件诉到法院后,主审法官詹姆斯爵士(James Wigram)认为,该交易公司就有权撤销,没有必要按无效交易处理;同时,股东试图以公司的名义行使诉权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在法律上公司和股东起诉的目的不是一回事,股东作为原告不适格,适格的原告应当是公司。后世学者将该案所确立的规则称之为“福斯诉哈尔波特规则”(以下简称为“福斯案规则”),其基本内容包括“适格的原告规则和多数决规则”。[2]
  所谓“适格的原告规则”,即当公司受到不当行为侵害时,只有公司才有权提起诉讼。依照英国上诉法院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基本的原理,即作为一般法则,A不能就B对C造成的损害代表C起诉B请求赔偿或者其他救济”,它是“任何理性法律体系的基础”。[3]而“多数决规则”是建立在公司人格独立学说和早期法院不干预除了合伙解散以外的内部事务的合伙原理基础之上的[4]按照这一原理,股东应尊重股东会依照公司章程或者法律所作的决议。当股东同意通过表决来解决问题时,意味着他应承担一项默示义务,即他应当接受表决结果。对此,英国著名公司法学者高尔(Gower)教授认为,“福斯诉哈尔波特一案首次清楚地表达了一个原则,即提起诉讼的决定应当由股东大会会议的多数决做出”[5]有的学者认为,法官在福斯案中的裁决,通过所谓的法学基本原理—权利受侵害的人才具有诉权—的适用掩饰了判决的理由。[6]
  之所以在福斯诉哈尔波特一案中形成这样一种规则,根本的原因是囿于那个时代对公司所有与经营的基本观念。当时正处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经济上放任自由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受此影响,法院对公司诉讼占统治地位的态度是,只要是依多数决规则决定的起诉或者不起诉,都是正当的。甚至有法官认为,即使少数股东深信不起诉的决定是错误的,但少数毕竟是少数,而不是多数。[7]同时,福斯案规则也是矫枉过正的结果。因为在判例法中,股东代表公司起诉经营者的权利在该案之前就已经得到承认,[8]只是到了1843年,股东宣泄不满情绪的景象如雪崩一样,从而导致了法院对这类诉讼采取了司法限制。[9]由于福斯诉哈尔波特一案以十分清晰的态度限制了少数股东的司法救济权,英国法院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题:若公司董事或其他控制人侵害公司的利益,因公司在加害人的控制之下不愿对其起诉,其他股东又不能代表公司起诉时,公司所受到的损害将无法得到补偿,加害人也将逍遥法外。
  为了解决司法危机,在实践中,经过几代法官对福斯案规则的修正,创设了排除适用该规则的四个例外情形,允许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追究董事或者其他控制人责任的诉讼。这四个例外规则包括:(1)股东个人诉讼;(2)涉及越权或者违法交易行为的诉讼;(3)涉及须特别多数决的交易的诉讼;(4)涉及对少数股东欺诈交易的诉讼。这些例外规则是由英国上诉法院于1950年在“爱德华兹诉哈利威尔”( Edwards v. Halliwell)一案中首次做出了全面的归纳和阐述。[10]1982年在“稳妥保险有限公司诉纽曼工业有限公司”(Prudential Assur-ance Co Ltd v. Newman Industries Ltd)一案中,英国上诉法院重申了福斯案规则经典定义的内涵:(1)适格的原告首先应当是公司;(2)如果被诉不当行为的交易经股东普通决议批准,则对公司和股东产生约束力,任何股东都无权提起诉讼;(3)如果被诉行为是公司的越权行为,由于股东多数决不能批准这种交易,因此,福斯案规则没有适用的余地;(4)对于需要特别决议的交易,由于普通决议不能批准,因此福斯案规则也没有适用的余地;(5)欺诈行为和不当行为人控制公司的情形应属于福斯案规则的例外。有学者认为,除了对少数股东欺诈的情形外,其他情形不是真正的例外,只不过是福斯案规则适用范围外的几种确定性的情形而已。[11]
  福斯案规则在普通法中被视为公司法的原理,[12]存在于公司法的每个部分。[13]在司法实践中,该规则得到法院长期遵守,成为判例法中一个古老的规则。虽然在司法实践的演进过程中可能不断地与现实产生矛盾和冲突,导致法律的模糊或晦涩难懂,但也正因为该规则至今已经延续了160多年,所以,该规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可争辩地被视为一项传统的制度而存在。不过,正如英国法律委员会在1995年关于股东救济的一份报告中所承认的,股东只能在例外情形下才能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这一点是福斯案规则下普通法存在的不足。[14]
  (二)“派生诉讼”法律概念的引入
  在英国早期的判例中,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并非称为派生诉讼,而是被描述为“少数股东诉讼”、“股东诉讼”或者“股东救济”等。“派生诉讼”作为一个特定的定义这类诉讼的法律概念,是由美国判例法创造的。由于美国没有受到“福斯诉哈尔波特”学说的影响,自19世纪上半期以来,就承认了在适当的情形下少数股东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在少数股东提起的诉讼中,法官始终认为,“当董事违反义务造成侵害时,股东享有司法保护的权利,但必须同时考量公司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观念”。[15]因此在最初的司法判例中,少数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时首先遇到了严重的程序障碍。因为从技术层面上讲,对侵害公司的行为而引起的诉权在于公司,因此,那时把少数股东诉讼看成是代表原告股东和其他股东的共同诉讼。值得一提的是,同时代美国与福斯诉哈尔波特案类似的案件是“豪斯诉奥克兰城市”(Hawes v. City of Oakland)一案,[16]所不同的是,该案对少数股东诉讼采取了不同的司法态度,并走出了不同的路径。“福斯诉哈尔波特”案否认了少数股东诉讼,而该案则为少数股东诉讼创立了程序上的要求。
  虽然在19世纪20、30年代就已承认少数股东诉讼,但直到1856年,[17]美国最高法院才对股东诉讼有了进一步的推动,承认了股东派生诉讼的法律地位。[18]由于股东的诉权是从公司中派生出来的,所以美国衡平法院创造了“派生诉讼”这一概念,用来定义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19]有学者认为,派生诉讼是19世纪美国衡平法纯粹为了解决公司法因两个不协调的原则而引起的两难困境的一个方法。[20]也就是说,派生诉讼原本只是借用一种法律技术来解决成文法困境的一个方法而已,但在判例法的发展中,当法官参考、沿用判决先例时,派生诉讼逐渐被解释成对少数股东保护的一个方法,“衍生”为少数股东权。
  在英国,直到1975年,[21]英国上诉法院意识到把由股东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称之为“少数股东诉讼”,不是揭示而是模糊了这一诉讼中原告行使权利的性质,才正式引入美国法中的“派生诉讼”概念以替代“少数股东诉讼”这一法概念。“虽然对这类诉讼新的描述丝毫不改变诉讼程序规则,但这一概念却比较清晰地说明了这一诉讼的本质,即股东个人行使的诉权并非来自自身,而是‘派生’于公司。”[22]派生诉讼的概念现已在英国的判例中根深蒂固,并在1994年通过的最高法院规则中得以反映,该规则将派生诉讼定义为:“由一个或者一个以上股东提起的诉讼,诉因归属于公司,并代表公司请求救济。”[23]正因为派生诉讼揭示了这一诉讼的本质,从而使这一诉讼的特征变得清晰起来。然而,股东代表公司并行使公司诉权的特征淹没了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从少数股东诉讼到派生诉讼,仅仅是强化了股东在诉讼中的地位而已,而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不仅没有从派生诉讼这一概念中得以提升,反而变得更加模糊。
  二 派生诉讼的法典化
  (一)公司法典引入派生诉讼的历史
  福斯案规则确立后的一百多年间,派生诉讼的问题在英国主要是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引入新的判例加以解决的。这似乎意味着没有必要改变判例法上的规则,但福斯案规则只能在判例法中找到,其中很多判例年代已经十分久远,加上福斯案规则及其例外过于刚性,[24]导致法官倾向于适用福斯案规则,不愿处理股东行使公司诉权的情形,诚如有的法官坦言:“司法与时俱进的能力是有限的。”[25]因此,成文法最终还是对派生诉讼做出了回应。
  英国成文法上关于少数股东的地位,最早是在1945年英国公司法修改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26]该委员会的建议被写进了1948年《公司法》第210节。该节规定,当公司的事务被以对部分股东采取“压迫性的”方式管理时,股东可以向法院申请令状,对公司未来事务的管理予以规制,或者要求公司或其他股东回购其股份。第210节所称的“压迫性的”,上议院在“苏格兰合作联社有限公司诉梅耶”(SCWS v. Meyer)一案中解释为“难以承担的、苛刻的和不正当的”[27]在此之前,少数股东对多数派股东压迫性行为的唯一救济就是请求解散公司,而解散公司要建立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之上,所以法院命令解散公司的条件十分严格。第210节引入的救济手段,未涉及行为人的民事责任问题,而且对于受压迫性行为影响的股东来说,所提供的救济也只是消极的退出机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仅发生两个适用该节的成功案例。[28]从严格意义上讲,第210节只能算作少数股东救济的雏形,还称不上股东派生诉讼,不过,从对后世立法的深远影响而言,该规定无疑成为成文法上引人股东救济制度的滥觞。
  1962年英国杰金斯公司法委员会(Jenkins Committee )[29]接受了批评者的意见,再次强化了少数股东地位的问题,认为欺诈少数股东作为福斯案规则的例外过于狭窄,建议适用范围更广泛的第210节,同时应当允许法院授权股东以公司的名义起诉第三人。[30]虽然该公司法委员会看到派生诉讼在美国被滥用的迹象,但同时认为:“为了公司的利益所作的诚实的、独立的多数决定发生效力时,不鼓励股东提起诉讼。但是我们认为,在这类案件中给予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和败诉责任的承担可以有效地防止派生诉讼的滥用。”[31]同时,该委员会认识到第210节所称的压迫行为的“不正当性”,是否要求实际的违法或者对权利的侵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不确定性。为了使之明确,该委员会建议使用“不公平的损害”这一术语,英国议会到了1980年《公司法》第75节中才采纳了这个概念。该委员会的建议成了1980年《公司法》第75节的基础。
  与1948年《公司法》第210节相比,1980年《公司法》第75节对少数股东的救济已初具派生诉讼的特点。第75节进一步扩大了对少数股东救济的适用范围,将不当行为方式的“压迫性”改为“不公平的损害”。对此,在“关于S. D.哈里森plc”(Re Saul D Harrison plc)一案中,[32]英国上诉法院法官霍弗曼认为,“不公平的损害”是议会精心设计的一个不精确的术语,因为早期1948年《公司法》规定类似救济的第210节的目的被给予严格的限制性的解释。同时,1980年《公司法》接受了杰金斯委员会的建议,规定:当公司的事务正在或已经以一种对部分股东的利益(包括申请人本身)造成不公平损害的方式管理时,或者公司任何实际的行为或计划的行为或不作为(包括代表公司的行为或不作为)不利于和将不利于股东利益时,公司的任一股东可以向法院申请令状。法院可以提供的救济措施包括:对公司未来事务的管理予以规制;要求公司制止对股东不利的行为或不作为;允许股东以公司的名义并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或其他股东回购令状申请人的股份。稍作修改,这节内容基本上被1985年《公司法》第459-461节沿袭了下来。
  (二)1985年《公司法》第459-461节:一个困惑的规则?
  英国在1985年整合公司法时,对于股东救济的规范并没有冲破旧法的框架,虽然派生诉讼作为成文法的制度被正式确立了下来,但同时完整地保留了普通法上的福斯案规则,这就造成了有关股东救济问题成文法和普通法并存的局面。尤其是1985年《公司法》第459节并不是依照不当行为的类型规定相应的责任,而是概括性地规定了对股东的一般性救济。该规定的适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与福斯案规则相重合,从而使法院处理案件时面临适用法的选择问题。如前所述,法官更多的倾向于适用福斯案规则,而不允许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有资料表明,从1990-2006年,法院允许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案件共27件,其中上市公司只占3件,其余均为私人公司的案件,整个派生诉讼案件年均只有1.5件。[3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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