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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类型化基础法律关系视角下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英文标题】 The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the“Unlawful Basis” Requirements for Unjust Procee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e-based Legal Relationship
【作者】 陈维君
【作者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类型化;基础法律关系
【英文关键词】 unjust proceeds;unlawful basis requirements;burden of proof;typed;basic legal rela-tions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9)07-0066-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7
【页码】 66
【摘要】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事实是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最难证明的一环。由此,该要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案件结果。学界和实务界目前已形成了不当得利的“非统一说”,并基于给付型和非给付型的分类就证明责任之分配建立了一定的规则。但缺乏精细化的分类易导致证明责任分配不公,对此,应细化不当得利的具体分类,以基础法律关系为方向研究类型化的形态,在“规范说”的指导下适度修正,保障两造当事人诉讼武器平等,维护利益衡平。

【英文摘要】

The fact that unjust enrichment“has no legal bas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e unfair advantage. As a result,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lement's burden of proof will, to a large extent,affect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have now formed a“non-unified theory”of unjust enrichment,and have established certain rul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payoff and non-payment. However, the lack of refinement of classification can easily lead to unfair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this regard,the specific classification of unjust enrichment should be refined,and the type of formality should be studied in the direction of basic legal relations. It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revised and guaranteed under the guidance of“normative theory ”.The two parties made lawsuits to equalize arms and safeguard interes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4163    
  
  证明责任作为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被喻为民事诉讼的脊梁,该责任如何进行分配与案件事实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事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两造当事人证明风险的承担,其分配的科学、合理与公平关系着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就不当得利之债而言,通说认为其分为四个构成要件:受益人受益;受损人受损;二者具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1]。前三个要件事实一般没有争议,但“没有法律根据”要件证明难度较大,故其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将很可能决定由受益人抑或受损人承担事实真伪不明时的风险。在“规范说”的指引下,应当以基础法律关系为视角进行适度修正,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进行区隔,梳理不同类型之间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平衡两造当事人的攻击防御,避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抵牾。一、问题的提出: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争议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呈多样化状态,但消极事实说和规范说影响最甚,具体到本要件即没有法律根据,其证明责任分配方式如下所示。从评价事实的层面出发,消极事实说对待证事实进行了划分,具体界分为肯定事实(积极事实)和否定事实(消极事实),主张肯定事实的一方理所应当对该肯定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但主张否定事实的一方则无需举证证明{1}。由此,针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无法律根据可以转换为有法律根据,一般认为是积极事实,而主张没有法律根据要件事实一般认为是消极事实。受损人因主张受益人受益没有法律根据,受损人对此不承担证明责任,而应当由受益人对肯定事实即受益有法律根据进行举证。罗森贝克倡导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从法律规范的属性出发,划分为对应的两大类型四大种类。第一种类型是基本规范,基于请求权基础,也可以称之为请求规范,该类规范得以产生一定权利,因此叫作权利发生规范。相应的另一类型为对立规范,可以再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权利障碍规范(在权利产生后,妨碍权利的效果)。二是权利消灭规范(在权利产生后,消灭该权利),基于规范层面,法律通常会明确某些权利“一旦成立就消灭”,因此该类规范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识别{2}。三是权利制约规范(在权利产生后,排除或限制权利效果的产生)。法律要件遵从上述标准进行区分后,证明责任的分配也有了基础。申言之,一方当事人需要通过负担证明责任证明权利产生的要件事实的存在,来映衬权利的存在,反之,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否定该权利的存在,则应当从权利的障碍、消灭和制约角度出发,承担该类证明责任找寻相应的要件事实{3}。具体到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的没有法律根据,其属于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之一,即权利产生规范。因此应当由主张不当得利之返还的受损人承担证明责任。由于罗森贝克学说的巨大影响,规范说一直在德国占有垄断地位。受损人若要提出不当得利请求权,则应就其权利发生要件承担证明责任。故,在德国,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受损人。规范说应当是证明责任遵循的基本路径,但有原则也会有例外,若要证明不存在这一消极事实难度极大,而反过来证明存在的积极事实较为容易,法院则可以从自由裁量权出发认定事实的非现实存在{4}。我国对于没有法律根据这一不当得利的法律要件事实有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情形。第一种观点认为,受损人应当承担受益人没有法律根据受益的证明责任{5}。第二种观点与此对立,认为应当由受益人承担其受益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6}。第三种观点否定“一刀切”,而是根据不当得利的不同类型,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受损人需要完整地证明不当得利四个构成要件,包括就受益人受益没有法律根据承担证明责任;而在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由受益人证明其受益存在法律根据,受损人承担其他三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7}。第四种观点则更为详尽,进一步对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进行精细化的区分,即是否因受损人的行为导致;而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则与第三种观点一致。在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如不当得利因受损人行为所导致,由受损人承担没有法律根据之证明责任;如不当得利非因受损人自身行为所致,则依然由受益人承担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8}。根据上述不同观点分析,第一种观点是规范说的拥趸,即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的受损人,应根据权利产生规范承担证明责任,而没有法律根据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构成要件,当然应当由受损人承担证明责任。观点二源自消极事实说,没有法律根据系否定事实或消极事实,主张这一事实的受损人无需承担证明责任。易言之,有法律根据属于肯定事实或积极事实,主张这一事实的受益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第三种观点综合了规范说和消极事实说,以微观的视野观察不当得利,依据不同类型来分配不同的证明责任。第四种观点在第三种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再行区分,即谁引发财产关系的变化则由谁证明。综上,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案件中最为特殊的要件—没有法律根据,由受损人还是受益人负担证明责任存在争议,判断标准并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理论上也是争议不断无法统一。为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维护司法权威,有必要从基础法律关系出发,对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事实之证明责任分配进行类型化,根据不同情形细化分配标准。二、不当得利的类型化及其实然样态不当得利中是否存在给付行为被区分为给付型和非给付型这一基本种类,此乃“非统一说”[2]。而“非统一说”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实务中是通说,即不当得利被分为了给付型与非给付型。王泽鉴主张就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成立而言,应由受损人承担证明责任,以此为原则;例外则是受益人在特定情形下负担证明责任。如果因受益人的行为致使财产发生变动,即从受损人处转移至受益人,由于系受益人打破的原有状态,则应当由受益人承担其受益有法律原因(依据)的证明责任{9}。德国的规范说与之不谋而合,有原则有例外,既有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亦有特殊情况下相对方的缓和责任。从类型化的角度出发,有利于观察不当得利四个构成要件尤其是没有法律根据这一特殊要件,便于对证明责任恰当分配。(一)给付型不当得利受损人基于一定目的而为给付时,其目的在客观上即为给付行为的原因,从而给付如欠缺原因时,受益人受领给付即无法律根据,应成立不当得利{10}。在这里,没有法律根据要件则演变为具体的没有给付目的,主要分为自始无给付目的、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与给付目的不达三种情形,分述如下。1.自始无给付目的,又可以细分为非债清偿与给付行为的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等情形。非债清偿,即不存在债务而为清偿,这里的不存在包含从未存在过、已经消灭和超过应付债务额度,但不含履行不成立、无效及嗣后被撤销或解除的债{11}。前者如客观上没有债务清偿义务,但主观上以为存在该义务而为的债务清偿,如司法实践中的重复清偿、转错账等情形;后者如因买卖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导致应返还不当得利。该案件类型是自始无给付目的的给付型不当得利。因其包含的内容多元化,故司法实践中对没有法律根据这一要件事实之证明责任分配毫无定式,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反复、同级法院之间的冲突矛盾尽显。试举几例分述之。案例一:受益人杨某某到受损人某银行柜台取款2. 1万元。银行支付给杨某某的2. 1万元中含有两捆100元面额的纸币。双方分歧点在于,杨某某认为每捆50张,两捆共计1万元,而银行认为每捆100张,两捆共计2万元。同日该银行对账后发现当日短款1万元。通过调取监控录像,认为受益人杨某某多领走了该1万元。双方交涉无果后银行起诉要求杨某返还不当得利1万元[3]。从基础法律关系的层面分析,本案受益人杨某某和受损人银行之间基于储蓄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产生1万元的不当得利可能,对没有法律根据的要件事实之证明责任分配产生争议。对于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谁离证据的距离更近,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是否更易证明?案例二:受损人周某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出于疏忽误将15060元人民币转账至受益人苏某某账户,周某某发现后多次要求苏某某返还,但均无果遂起诉。受益人主张甲公司向其购买货物而拖欠15062.91元,乙公司尚欠甲公司货款15060元,同时,受损人是周某某是乙公司出纳,受益人受让了甲公司对乙公司的债权,故受损人周某某基于职务行为将15060元债务转给受益人清偿,故其抗辩并非不当得利[4]。本案中,受损人主张的是不小心将该笔款项转到受益人账户,即双方并无基础法律关系,在此情况下,应由哪一方就没有法律根据承担证明责任?是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明原则?受益人则主张其受益具有法律根据,并付诸证明,但法院认为其证明不充分。2.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即给付行为中附有解除条件或终止期限,待解除条件成就时或终止期限届满时合同被解除或终止[5]。如甲赠送电脑给乙,但附解除条件即乙若未考上大学则应返还,后乙确未考上大学,甲之给付目的在嗣后则不复存在。3.给付目的不达,指的是为保障目的将来能够实现,才实施给付行为,但在期限届满后却无法实现该目的。有学者认为该类型属于实质性的给付,并且不应当受其类型种类的约束{12}。如甲以结婚为目的向乙赠送财物,但乙却同他人结婚。基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或者给付目的不达,受损人和受益人提出了不同的给付目的,且双方互相否认或抗辩,但均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则事实真伪不明时应当由谁承担证明责任的风险。案例三:受损人1纪某甲通过银行转账向受益人郭某某转款和存款共计370万元。后来受损人2纪某乙也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郭某某账户存款50万元,二受损人共计向受益人转存款420万元。二受损人主张,受益人为拓展业务急需资金向其借款420万元,但双方考虑系朋友关系则未写借条。借贷期限届满后,受损人多次催收仍未果,故诉诸法院要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及利息。受益人郭某某辩称从未向二受损人借款,反而是二受损人夫妻多次向受益人借款并支付利息。故上述420万元并非是二受损人出借给受益人的借款,相反正是二受损人归还给受益人的借款,随后债务清偿,受益人将借条交还给受损人[6]。本案三笔共计高达420万元的款项系由二受损人分三笔存或转到受益人账户,根据常理,几乎不存在转错账的情况,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只是基础法律关系可能后来发生了变化。同时受益人就其提出的与受损人不同的给付目的或其他法律关系亦应当负证明责任。案例四:受损人王某与北京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某小区的房屋一套。后受损人将该小区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受益人退还不当收取的气源费[7]。受理法院认为本案的证明责任分配应从特殊性,即受损人承担不当得利中前三项相对容易的证明责任,而另一要件则由受益人对其受益有法律根据承担证明责任。(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若遵循“非统一说”的逻辑路径,摒除给付行为,不当得利的其他行为所产生的情形为非给付型。其具体情形可划分为因受益人的行为、受损人给付以外的行为、第三人的行为、法律规定和自然事实。根据内容可分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支出费用型不当得利和求偿型不当得利{13}。日本学者我妻荣教授指出,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有关“法律上的理由”问题,无法以完整、全面、详尽的方式来描绘,可以理解为受益人受益的状态不是形式的、一般的拥有,而是被承认的实质的、相对的拥有{14}。易言之,受益人受益与受损人受损失是处于相对位置的{14}。分述如下。1.因受损人的行为而致使受益人获益。但受损人主观上不具有使他人获益的意思表示。包括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此处的受损人行为仅指因受损人给付行为以外行为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例五:受损人张某通过银行转账分五次向受益人李某的五个不同账户汇款,共计35万元。后受损人张某主张上述五笔汇款因单位财务会计疏忽而错误汇款。因与李某交涉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李某返还不当得利[7]{15}本案也系基础法律关系的存否发生争议,如若是单纯的汇错款,一般认为不具有基础法律关系,如果是多次的类似汇款,可以认定为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二者的不同将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的迥异。案例六:受损人甲通过银行的ATM机进行转款,操作时误将本应转人账号为***73207的10万元转入账号为*** 72207的受益人乙的账户中。甲当即发现,遂告知银行转错款要求退回。但银行并未退回而是冻结该10万元款项。后受损人甲向法院起诉要求受益人乙返还不当得利的10万元汇款[8]{15}。案例五和案例六均为错误汇款的案例,但法院判决结果却迥异。案例五中,将就“错误汇款”的获利没有法律根据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受损人,但其未能完成而导致败诉。案例六中受损人完成了不当得利前三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最后一个要件事实转换为由受益人对其受益有法律根据承担证明责任,但因其未能证明,故而败诉。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案例五是基于受损人的给付行为,案例六是基于受损人的非给付行为。2.因受益人的行为而使其获益。这里的行为包括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和执行行为等。3.因受损人和受益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行为而致使受益人获益。包括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4.因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致使受益人获益。如添附等。5.因自然事实而致使受益人获益。比如相邻鱼塘的鱼自然游如受益人的鱼塘{16}。以上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均系非因受损人行为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在此种情况下,受损人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亦非发生财产变动之主体,该主体可能是受益人抑或第三人或者基于法律规定、自然事实等,受损人不具有过失性,并且此类非给付行为中一般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故是否应当由受益人对此承担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案例七:受损人李某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受益人甲某和乙某分别诉至法院,要求其各自退还1万元的不当得利款项。事实经过是:李某银行卡里的2万元被他人以手机银行的方式转款到了外省人甲某和乙某的各自所有的银行卡里[9]。由上述案例可以探知,在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这一最难证明的要件事实,到底由受益人还是受损人承担证明责任较为混乱,各自为政,没有进行类型化的梳理。进而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损害司法权威。故应当以基础法律关系作为人口,对不当得利的具体发生事由进行精细的类型化归纳,合法合理分配当事人证明责任,力求审判实践的有机统一。根据以上描述,可知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根据发生事由和内容等不同侧面可以有多种划分方式,但若从证明责任及其分配的视域窥探,可能基于发生事由的划分更易于证明责任研究。申言之,关于没有法律根据这一要件,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因受益人的事实行为而得利的,没有法律根据,是指受益人并无受益的权利;因受益人的法律行为而得利的,没有法律根据,即受益人对其获益无处分权;因法院的执行行为导致的受益人受益,没有法律根据,指该执行依据所在的实体法权利并未指向受益人。(2)因受损人的行为而得利的,包括事实和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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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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