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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效、瓶颈与出路
【英文标题】 The Reform of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Effects, Bottlenecks and Way Out
【作者】 魏晓娜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司法制度
【中文关键词】 以审判为中心;副卷;司法责任制;捕诉一体
【英文关键词】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Duplicate Dossier;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Integration of Arrest and Prosecution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155
【摘要】

通过对2018年和2014年基层法院审理的有争议刑事案件判决书的抽样调查,并在一系列核心指标上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启动四年来,除了在辩护指标上有明显好转外,在证人、鉴定人出庭率等核心指标上,2018年的数据与2014年的数据相比并未观察到明显变化。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实际效果有限。究其原因,在以“案卷”为中心的审判认知结构和“副卷”集中反映的判决权威结构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改革的实际空间十分有限。深化以审判为中心改革,需要解决好以“两卷”问题为代表的审判认知结构和判决权威结构的问题。为重塑审判认知结构,需要弱化案卷在审判中的作用,强化被告人的对质权;为重塑判决权威结构,需要合理确定院庭长的“审判监督”与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之间的界线。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深入推进,会引发审前阶段的连锁反应,客观上强化检察机关指导和控制侦查人员取证行为的合理需要。目前检察机关内部的“捕诉一体”化改革是这种诉求的反映。然而,满足这种需要的正确路径应当是加强“侦诉一体”化。

【英文摘要】

By sampling judgments of disputed criminal cases tried by courts at basic level in 2018 and 2014, and making comparative survey in a series of core indicator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fter the reform of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was initiated 4 years ago, in such core indicators as the rate of witness or expert appearing in court, no distinct improvement was observed when comparing the data of 2014 and the data of 2018, the indicator of defense being the only exception. The actual effects of the reform are very limited. That is because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trial centering on dossier and the authority structure of decision making reflected by the duplicate dossier have not altered radically, the actual room for the reform is very limited. In order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the problems in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structure have to be solved. To reshape the authority structure, the right to confront the witness for the defendant has to be reinforced and the role of dossier should be weakened. To reshape the authority structure of decision making, the border between the trial supervision exercised by presidents or heads of courts and the functional duty exercised independently and impartially by individual judges should be determined properly. The pushing forward of the reform will trigger chain reactions in pretrial stage, which presses the reasonable demand of the procuratorate to guide and control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olice. The ongoing reform of integration of arrest and prosecution reflected this demand. Forever, the proper way to meet the demand is to integrat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651    
  

引 言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为贯彻中央改革要求,2016年6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2016年10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2017年2月,最高法院制定《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7年6月“两高三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2017年12月,最高法院出台“三项规程”(即《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全面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与此同时,全国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试点工作也渐次展开。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决定性作用,成为改革的核心要求和重中之重。[1]例如,成都法院自2015年2月以来即在全国率先开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工作;[2]又如,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2015年开始,以严格落实证人出庭制度为主要抓手,也开展了庭审中心与证人出庭改革试点工作。[3]2017年3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刑事案件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针对刑事庭审证据调查制度完善、健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等12个重点项目,分别在45家法院先行先试。[4]2017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研究制定深化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三项规程”过程中,先确定河北省廊坊市、山西省太原市等17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其所辖的部分基层人民法院为试点法院。“三项规程”发布后于2018年1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行,成为法院系统推进中央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改革的主要抓手。[5]

在此期间,在监察体制改革的驱动下,刑事诉讼法经历了第三轮修改。引人注目的是,原本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配套改革措施{1}(P.13)、以提高诉讼效率为主要导向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经过两年试点之后,经由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改,上升为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以审判为中心”或者庭审实质化改革,在本轮修改中并未被提及。实际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否实现既定的立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式审判程序的发育程度,正式的诉讼制度越是规范和有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就越是健康。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入法之后,我们反而更有必要回过头来审视“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进展,考察改革四年来的实际效果,客观看待其成效与不足,寻找改革成效最大化的现实路径。

一、“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实效:基于2014年和2018年样本的比较观察

近年来,已有一些法院就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情况进行总结,得出较为乐观的结论。[6]也有学者对地方法院庭审实质化试点情况进行调研,得出更为谨慎的“有效但有限”的结论{2}(P.124)。然而,改革试点研究在方法论上属于“实验研究”,将这种来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延伸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时,往往会在控制实验环境等方面面临着更多的现实困难,其最大的问题是可能产生“实验者期望效应”,[7]也就是说,试点的各方参与在“试点成功”的殷切期待下,可能会不自觉地改变行为模式,推高庭审实质化的各项指标,从而“制造”主体出一个试点设计者与试点参与者都期待的“积极”结果。显然,“实验者期望效应”对研究有效性的威胁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严谨的研究者一般会使用“双盲实验”[8]来避免类似的效应。基于同样的原因,要对庭审实质化的效果进行相对客观的观察,必须避免、至少是最大限度降低这种期待效应。

(一)研究思路与样本选取

本次调研吸收了实验研究中将“对照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的思路,即将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启动之前的2014年的案件作为对照组,[9]将“三项规程”在全国试行后的2018年的案件作为实验组。同时,不再进行介入式的试点研究,尽量将观察者对案件本身的影响降低到零,以避免“实验者期望效应”的干扰。这样一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刑事裁判文书反而成为最佳的研究对象。总体的研究思路是,在特定的检索条件下,分别选取一定数量的2014年和2018年的刑事判决文书样本,再通过人工阅读的方式,以裁判文书所反映的特定相关指标为依据,对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效果进行量化的观察和对比。

本研究的核心检索条件设定为?“对案件事实有异议”和“基层法院”。首先,之所以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对事实有异议”的案件,主要是考虑到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并非推行庭审实质化的主要对象,将这类案件排除出去,更便于集中精力考察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效果。其次,之所以选择“基层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作为研究对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基层法院承担着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这是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忽略的研究素材。基层法院遍布中国3?000余个县级行政区域,自然条件和法治环境千差万别,它们的判决书更能反映中国刑事审判的“原生态”。二是技术方面的原因:短期自由刑大量出现在基层法院的判决,而中级法院的量刑大多是长期刑或者无期徒刑以上,因此以基层法院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才有可能对“羁押期限”和“刑期”展开有意义的量化比较。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事实有异议”和“基层法院”成为样本选取的两个核心条件。

具体取样过程:首先,以“事实有异议”为关键词检索全文,同时辅之以“刑事案件”“?普通程序”“基层法院”“判决书”的类型限定,以及2014年、2018年的时间限定,可以得到符合上述条件的案件总体。其中,2014年的裁判文书共计2?784份,2018年的裁判文书共计3?839份。理想的做法应当是对这两个年度的裁判文书进行全样本分析,然而,由于时间、经费和人力方面的限制,只能对其进行抽样研究。为了兼顾置信度,便于观察、比较,笔者按照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将拟抽取的两个年度的样本规模统一确定为300个。[10]其次,在裁判文书总体确定的前提下,课题组又运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以确保样本在地区分布上的合理性。[11]具体而言,根据各省份在该年度裁判文书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即可计算出本年度该省份所应抽取的样本数量。[12]然后,在计算出不同年度各省份的取样数量后,进一步照顾到了样本在时间分布上的均衡性。如果某省份应当抽取的样本数量大于1,则尽量在不同月份之间均衡选取,最终得到2014年、2018年的观察样本各300个。最后,通过人工阅读,再将个别“形式上”符合检索条件但“实质上”并不属于研究对象的问题案例加以替换。比如,被告人在适用简易程序时提出对“案件事实有异议”,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对指控事实不再提出异议,即属于应当替换的案件。

变量设计,亦即确定每一份裁判文书所应当观察、统计和分析的具体指标。确定指标的标准有二,一是判决书有所反映,即能够通过人工阅读的方式提取相关信息;二是与庭审实质化相关。根据这两个标准,本研究主要设定了五类指标,包括:辩护情况;庭前会议召开情况;非法证据排除情况;证人、鉴定人出庭情况;羁押期限与刑期情况。每类指标之下按照研究需要再做细分,比如,“辩护情况”需要考察“是否有辩护人”“是否为律师辩护”“是否为指定辩护”“辩护采纳情况”等等。

(二)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实效:核心指标之比较

通过阅读裁判文书和数据录入,最终发现2014年的300份判决书共涉及被告人508个,2018年的300份判决书共涉及被告人485个。根据所研究的具体问题,下列各项指标的统计分析有的是以案件为单位进行的,有的则是以被告人为单位进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1.辩护情况

(1)辩护人辩护的比率、律师辩护的比率

表1

┌──────┬──────┬──────┬──────┬──────┬──────┐
│指标    │被告人总数(│ 辩护人辩护 │律师辩护/占│委托律师/占│指派律师/占│
│      │人)    │/占比   │比     │比     │比     │
├──────┤      │      │      │      │      │
│年份    │      │      │      │      │      │
├──────┼──────┼──────┼──────┼──────┼──────┤
│2014    │508     │241/47.44% │ 212/87.97% │ 197/38.78% │15/5.32%  │
├──────┼──────┼──────┼──────┼──────┼──────┤
│2018    │485     │344/70.93% │343/99.71% │ 262/54.02% │81/36.49%  │
└──────┴──────┴──────┴──────┴──────┴──────┘

如表1所示,2014年的300个样本案件共涉及被告人508个,其中有辩护人辩护的被告人有241个,占比47.44%;辩护人为律师的有212个,占全部辩护人的87.97%。从辩护律师的产生方式来看,有197位被告人自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占全部被告人的38.78%;15位被告人通过法律援助获得指派律师,占所有没有委托辩护人(律师和非律师)的被告人的5.32%。[13]而在对照组中,2018年的300个样本案件共涉及被告人485个,其中有辩护人辩护的被告人有344个,占比70.93%;辩护人为律师的343人,占全部辩护人的99.71%。从辩护律师的产生方式看,有262位被告人自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占全部被告人的54.02%;81位被告人通过法律援助获得指派律师,占所有没有委托辩护人(律师和非律师)的被告人36.49%。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基层法院审理的事实方面有争议的案件中,与2014年相比,2018年在该统计项目上几乎所有数据都有显著的提升。辩护人辩护的比率从2014年的47.44%提高到70.93%;有律师的辩护人占所有有辩护人的被告人的比率从2014年的87.97%提高到99.71%,这意味着辩护的专业化程度有明显的提升;其中,自行委托律师的被告人占全部被告人的比率从38.78%上升到54.02%,这说明被告人委托律师的意愿明显提高。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说明越来越多的被告人相信律师是有用的,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法治环境的改善。法律援助机构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派律师的比率从5.32%提高到36.49%。如果考虑到基层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除非出现盲、聋、哑和限制行为能力的情况,理论上不是必须指派律师,这个数据反映出近年来推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实际成效。

(2)自行辩护意见采纳情况

表2

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
│指标     │提出自行辩护意│部分采纳自行辩│全部采纳自行辩│部分或全部采纳│
│       │见的被告人数(│护意见数(人)│护意见数(人)│自行辩护意见比│
│       │人)     │       │       │率      │
├───────┤       │       │       │       │
│年份     │       │       │       │       │
├───────┼───────┼───────┼───────┼───────┤
│2014     │362      │58      │ 45      │ 28.45%    │
├───────┼───────┼───────┼───────┼───────┤
│2018     │329      │49      │43      │27.96%    │
└───────┴───────┴───────┴───────┴───────┘

表2显示,在2014年的300个样本案件的508个被告人中,提出自行辩护意见的有362人,其中58人的自行辩护意见被法庭部分采纳,45人的自行辩护意见被法庭全部采纳,部分或全部采纳自行辩护意见的比率为28.45%。在2018年的300个样本案件的485个被告人中,提出自行辩护意见的有329人,其中49人的自行辩护意见被法庭部分采纳,43人的自行辩护意见被法庭全部采纳,部分或全部采纳自行辩护意见的比率为27.96%。由此可见,一方面,从各年份自行辩护意见采纳率的绝对数值来看,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意见对法庭的说服力本身都比较低;另一方面,从两个年份的自行辩护意见采纳率的相对变化来看,被告人自行辩护意见对法庭的说服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小幅下降。

(1)?该数据旨在计算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中,有多少被告人通过指派方式获得了律师辩护。计算方式为获得指派律师的被告人人数/(被告人总数-有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数+获得指派律师的被告人人数)=15/(508-241+15)=5.32%。

(3)律师辩护意见采纳情况

表3

┌───────┬───────┬───────┬───────┬───────┐
│指标     │有律师辩护的被│部分采纳律师辩│全部采纳律师辩│部分或全部采纳│
│       │告人人数(人)│护意见数(人)│护意见数(人)│律师辩护意见比│
│       │       │       │       │率      │
├───────┤       │       │       │       │
│年份     │       │       │       │       │
├───────┼───────┼───────┼───────┼───────┤
│2014     │212      │110      │19      │60.85%    │
├───────┼───────┼───────┼───────┼───────┤
│2018     │343      │205      │43      │72.30%    │
└───────┴───────┴───────┴───────┴───────┘

表3显示,在2014年的300个样本案件中,212个被告人有律师担任辩护人,其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被法庭部分采纳的有110人,被法庭全部采纳的有19人,部分或全部采纳律师辩护意见的比率为60.85%。在2018年的300个样本案件中,343个被告人有律师担任辩护人,其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被法庭部分采纳的有205人,被法庭全部采纳的有43人,部分或全部采纳律师辩护意见的比率为72.30%。首先,将本组数据与表2的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2014年,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全部或者部分采纳的比率(60.85%)明显高于被告人自行辩护意见的采纳率(28.45%);2018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72.30%比27.96%)。这说明,律师辩护比自行辩护的效果整体上要好得多。其次,对本组数据进行内部的纵向比较,可以发现:2018年律师辩护意见的采纳情况较2014年而言有了较大提升,从60.85%增至72.30%,增长了近12%。这表明,近年来律师辩护意见对法庭的说服力有所提升,辩护效果有所改善,似乎也能反映出法庭对律师辩护意见的重视程度在提高。

2.召开庭前会议情况

在2014年的300个样本案件中,没有发现1例有庭前会议相关信息的判决书,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数为0。2018年的300个样本案件中,共有3个案件召开了庭前会议,占比为1%。[14]

3.启动排非率和成功排非率

表4

┌───────┬───────┬───────┬───────┬───────┐
│指标     │启动排非的案件│启动排非率  │成功排非的案件│成功排非率  │
│       │数(个)   │       │数(个)   │       │
├───────┤       │       │       │       │
│年份     │       │       │       │       │
├───────┼───────┼───────┼───────┼───────┤
│2014     │3       │1%      │0       │0       │
├───────┼───────┼───────┼───────┼───────┤
│2018     │1       │0.33%     │0       │0       │
└───────┴───────┴───────┴───────┴───────┘

表4显示,在2014年的300个样本案件中,辩护方得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共3件,但结果无一成功;2018年,辩护方启动排非程序的案件仅有1件,同样未能成功排非。然后,将启动排非的案件数除以案件总数,得出启动排非率;将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数除以案件总数,得出成功排非率。这两个年份的成功排非率均为0。

4. 证人出庭率和鉴定人出庭率

┌───────┬───────┬───────┬───────┬───────┐
│指标     │证人出庭的案件│证人出庭率  │鉴定人出庭的案│鉴定人出庭率 │
│       │数(个)   │       │件数(个)  │       │
├───────┤       │       │       │       │
│年份     │       │       │       │       │
├───────┼───────┼───────┼───────┼───────┤
│2014     │2       │0.67%     │0       │0       │
├───────┼───────┼───────┼───────┼───────┤
│2018     │1       │0.33%     │0       │0       │
└───────┴───────┴───────┴───────┴───────┘

表5 显示,在2014 年的300 个样本案件中,有两件有证人出庭,占全部案件的0.67%,鉴定人无一出庭。2018年的300个样本案件中,只有1件有证人出庭,占全部案件的0.33%,鉴定人无一出庭。

5.审前羁押与判决结果的关系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以下三组数据的分析来观察、探究被告人所受审前羁押与案件最终判决结果之间的关系。

无罪、定罪免刑的被告人羁押措施适用情况

表6

┌───────┬───────┬───────┬───────┬───────┐
│指标     │无罪人数(人)│采取羁押措施人│定罪免刑人数(│采取羁押措施人│
│       │       │数(人)   │人)     │数(人)   │
├───────┤       │       │       │       │
│年份     │       │       │       │       │
├───────┼───────┼───────┼───────┼───────┤
│2014     │1       │1       │9       │0       │
├───────┼───────┼───────┼───────┼───────┤
│2018     │0       │0       │5       │2       │
└───────┴───────┴───────┴───────┴───────┘

本研究所称之“羁押措施”是指被追诉人受到过拘留、逮捕或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亦即具有刑期折抵效果的强制措施。表6显示,在2014年和2018年的600件样本案件中,只有2014年有1个被告人被宣判无罪。定罪免刑的被告人在2014年的样本中共有9人,分布在4个案件中;在2018年的样本中共有5人,也是分布在4个案件中。进一步观察上述被告人羁押措施的适用情况:惟一1例被判处无罪的被告人审前被采取了羁押措施,截至判决之日,被告人共被羁押1年2个月19天。[15]在所有被定罪免刑的14个被告人中,只有2018年的2个被告人被采取了羁押措施,其余被告人自始均被取保候审。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下,无罪判决对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而言属于小概率的“意外事件”,因此,观察定罪免刑被告人的羁押情况具有特殊意义。在2014年的9个被定罪免刑的被告人中,无一在审前被采取羁押措施,“未被羁押”与“定罪免刑”之间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而在2018年的5个被定罪免刑的被告人中,有2个被告人被采取了羁押措施,[16]其余3人则未被羁押。相较于2014年而言,在2018年的样本中,被告人“未被羁押”与“定罪免刑”判决之间的正相关性有所削弱。

(2)未被羁押但判处实刑的人数及占比

表7

┌─────────┬─────────┬─────────┬─────────┐
│指标       │未被羁押但判处实刑│被判处实刑的被告人│占比       │
│         │的被告人人数(人)│人数(人)    │         │
├─────────┤         │         │         │
│年份       │         │         │         │
├─────────┼─────────┼─────────┼─────────┤
│2014       │3         │438        │0.68%       │
├─────────┼─────────┼─────────┼─────────┤
│2018       │4         │397        │1.01%       │
└─────────┴─────────┴─────────┴─────────┘

在本研究的600个样本案件中,观察那些未被羁押但被判处实刑的被告人人数,得到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在2014年的300个样本案件中,未被羁押但被判处实刑的共3人,当年508个被告人中被判处实刑的有438个,因而未被羁押但判处实刑的人数占全部被判处实刑的被告人人数的比率为0.68%;[17]在2018年的样本案件中,未被羁押但被判处实刑的共4人,在当年的485个被告人中,有397个被判处实刑,未被羁押但判处实刑的人数占全部被判处实刑的被告人人数的比率为1.01%。[18]这两年的数据水平都相当低,说明“未被羁押但被判处实刑”在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中基本属于小概率事件。而与2014年相比,2018年的数据有小幅提升,似乎说明羁押与实刑的“捆绑”状态有松动迹象。

(3)羁押期限与刑期的关系

为了探明审前羁押是否会对被告人的刑期造成影响,笔者对“羁押期限”和“刑期”展开了更进一步的量化比较。首先,借助SPSS软件可以计算出每个案件被告人的审前羁押期限,具体方法是以“判决日期”减去“抓获时间”“拘留时间”或者“逮捕时间”中最早的那一个,然后筛选出“羁押期限”大于被告人“刑期”的案件。[19]其次,逐一阅读这些案件以核对被告人在被拘留、逮捕之后是否被转为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最后,过滤出那些审前羁押期限“真正”长于被告人所获刑期(拘役或有期徒刑)的案件。按照上述方法对2014年、2018年的案件数据进行运算,我们发现SPSS筛选出了76个“形式上”羁押期限大于所获刑期的被告人。但逐一核对后可以发现,大量案件的被告人在被拘留、逮捕之后都被采取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其中以取保候审为主,个别情况下为监视居住。最终,过滤掉变更强制措施的,真正意义上羁押期限大于所获刑期的被告人共有4个,2014年、2018年各2人,[20]其中包括上文已分析过的2014年的1个无罪判决和2018年的2个定罪免刑判决。也就是说,在2014年的样本案件中,如果不考虑无罪判决的话,则只有1例羁押期限大于刑期的情况;[21]而2018年除了2个定罪免刑的被告人以外,再无羁押期限大于刑期的情况出现。

对于本项数据分析结果必须进行反向解读,即,除去无罪判决和定罪免刑的判决,几乎所有案件的被告人最终被判处的刑期都等于或者长于审前羁押期限。这意味着被告人一旦被羁押,那么其几乎不可能获得短于羁押期限的刑期。由此可见,审前羁押对判决结果的“绑架”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羁押期限与刑期的关系上,2018年的样本与2014年的样本相比,并未发现显著的区别,这意味着2018年审前羁押对判决结果的“绑架”效应与2014年相比没有明显变化。

纵观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在本次研究所设定的5类指标上,2018年的数据相较于2014年的数据发生明显、积极变化的为第1类指标,均与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有关,即辩护率、律师辩护率、辩护意见采纳率均有明显提高。有小幅变化的为第5项指标中的第(1)和第(2)组数据,即与2014年相比,2018年,被告人“未被羁押”与“获得定罪免刑判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削弱的迹象,羁押与实刑的“捆绑”状态似乎也有所松动。但第(3)组数据,即羁押时间长短对于最后判处的刑期长短,在2014年数据中观察到的明显正相关关系在2018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其他三项指标,即第2项的庭前会议召开率、第3项的非法证据排除率和第4项证人、鉴定人出庭率,2018年均未显示出积极的变化。而这三项指标,与作为法院系统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主要抓手的“三项规程”,密切相关,尤其是证人、鉴定人出庭率,直接反映着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实际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笔者选取了抽样研究的方法,而没有进行全样本研究,虽然按照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此次取样的数量、方法已经能够保证所获样本的代表性,但其终究不是相关年度案件总体的全貌。退一步言,即使根据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判决书进行“全样本”研究,由于并非所有的刑事裁判文书都会发布在网站上,[22]所以也难以描绘出中国刑事审判整体的真实面貌,更不意味着司法实践中没有特例的存在。例如,本研究所观察到的证人、鉴定人出庭情况非常不理想,然而,在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启动之前的2014年,就已经出现了像念斌案这样的多名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专家辅助人出庭的实质化庭审{3}(P.32)。可见,由于抽样研究方法本身的特性,本次研究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瓶颈:审判认知结构与判决权威结构

学界已有大量论著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非简单的诉讼技术层面的调整,还涉及司法机关体制性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23]是刑事诉讼的结构性重塑。反观四年来的以审判为中心或庭审实质化改革,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主体上,虽然在中央层面,《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由深改组审议通过、“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在地方层面,各省政法委也牵头起草了涉及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等部门的具体实施方案,但改革的实际设计者和实施者实际上主要局限于法院系统。[24]二是在内容上,本轮改革的规范性文件多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内容的重述或者技术性改进,殊少制度性推进和结构性变革。[25]这意味着,在现行的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所形成的审判认知结构和判决权威结构未被根本触动的前提下,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如同“螺蛳壳里做道场”,辗转腾挪的空间十分有限,改革效果不显著,也在情理之中。

(一)以“案卷”为中心的审判认知结构

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心要求是“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6]这意味着,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外,[27]法官据以形成判决基础的信息应当全部来源于庭审。为此,庭审应当贯彻直接、言词、集中原则,形成“法官—庭审证据—案件事实”的基本认知结构,排斥庭审以外的任何可能对判决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正式、非正式信息交流。比如,法官与检察官在开庭前或者庭下涉及案情的非正式交流,尤其是在对方律师不在场情况下进行的这种交流,即属“单方接触”的不当行为。

然而,目前对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形成认知结构局限的,最主要还是案卷。德国的贝恩德·许乃曼教授在1979-1986年曾进行过一项针对案卷对判决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该研究结果发现,侦查案卷中记载的信息对法官最终的判决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28]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直存在或明或暗的案卷移送实践,案卷中记载的侦查证据信息一直对判决结果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成为判决基础的,主要是法官通过查阅和研读案卷所形成的主观印象,而不是当庭审理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这种裁判方式,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新间接审理主义”。{4}(P.847)审判无法与审前尤其是侦查信息进行有效地切割,无法对侦查信息和结论起到制约作用,这是目前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最大障碍。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客观上要求对案卷的移送和使用施加明确的限制。然而,在目前出台的各项改革试点文件中并未发现此种倾向。案卷依然是法官心证形成的主导性因素,庭审在

  ······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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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2}左卫民:“地方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3}??熊秋红:“以念斌案为标本推动审判中心式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5期。

{4}陈瑞华:“新间接审理主义——“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4期。

{5}杨治、邓红:“法院诉讼档案‘副卷’改革路径探析”,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7期。

{6}陈有西:“法院副卷如何兼顾公开、专业与科学性?”,载《民主与法制》2017年第11期。

{7}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8}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法]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1}陈瑞华:“司法改革的理论反思”,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2}姜世明:《法院组织法》(修订五版), (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

{13}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三民书局1984年版。

{14}聂友伦:“检察机关批捕权配置的三种模式”,载《法学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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