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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与刑法原理的背离及其矫正
【英文标题】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Deviat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and its Correction
【作者】 刘伟琦
【作者单位】 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盟刑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严重污染环境;行政应急措施;推定;相当性;反证
【英文关键词】 the crime of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seriously polluted environment;administrative emergency measures;presumption;equivalence;counter-evidence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9)07-0049-1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7
【页码】 49
【摘要】

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在严惩污染环境方面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也必须理性看待其存在背离刑法基本原理的现象:将部分没有污染环境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属于应当禁止的超越文义的无限度扩张,有消解(行为)规范机能的风险;将某些尚未严重侵犯环境质量法益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无异于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以犯罪论处,背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将与环境污染无必然关联的事项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是对国民预测可能性的侵犯,既涉嫌侵犯国民的自由,也涉嫌违反责任主义原则;存在缺乏反证规定的刑事推定条款,有不当入罪的风险;将具有不同法益侵害程度的行为设置相同的入罪门槛,既违背公平理念,也不利于环境质量的保护;将具有不同法益侵害程度的行为设置相同的量刑幅度,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修订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时,可以通过对非法处置有害物质作限制性解释、增设“相当性”解释以及允许反证的条款完善上述缺陷。

【英文摘要】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e of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contributes to severely punishing the crime of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but we must also rationally look at the phenomenon that it deviates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Interpreting the behaviors of not substantially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as“seriously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belongs to the unlimited expansion beyond the literal meaning that should be prohibited,which has the risk of eliminating the function of norms;interpreting the behaviors of not yet“seriously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as“seriously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is tantamount to treating general administrative illegal acts as crimes, which not merely deviates from the modest and restrained principle,but is suspected of infringing upon the liberty of citizens;Interpreting the matter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s“seriously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uspected of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There are criminal presumption lacking the provisions of counter-evidence,and there are risks of improper conviction. Setting the same threshold of incrimination for the behaviors with different infringements of legal interest is not only contrary to the concept of fairness,but also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interests;Setting the same extent for measurement of punishment for the behaviors with different infringements of legal interest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compatibility of crime responsibility and punishment. When revising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we can perfect the above defects by 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of illegal disposal of harmful substances,adding“equivalence” interpretation and allowing counter-evidence claus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4161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对污染环境行为零容忍的呼声高涨,严惩环境犯罪成为当前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先后发布了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给予了详细的解释,大幅度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人罪门槛{1}与取证难度{2}。理论界在肯定司法解释为严惩污染环境提供了司法依据的同时,对司法解释“混淆行为与结果”{3}、将“实害犯转义为抽象危险犯”{4}、创设“抽象危险犯条款”{5}、“突破了文义解释的基本界限”{6}“限制环境要素保护范围”{7}以及“模糊之处随处可见”{8}等问题提出了质疑。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在严惩污染环境方面的贡献毋庸置疑,新解释对旧解释的完善也值得肯定,但是,客观、理性看待司法解释存在的不足,对司法解释走向至臻至善,对污染环境刑事司法正义的实现大有裨益。因此,本文旨在评析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尚存在的其他不足,并提出相应完善方案,以期为最高司法机关修订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时提供参考。

一、将部分没有污染环境质量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

众所周知,“刑法既是裁判规范,又是行为规范”{9},因而,刑法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机能。行为规范机能的实现途径是通过刑法文本向国民传达自由行为的底线,裁判规范机能的实现途径是通过刑法文本限定司法裁量权的行使。由于司法解释在我国充当裁判依据的角色,所以其对刑法的解释不能超过刑法文本可能具有的含义,或者说不能超过“国民可预测范围内的‘文义射程’”{10},否则便会侵犯国民的自由{11},并诱发行为规范机能被消解的风险。根据我国《刑法》第338条的规定,“严重污染环境”是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素,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不能超出该文本的“文义射程”。所谓“严重污染环境”,是指行为对环境质量的污染要达到严重的程度,其文义射程的最小阈值是对环境质量的污染要达到一定的限度。若将尚未污染环境质量的情况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无疑超出了其“文义射程”的最低阈值,就不再属于法律许可的解释,而是应当禁止的超越文义的无限度扩张。

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16年解释》)第1条第6项将“2年内曾违规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第9项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而“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问题是,发生了上述第6项和第9项所列举的行为是否一定污染环境质量呢?若其存在没有污染环境质量的情形,该解释便超越了“严重污染环境”文义射程的最低阈值,就属于应当禁止的超越文义的无限度扩张。

所谓污染环境,是指人类“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者能量,从而使环境质量降低的现象”{12}。这意味着,污染环境的本质是污染环境质量,并且只有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中,才能使环境的质量降低,才能导致环境的污染。通常,“排放、倾倒”的行为特征是利用介质或运载工具将有害物质直接排入土地、水体或大气等外部生态环境{13}。这就意味着,行为人“排放、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结果是将有毒有害物质直接排入外部生态环境之中,因而往往会污染环境质量。但是,行为人“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往往是为了从处置对象中提取原材料或者燃料等有经济价值的物质,从而获取经济利益,其结果并非均导致有毒有害物质被置于外部生态环境之中,因而并非一概污染环境质量。

比如甲公司非法处置报废机动车案:报废机动车的某些部件含有铅、汞、镉及六价铬等重金属,属于有毒有害物质。甲公司在未取得报废机动车经营资质的情况下收购、拆解报废的机动车。事后查明,甲公司完全按照正规流程拆解机车,然后将拆解的部件打包出售给具有合法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加工企业,其在拆解过程中并没有将有毒有害物质置于土地、水体或大气等外部生态环境。本案中,虽然甲公司客观上属于非法处置有毒有害物质,但其在拆解过程中并没有将有毒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其2年内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也并不意味着必然污染环境质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国刑事立法存在将“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行为的”以犯罪论处的立法例,比如,我国《刑法》第153条将“1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论处,但是,这与将“2年内曾违规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以犯罪论处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前者被处罚的行为在性质上是走私行为,也侵犯了刑法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所保护的法益,只是单次的走私行为尚达不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达不到应受刑罚处罚性),但是,正如前述案例所述,违规处置有毒有害物质不一定污染环境质量,对于一个在性质上没有污染环境质量的行为,无论实施次数再多,也不会污染环境。

此外,虽然我国《刑法》中也有多处以“违法所得数额”达到一定标准为入罪条件,比如我国《刑法》第217条规定,“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然而,这与“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而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以犯罪论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以及“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在本质上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侵犯了刑法规定侵犯著作权罪所保护的法益,只是若达不到数额较大,其违法程度以及法益侵害的程度尚不严重,出于刑法的谦抑性而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不一定污染环境质量。比如,在上述甲公司非法处置报废机动车案中,甲公司在客观上属于非法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即使其违法所得60万元,由于其在拆解过程中并没有将有毒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并不能认定其污染了环境质量。所以,一个在性质上没有污染环境质量的行为,没有侵犯刑法规定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即使违法所得超过三十万元以上,也并不意味着必然污染环境质量,更不意味着违法程度以及法益侵害的程度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

可见,《16年解释》第1条第6项、第9项将部分没有实质污染环境质量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已经超越了“严重污染环境”文义射程的最低阈值,属于应当禁止的超越文义的无限度扩张。

二、将尚未严重侵犯环境质量法益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

由于“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的”,它只考虑共同体以及抽象的一般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14},所以,刑法创设的罪刑规范是以一般性原则为基准而设置的。基于此,表述罪刑规范的刑法条文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概况性、抽象性的用语。“概括性、抽象性规定导致‘宽泛’不可避免,构成要件中就可能包含了行政违法行为”{15}。现实的情况是,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可能没有侵犯刑法规定某种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有的行政违法行为虽然侵犯了某种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但可能并没有达到严重侵犯的程度。由于“刑法并不处罚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只是处罚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15},因而,在对刑法文本进行解释时,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避免将没有侵害法益或法益侵害相当轻微的行为纳入构成要件的范围,否则,既背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涉嫌侵犯国民的自由。由于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是环境质量,那么,污染环境罪“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一定是严重侵犯环境质量法益的行为,这是解释“严重污染环境”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13年解释》)第1条第2项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16年解释》第1条第2项保留了上述解释,问题是,如果说非法排放、倾倒3吨以上危险废物会严重侵犯环境质量法益、“严重污染环境”,是否也意味非法处置3吨以上危险废物同样会严重侵犯环境质量法益、“严重污染环境”呢?这需要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进行具体分析。

从实践中看,行为人之所以冒着被刑事处罚的风险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主要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既然是获取经济利益,非法处置往往会遵循经济行为的法则—利润最大化原则{16}。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行为人往往会最大程度地利用危险废物任何有经济价值的部分,所以,某些非法处置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废物进行二次利用的行为。既然有些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是对危险废物的二次利用,这就意味着,被处置的危险废物在利用之后的数量往往有所减少,即客观上实现了危险废物的减量化,如果处置方式得当,不能排除最终没有将危险废物置于外部环境的可能,据此,根据行为人对危险废物的利用程度以及处置的方式,非法处置3吨以上危险废物可能有两种特殊情形:

第一,从3吨以上危险废物中提取有经济价值的物质,使置于外部生态环境的危险废物的总量少于3吨,此种情形实现了有害物质的减量化。例如,根据2016年《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发动机油属于危险废物[1],张某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加密过滤网提取杂质的工艺,加工、处置废发动机油8吨,将提炼出的7. 5吨发动机油贩卖给某轴承加工厂作润滑油,将剩余的废料贩卖给某发电厂作燃料。张某贩卖出去的发动机油和废料被工厂循环利用,不能认定为污染环境质量,其污染环境质量表现为在加工、处置废发动机油过程中泄漏至外部环境的废发动机油,但由于量少,很难说达到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

第二,使3吨以上危险废物变为无害物质,此种情形最终并没有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此种情形实现了有害物质的无害化。比如,废铅蓄电瓶中含废铅板、废铅膏和酸液等危险物质,因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将废铅蓄电瓶规定为危险废物[2]。甲公司经依法批准建成废铅蓄电瓶集中处理工厂,后因债务纠纷,甲公司将其工厂折价转让给乙公司。按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危险物品的经营许可不得转让,乙公司在没有取得废铅蓄电瓶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处置了6吨废铅蓄电瓶,其在客观上属于非法处置3吨以上的危险废物,但因其仍然雇佣甲公司原有的工人,使用甲公司原有的设备,采用甲公司原有的处置规范与操作流程,其处置的结果应当与甲公司处置的结果相同,即将6吨废铅蓄电瓶作无害化处理,最终并没有将危险废物置于外部生态环境。这说明,非法处置3吨以上的危险废物仍然可能存在没有污染环境质量的情形。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非法处置3吨以上危险废物存在两种特殊的情形,一是因使有害物质减量化而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二是因使有害物质无害化而未造成环境污染。对于未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可能侵犯刑法规定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环境质量,对于降低了环境污染的,若环境质量污染轻微,法益侵害(环境质量的侵害)相当轻微,就不宜将之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

然而,“两高”在制定《13年解释》时并没有考虑到“非法处置3吨以上的危险废物”存在因使有害物质无害化而未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所以,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并没有进行其他限制解释。其导致的结果是,将部分没有污染环境的处置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在实践中容易诱发将部分没有侵害环境质量法益的行为以犯罪论处的风险。“两高”在制定《16年解释》时应当是考虑到了“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存在未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所以才在第16条单独增加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限制解释,即将“非法处置危险废物”限制解释为“并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行为”[3]。《16年解释》在《13年解释》的基础上新增上述限制解释,正是“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存在未造成环境污染的有力证明,否则,其不会为此单独增加第16条,用近百字的篇幅强调“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要具备将污染物置于外部环境以及其他造成污染环境的情况。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16年解释》虽然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增加了上述限制性解释,但是并没有限制超标几倍、倾倒多少污染物,也没有限制造成环境污染的程度。根据《16年解释》,只要行为人非法处置3吨以上危险废物且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造成环境质量污染的情形,不管超标几倍、倾倒多少污染物以及造成环境质量污染的程度,均被认为是“严重污染环境”。问题是,环境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如果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幅度较小、倾倒污染物的数量较少或者造成环境质量污染的程度较轻,就很难说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就达不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比如,根据2016年《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旧电路板属于危险废物[4],叶某在没有取得废旧电路板经营资质的情况下,非法收购废旧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并从中拆解出4吨废电路板,并将含金、银、锡等贵重金属的元器件予以拆解[5],将拆解的元器件及剩余的电路板分类出售给有经营资质的加工企业。由于叶某将拆解的元器件及剩余的电路板出售给有资质的企业,售出去的这些元器件及剩余的电路板被循环利用,并没有被置于外部生态环境,不能视为污染环境。其污染环境表现为在拆解元器件过程中可能会泄漏少量的有害物质,但由于量较少,很难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基于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叶某非法处置4吨废旧电路板对环境质量的侵害较为轻微,对法益的侵害尚未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就不应当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但是按照《16年解释》,叶某的行为属于非法“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仍然属于“严重污染环境”。

可见,《16年解释》将非法“处置危险废物”限制解释为“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虽然与《13年解释》相比是一大进步,但是由于其并没有限制超标几倍、倾倒多少污染物以及造成环境质量污染的程度,这样会造成将部分尚未严重侵犯环境质量法益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尚未严重侵犯环境质量法益,说明该行为并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说法益侵害的程度并不严重,就达不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只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但是,由于“严重污染环境”是行政违法的污染行为与污染环境罪的界限,将尚未严重侵犯环境质量法益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这无异于将一个尚未达到犯罪程度(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或严重的法益侵害性)、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以犯罪论处,背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三、将与环境污染无必然关联的事项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

罪刑法定原则“以实现民主与尊重人权(保障公民自由)为己任”{17},为此,对刑法的解释就不能仅仅根据刑事政策所需而进行随意的解释,否则,“尤像18世纪自然法所展示的,走人法的不安定性和任意性”{18},背离罪刑法定所追求的保障人权与自由的初衷。人权与自由的实现与国民对其行为的评价具有预测可能性密不可分,因为,当国民对其行为的评价具有预测可能性时,“就不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刑罚处罚而感到不安,也不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刑罚制裁而不敢实施合法行为,而导致行为萎缩”{19}。所以,“要保障国民的自由,就必须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15}。既然如此,在事实上充当裁判规范的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用语的解释就不能剥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由于所有法律均产生于人类的社会生活{20},因此,国民对包括刑法在内的任何法律文本的理解往往是按照社会生活的常识、常情、常理进行理解的。受此影响,“刑法的预测可能性的形成及其判断离不开常识、常理、常情”{21}。“常识、常情、常理”则意味着对事物的理解应遵循一般的逻辑关系,凡是脱离了事物一般的逻辑关系,就不再是“常识、常情、常理”。这就要求司法解释对刑法文本进行解释时,解释项与被解释项要有一定的逻辑关联关系,才不至于造成国民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刑罚处罚而琢磨不定。应当说,我国绝大部分司法解释都维护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比如,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分别将“造成就诊人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造成三名以上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解释为非法行医罪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这两个解释项都是因非法行医行为造成就诊人员的身体出现了“功能障碍”,与被解释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有着内在的、合乎逻辑的关联关系。

装完逼就跑

但是,当对刑法文本进行解释时,若作出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逻辑关联,就意味着,对一个原本在刑法圈定之外的行为科处刑罚,这种解释无疑突破了国民可能的预测范围,会导致国民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刑罚处罚而琢磨不定,涉嫌侵犯国民的自由,因而是应当禁止的。遗憾的是,《16年解释》却存在将部分与环境污染无必然关联的事项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比如,《16年解释》第11项、第14项分别将“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下简称为“致使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与“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不可否认,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可能会“致使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及“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但是,出现了“致使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及“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并不能就此断定“严重污染环境”,因为二者之间并非存在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逻辑关联关系。原因如下:

第一,通说认为,污染环境是指人类“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者能量,从而使环境质量降低的现象”{12},那么,“严重污染环境”就意味着向环境排放远远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者能量,从而使环境质量严重降低。但是,“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只是环境事件对当地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评价,而非环境质量遭受侵害程度的评价,二者并非必然意味着行为人向外部环境排放的物质和能量远远超过其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严重降低。这正如伤害行为导致被害人被迫停止工作90天只是对其工作的影响,但并不能据此认定伤害行为属于重伤。可见,“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与“严重污染环境”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逻辑关联关系,因此,并不能直接将二者与“严重污染环境”划等号,也不能将二者作为“严重污染环境”的评价标准。

第二,“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及“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在本质上是行政管理方出于对公众用水安全与人身安全而作出的暂时断水与疏散、转移命令,这种命令的作出不排除建立在信息不准确的基础之上,即事实上并不存在“严重污染环境”。比如宋某倾倒“自爆西瓜”案:Y县瓜农宋某因对种植的西瓜喷洒过量的西瓜膨大增甜剂而导致大量西瓜自爆,其将一车“自爆西瓜”倾倒入该县饮用水水源河流上游。钱某恶意散布宋某向河中倾倒毒西瓜。为了保障饮用水安全,该县自来水厂中断取水十二小时以上。本案中,“自爆西瓜”对身体健康并没有危害,将其倾倒河中虽有不妥,但仅仅一车的数量也不至于污染河水的质量,更不会造成使河水质量“严重污染”的后果。

第三,“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及“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是行政管理方在他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之后,为了避免损害发生而采取的一种行政应急措施。众所周知,“污染环境行为往往容易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政府在采取应急措施时也不排除某些情形下的过度反应”{22},并且,上述过度应急在实践中存在助推其发生的“驱动力”与“催化剂”。一方面,污染行为使当地的环境质量下降,促使民众对行政管理方发出提高环境质量的呼声,特别是环境督查[6]与环境问责日益制度化法律化[7]以及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8]的背景下,环境污染给当地行政管理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为此,行政管理方为了缓解环境污染的压力,往往寄希望于司法机关严打污染环境行为,以此来遏制环境污染高发的态势。但是,“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存在规范和事实层面上的各种难题”{23}。当严惩污染环境的呼声高涨而又没有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时,司法机关“乐见”行政管理方配合司法机关收集“严重污染环境”的证据而采取过度应急,并且缓解环境污染的压力也可能驱使行政管理方配合司法机关收集“严重污染环境”的证据而采取过度应急。因此,在实践中完全有这种可能,即客观上没有必要但行政管理方却作出了“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及“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决定。另一方面,行政管理方采取应急过度措施的零违法成本为其采取过度应急提供了“催化剂”。目前,调整因环境安全遭受威胁而采取行政应急措施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该法典强调应当“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9]。但是,纵观该法典法律责任的规定,其只是对“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或者“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等不作为或应急不力的情况追究法律责任,并没有对应急过度追究法律责任的条款。况且,行政应急措施的决定是基于对环境污染行为危害性的判断,这种判断不仅涉及专业知识,而且涉及对污染行为的认识以及经验等主观因素。因而,在实践中合理应急与应急过度的区分界限并不明确。上述因素的叠加,使得应急过度几乎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在过度应急客观需求的驱动与零违法成本的催化之下,行政管理方为了降低因环境恶化而被问责的风险,很可能在客观上没有必要但却作出了“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及“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应急措施。

可见,“致使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及“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与“严重污染环境”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逻辑关联关系。将一个与“严重污染环境”没有逻辑关联的事项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是对国民预测可能性的侵犯。如前所述,要保障国民的自由,就必须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据此,对国民预测可能性的侵犯,涉嫌侵犯国民的自由。

此外,将一个与“严重污染环境”没有逻辑关联的事项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也涉嫌违反责任主义原则。责任主义是现代刑法的基石,其核心是“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24}“犯罪的成立以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过失为必要”{25},即只有行为人对其行为产生的危害结果具有故意或过失时,才能将该危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才能对其科处刑罚。当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某种物质与“致使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及“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没有逻辑关联关系时,可能客观上并不存在“严重污染环境”(比如上述宋某倾倒“自爆西瓜”案以及行政管理方应急过度的情况),那么,就不能排除行为人可能对“致使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以及“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结果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让行为对一个既无故意又无过失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显然违反责任主义。

四、存在缺乏反证规定的刑事推定条款

针对办理污染环境罪取证难、认定难的问题,《16年解释》在《13年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取证难度,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根据某些查证的事实可以直接认定为污染环境罪的“严重污染环境”。比如,《16年解释》第1条第7项将“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第8项将“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那么,上述规定是否属于刑事推定呢?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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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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