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美国公司盈余制度及变迁的启示:法律与会计关系处理、债权人保护
【英文标题】 Revelation of Surplus in American Corporation Law and its Evolution
【作者】 冯兴俊【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盈余;利润分配;股份回购;偿付能力;董事责任
【英文关键词】 surplus;distribution;redemption;insolvency;directors' responsibility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9)07-0089-1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7
【页码】 89
【摘要】

美国公司法上的盈余制度具有限制公司资产分配、保护债权人的功能,它体现了法律在财务会计领域的权威;我国应重新审视法律与会计的关系,应建立法律在会计领域的权威,中国法学院亟需开展财务会计基础教育,法律人在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大有可为。以偿付能力标准替代利润盈余标准体现了公司的动态信用观;需要建立应用于普通公司的动态偿付能力标准,并明确董事和股东在违法分配时的法律责任。

【英文摘要】

Surplus in American corporation law functions as a tool of restricting distribution to shareholders and protecting creditors. It symbols the authority of law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We should introsp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accounting,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law in accounting area,deliever accounting courses in law school,do more legal ressearch on accounting. Surplus replacing by insolvency test in MBCA reflects evolution in the conception of corporation's credit;we need to build ours rules of insolvency and legal liability of directors and shareholder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4164    
  
  

盈余(Surplus)[1]是美国公司法上特有的概念,尽管其与财务会计上的一些概念相关,但它是个纯粹的法律事物[2],有防止公司股东及经营者不正当侵害公司资产及偿付能力的功能,是美国公司法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来,国内不时有著述提及“盈余”,但系统资料仍付之阙如,甚至一些内容有误。笔者发现,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法律与会计关系处理等我国商法上亟需解决的问题,盈余制度及其变迁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盈余是公司对股东分配的合法前提

(一)盈余概念的厘清

1.盈余=公司净资产-设定资本

从词源上讲,早期美国法上的盈余与利润是同义词[3]。根据现代美国公司立法,盈余是公司净资产(net assets)减去设定资本(stated capital)的余额。1979年前的各版示范公司法都在第2条规定:盈余是公司净资产超出设定资本的数额;净资产意味着公司总资产超出总债务的数额。特拉华州公司法154条规定:公司净资产超过被确定为资本部分的数额,即为盈余;同时规定了与示范公司法相同的公司净资产概念[4]。

因此,《元照英美法词典》将surplus解释为“公司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由盈利、利润和其他资本增长额构成”,并将其翻译为“资本盈余”{1},存在两个错误。首先,盈余指的是公司净资产中设定资本以外的部分,恰恰不属于资本。其次,美国公司盈余不仅只有资本盈余(capital surplus),还有利润盈余(earned surplus)。盈余是“公司的实有资本高于其设定资本的差额”的说法{2},与立法原意不尽相符。

2.设定资本数额依董事会决议确定

从前述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的定量自动遵循“设定资本”,即“净资产”超出“设定资本”的数额。“净资产”是个全球通用的概念,指总资产减去负债的差额,但“设定资本”一词却很有美国特色。

设定资本进入美国公司法源于1912年无面额股的发行,立法中其是“资本(capital)”的代位词,作用也与其相同[5]。从数量角度,设定资本基本等于由公司董事会由以决议方式所确定的资本数额加上全部面额股的面值总额。根据1979年示范公司法2(J)规定,“设定资本”指以下数额之和:(1)公司已发行的所有面额股股票面值之总额;(2)公司已发行的、全部无面额股股份所实际收到的对价减去公司依法分配到资本盈余账户部分后的余额;(3)基于红利转增股份发行或其他方式发行的、不包括在(1)、(2)在内的、被转入设定资本账户的数额,与所有依法应扣减的受影响数额之余额。前述规定(3)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董事会决议、从“资本盈余”账户转增发行新股而计入的数额,二是从“利润盈余”账户转增发行新股而计入的数额。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规定与此类似。根据该法第154条规定,在公司发行无面额股及溢价发行面额股时,董事会在发行时可以决议方式确定计入“设定资本”账户的数额。如有此类决议,公司资本将等于股票面值总额与董事会决定的设定资本数额之和。溢价发行面额股时,如无此类决议,该类股票的资本则为股票面值总额。如发行无面额股,董事会可决定任意数额的对价款作为该类股票的资本;如果无类似决议,所有对价款均为资本。董事会未决议计入“设定资本”的面额股溢价款、未决议计入的无面额股对价款与未分配利润共同组成盈余,董事会可随时决议其一部或全部转为设定资本。总的来说,除了与公司所有股份面值总额相等的数额必须分配给“资本”外,“资本”与“盈余”的数额确定实质上在公司董事会控制与自由裁量范围内[6]。

据此,简单将“Paid-in surplus”译为“资本盈余”,是“出售股票时所支付的超过股票票面价值的部分,即股票的溢价部分”{1}不够准确。股东支付的股票溢价款,在美国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称为“additional paid-in capital”,虽然“Paid-in surplus”指“additional paid-in capital”减掉转为设定资本的数额之余额,但它并不是资本盈余的唯一来源[7]。

3.盈余=利润盈余+资本盈余

盈余最开始只有利润盈余一个来源,无面额股出现后,盈余变成了利润与部分实缴股款的混合物。通过定义利润盈余与资本盈余[8]的方式,1979年前的示范公司法试图将公司宣布分红与其他分配、股份回购的权力进行分类[9]。故该法规定了两种不同的盈余:利润盈余(earned surplus)与资本盈余(capital surplus);资本盈余即为“非利润盈余”;利润盈余则很复杂,基本上等于公司成立之日起所有利润(profits)或收益(gains)[10],减去公司成立之日起的所有亏损,再减去已分配红利及转增为公司资本或资本盈余部分,余额即为利润盈余[11]。资本盈余代表未被分配到资本的无面额股股款,利润盈余代表利润[12]。

与我国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比较,利润盈余基本相当于“所有者权益”中的“未分配利润”。但《元照英美法词典》Earned surplus词条“所有营业收益减去一切业务亏损后,尚未分配股利及提存公积金等之时的累计净剩盈余。这一名词主要用以与溢价发行股票时所得的资本盈利(paid-in surplus)相区别”{1}的解释不够准确。首先,美国公司法上没有“公积金”的概念。其次,与Earned surplus相区别的是capital surplus,而不是paid-in surplus 。 “capitalsurplus”词条将资本盈余界定为“公司在其股票溢价发行时的溢价款,通常被称作额外实收资本(additional paid-in capital)或发行无面值股所得的股款中专门划作资本盈余的部分”{1}也不够准确。如前所述,资本盈余是“净资产一设定资本一利润盈余”后的余额,而股票溢价款既可能是设定资本,也可能是资本盈余,取决于董事会是否决议将其转为设定资本。

4.盈余是纯粹的法律概念

前述美国法的界定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设定资本约等于我国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实收资本,资本盈余类似公积金,利润盈余类似于未分配利润。这可能是错误的。在特拉华州,财务报告并不明确区别资本与盈余,或者,虽然这些术语用于财务分析时很清晰,但用于判断公司法上的“资本”和“盈余”时,却模糊不清。标明“实付资本”的账户既可能是资本,也可能是盈余,甚至可能部分资本、部分盈余,这取决于公司董事会的决议;而且,资本盈余究竟代表的是属于盈余的资本,还是属于资本的盈余,更加不清晰;甚至标为“利润盈余”或“未分配利润”的账户,究竟是公司法上的“资本”抑或“盈余”,也不完全确定。因为,公司董事会可能通过决议,将部分未分配利润转为资本,而财务报告上却没有相应的科目显示[13]。事实上,美国公司资产负债表不存在盈余账户,类似于我国“实收资本”的科目分成了“既存已发行股票类型、面值与数量”与“额外实收资本”两个账户[14]。

示范公司法起草(1950年)前,因“盈余”一词有会计界定而无法律界定,而法律界定可能会因与会计界定没有实质性差别而发生冲突,故美国会计界从50年代开始就逐步放弃了使用利润盈余一词,而代以未分配利润[15]。可见,在现代美国公司法上,如同“设定资本”是个律师术语而非会计师术语一样[16],盈余也纯粹是个法律概念。

(二)盈余具有限制公司资产分配的功能

1.对股东分配的资产应来源于盈余

总的来说,盈余结合设定资本的制度,其目的在于限制公司资产可以分配给股东的时间及条件,借以保护公司债权人;具体说有两个目的:(1)确定可用于购买或赎回已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2)确定支付股东分红的资金来源[16]。

美国各州公司法从一开始就普遍以盈余限制分红,以保护作为债权人安全边际的企业资本[18]。此后,法院开始用信托资金原理解释“资本”这个法律概念;该原理将公司资产中与资本数额相当的部分视为信托财产,以此保护公司债权人[19]。即是说,债权人是与资本额相当的那部分公司资产的受益人,董事会作为该资产受托人,应为债权人利益而管理,无权向股东分配。因此,根据立法及资本信托原理,“在资本证券已有亏损、没有资产或盈余用以支付红利时,董事会无权宣布利润”[20]。

公司回购自己股份本质上也属于分配资产且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适用盈余制度的限制,即是说:回购股份的资金只能来源于盈余。早期有些州甚至要求只能使用利润盈余,不过更多立法的限制是一般意义上的盈余[21]。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60条规定,公司可以回购自己的股票,只要这样做不会使其资本受损。这意味着,在实际效果上,执行回购的资金是来自于盈余而不是资本[22]。

2.盈余制度重点关注公司静态资产快醒醒开学了

无论是旧示范公司法规定的利润盈余模式,还是特拉华州公司法的盈余模式,其关注点都在于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净资产数额。旧示范公司法第45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从利润盈余中宣布利润,公司可以现金、财产或自身股份的方式支付分红,除非公司无偿付能力,或者支付分红将导致公司无偿付能力,或者宣布与支付分红将违反公司章程。据此,利润盈余立法的核心有二:公司利润或收益,以及其净资产或净值[23]。特拉华州公司法170(a)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从依第154条和第244条界定和计算的盈余中宣布并支付分红,如无此项盈余,则可从其当前财年或前一财年的净利润中分红[24]。虽然美国法院普遍承认,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告不是确定净资产的法定依据[25],但在账面资产、账面负债与实际资产、实际负债不存在显著差距的情况下,其对公司盈余仍有判断价值。然而,无论资产负债表反映的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如何准确,它都只代表着“报告基准日”这一时点的静态数据。这意味着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公司有很多账面净资产却不能及时清偿债务,或者公司无账面净资产但却能及时清偿债务。以盈余为控制手段的特拉华州公司分配制度,只是债权人保护的初级手段。因此,1979年修订的示范公司法废除了以设定资本和盈余为基本框架的制度结构,建立了以衡平法上的无偿付能力标准(equity insolvency test)和净值标准(net worth test)[26]为核心的公司新财务制度[27]。与传统的、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设定资本/盈余模式相比,衡平法上的无偿付能力标准更关注正常经营企业的流动性,更关心是企业的利润表(income statement)与现金流表[28]。

(三)盈余数额确定属于商业判断的范畴

1.盈余数额由董事判断

在所有美国立法中,宣布分红的决策都属于董事会自由裁量的范围[29]。这在特拉华州司法领域更明确。该州衡平法院认为,只要不存在恶意、欺诈或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衡平法院就不会越俎代庖替代董事会决策,而是遵从董事会计算的盈余数额;想推翻董事会的盈余数额,原告必须证明“董事会恶意作为,依赖不可靠数据与方法计算,或者决策严重偏离标准构成了事实欺诈或推定欺诈”[30]。

2.董事判断盈余数额应有合理依据

早在1915年,特拉华州公司法第34条就规定:“在善意信赖由公司高管准备的、关于资产负债及/或净利润、或者与盈余和其他可用于合法宣布及支付红利的资金之存在及其数额之公司财务账簿或财务报告,董事应完全受到保护”[31]。现行特拉华州公司法172条规定,关于公司资产、负债及/或净利润的价值与数额、盈余存在及其数额,以及可用于合法宣布并支付分红、公司股票合法回购或赎回的其他资金等事实,董事会成员或者由董事会指定的专业委员会成员善意信赖了相关资料或财务报告,应完全得到保护。该州法院认为,在被告不是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在投票时信赖于公司顾问的建议、公司提供的最近资产负债表(显示涉案红利宣布前六周的财务状况)、以及董事会主席关于下一个月经营状况令人满意(事实上该月严重亏损)的陈述的情况下,该董事受州立法保护,免受非法从资本中宣布与支付红利的责任[32]。因此,如果董事会依赖于外部审计师报告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账面盈余决定分红,法院应支持董事会决定,而不是资产应低于资产负债表记载数额的反对观点;如果董事会在决定分红数量时依赖于现有价值盈余,如果是基于专业评估,也应得到支持[33]。在示范公司法利润盈余模式中,如有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也一般使用来自该审计报告的未分配利润数额以确定其利润盈余[34]。

二、我国法学界应重新审视法律与会计的关系

(一)美国公司法从未放弃法律在会计领域的权威

1.相关立法体现了法律的权威

(1)立法不要求盈余确定必须遵守GAAP

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为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简称GAAP,由美国权威会计标准机构“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35]发布。尽管GAAP是美国权威、通用会计准则,但各州包括示范公司法都不要求强制使用。例如,特拉华州公司法允许公司以任何合理方法计算公司净资产,不要求必须坚持GAAP或任何其他会计方法[36]。州公司立法一般不要求公司在决定是否可合法分配红利时遵守GAAP[37]。 1980年示范公司法修改为衡平法上无偿付能力标准后,也没有要求强制使用,只是要求使用“当时条件下合理的会计实践及原则”。除上市公司依证券法规定必须使用外,大量的小公司或私人公司不做要求。一些公司仅保留基于税务会计要求的财务记录,财务报告也是依此制作。其他公司的财务报告实际上反映了GAAP,但有些方面(比如注释)有所偏离。这些事实说明,美国公司立法并未将GAAP作为统一标准,而是为了达到合理程度的灵活性,以及适应不同公司,尤其是私人公司的经营需要,这个立法标准是合理、恰当的。现行示范公司法第6.40(d)条明确授权公司在决定总资产与总负债数额时,使用“公允价值或当时条件下合理的其他方法”,因此,虽然公司可以依赖依据GAAP编制的财务报告,但是第6.40条并没有要求强制使用公认会计准则,只是要求使用当时条件下合理的会计实践及原则[38]。

(2)立法规定了净资产等确定盈余需要的概念

在设定资本/盈余模式下,为了从技术上确定盈余数额,示范公司法及一些州公司法除界定不同于会计意义的设定资本与盈余外,还规定净资产概念,相当数量的立法还界定了“净利润”或“利润盈余”等术语[39]。例如,示范公司法第2条规定,净资产是“扣除掉库存股后的公司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后的余额”;之前的特拉华州公司法没有规定净资产概念,1967年的大修版将其界定为“资产超过负债的余额”。

2.司法中由法官确定各种会计数额

(1)法官依法律的特有价值判决有关会计问题

一般情况下,如有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一般使用来自该审计报告的未分配利润数额以确定其利润盈余[40]。但当公司行为及法律问题的解释与会计观点发生冲突时,法庭具有最终决定权,并倾向于遵循能够实现法律目标的规则[41]。关于为确定用于分红的利润盈余所需界定的“净利润或损失”,示范公司法没有禁止法官确定与会计师的未分配利润数额不同的规定;因此,法官不会犹豫于依自己的观点判决[42]。 Liese v. Jupiter Corp.一案明确地表明了法官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该案原告是优先股股东,被告是虽是公司,但本质上是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据Jupiter的章程规定,优先股股东的一系列权利都直接与“油气收集收入”相关,因此该案焦点之一是界定哪些收入属于“油气收集收入”。关于该收入的界定方法,法官认为:“关于这个案子的会计方面,为双方作证的专家以及相当部分的证据直接指向了公认会计准则。但是,我认为这些证词只在一般意义上有价值。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案子必须在其自身的参考框架内判决……。章程规定了‘油气收集收入应根据合理会计做法来确定’,合理会计做法是指公允、合理、恰当的做法。所有专家都同意这一定义,所以在本案中使用了它。这样做是因为,相关事项全是公司内部事务,即是说,它们只影响到普通股及优先股股东。法律上讲,至少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不受本案结果影响。”法官在该案判决中还讨论了构成本案所涉的“油气收集收入”六个决定性因素[43]。可见,对有关会计问题,法官依特定案件事实结合法律相关规定或其价值取予以判决,是司法界通行的做法。

(2)财务会计报告不是确定盈余的决定性依据

在分红决议以未审计利润为基础做出的美国案例中,尤其是那些没有经过外部审计师审查过的数字,法院更可能倾向于自己计算利润盈余[44]。特拉华州判决认为,在判断公司是否具有盈余以遵守以盈余赎回公司股份的法律规定时,公司资产负债表不具有决定性作用[45]。纽约州判例也认为,资产减去负债后是否有充足盈余不仅仅由公司财务报告决定,资产实际价值对盈余判断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其账面价值[46]。甚至,由于能防范可能存在的资产负债表操纵行为,法院优先采用的是资产实际价值方法[47]。虽然示范公司法废除了盈余制度,但对相关会计问题的态度并没有改变,立法者对法律适用的指导极其明确:“当判断公司是否具有衡平法上的偿付能力时,资产负债表或者利润表都不是决定性的”[48]。

(二)美国公司法处理与会计关系的经验值得借鉴

1.我国法律应建立其在会计领域的权威

我国起草公司法时,由于法律人缺乏必要的会计专业训练,“财务会计”一章只能交给财政部起草,这导致了“会计行业主管部门实质上垄断了各层次的财务会计制度供给”{3}。在司法领域,涉及到稍复杂的会计问题,法官们普遍依靠会计鉴定。抛开法律是社会关系的最高与最终权威不谈,这种关系也绝不应该是正常的,理由有二:

(1)会计的职能和目标与法律完全不同

会计职能即会计的职责与功能。会计学界通说认为,会计具有核算(反映)职能与控制(监管)职能{4},即会计“信息系统论”与“管理活动论”两大学说{5},也由此衍生出会计的两大分类: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6}。财务会计主要向外部关系人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和资金变动情况等有关信息;管理会计主要是向经营者和内部管理机构提供企业经营规划、经营管理、预测决策所需的相关信息。从财务会计的角度,公司存在多方利益关联者,各自有不同诉求,都需要通过财务报告这一载体体现。然而,同一个会计标的采取不同的方法计量或分类,能造成实质性不同的经济效果,例如资产以成本法或市场法入账,支出是费用化还是资本化,结果大有悬殊。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关于具体事项如何会计处理和表达,总是给不同观点留有很大空间。在会计职业和一般商业领域,具体交易最恰当处理方式的探讨通常很激烈,结论也争议很大……与其他大多数语言一样,会计本质上也是一门允许表达大幅度变化的语言”[49];“没经历过会计实践的外行会以为会计规则是确定、精确及排他性的,事实上并非如此;财务报告只是会计师各种判断与决定的综合物,有时是会计师、律师及公司管理层判断的结合体”[50]。管理者、控股股东的意志,最终都可能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及会计师职业判断这两个看似合法的方式贯彻到财务会计中。故学者提出,“财务会计这么重要的领域,决不能完全交给会计行业与会计师‘自治’”{3}。当关联方发生利益冲突时,依公平、正义或者效率等价值进行判断选择,是法律人的职责所在。就管理会计而言,其主要着眼于企业经营,考虑的是为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支持,不考虑决策与监督等内部治理法律关系,导致公司财务治理方面的法律规定缺失。

(2)行业主管部门的思维模式不能满足私法关系处理的需要

我国《会计法》与《公司法》财务会计一章是典型的“行政主导型”立法,受限于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部门视野局限,财政部作为会计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企业财务会计的管控是其主要立足点,所考虑或能考虑的主要是行业利益,也由此阻断了对公司财务会计行为所产生的一系列私法关系的关注。“部门视野局限”导致现行法忽视财务会计信息及其载体的私法功能,进而导致财务会计行为所产生的一系列内部与外部的私法关系被立法忽略。财务会计信息对内部有利润分配基准、管理层评价监督等“私”的功能,对外则反映公司偿付能力。内部关系中,会计政策变更是否应遵循内部程序、财务会计报告内部程序(审批、审批者责任、何种责任)及效力、财务会计信息是否应主动报送投资者等,现行立法缺失。外部关系中,非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对债权人或潜在投资者的民事责任、债权人的财务查阅权等无法可依。正如学者所说,《公司法》的相应制度内容实质上被架空,一方面是数量上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系统性和逻辑性欠缺,可操作性差……形成公司财务会计行为实质上的法律规制不足{3}。

2.我国法学院亟需开展财务会计基础教育

前述我国法律界全面放弃会计领域应有的权威,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法学院极度欠缺财务会计的基础教育,法律从业人员普通没有掌握基本的财务会计知识。这是时代局限的原因;在公司法制定的90年代初,会计领域的企业现代财务会计规则也才起步不过10来年[51],法律界不了解财务会计,实属正常。但在公司法已走过近25年旅程的今天,这种现状已没有持续下去的理由。

法学院开展财务会计知识教学已刻不容缓。且不谈大量从事商事服务的法科生必须掌握以外,就连看似被动的职业,如法官、行政执法人员,提高法律专业能力都离不开财务会计知识。截至2018年5月8日,裁判文书网当年14个涉及会计准则的判决中,多数因工程核算、股东知情权以及被告人格混同等需要司法鉴定,没有使用会计鉴定而又用了会计准则作为判决依据的,就有两个判决出现明显错误。一份涉及员工因公务向企业借支,判决适用《会计准则》判决不恰当,因为《会计准则》并没有规定企业内部借支程序[52],另一份判决中,对被告提出的损失赔偿数额的抗辩,判决中以“二者系计算方法不同,原告主张的损失未违反会计准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哎哟不错哦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元照英美法词典[M].法律出版社,2003.1317.

{2}王军,戴萍.美国公司法的演变[A].国际商法论丛·第8卷[C].法律出版社,2006.

{3}范伟红.商法思维下的公司财务会计制度重构[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12.1.

{4}郭道扬.论会计职能[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97,(3);黄志忠.从会计本质看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J].会计研究,1997,(6).

{5}葛家澍,刘峰.新中国会计理论研究50年回顾[J].会计研究,1999,(10).

{6}李贻玲.基础会计学[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17.

{7}程金华,叶乔.中国证券律师行政处罚研究—以“勤勉尽责”为核心[J].证券法苑,2017,(23):19 -48.

{8}王明锁.论商事账簿及其法律关系的性质—兼论《商事通则》的不可行[J].法学杂志,2011,(3).

{9}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J].法学研究,2003,(5).

{10}江平.现代企业的核心是资本企业[J].中国法学,1997,(6);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J].法学研究,2003,(5).

{11}陈甦.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的学说分析及规范分野[J].环球法律评论,2015,(1);孙乃玮.公司信用基础的再探讨[J].河北法学,2009,(7).

{12}刘广.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演进探析—基于新《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3}卢静.论商业判断规则在公司分红诉讼中的适用[J].河北法学,2018,(1).

{14}邱海洋.公司利润分配法律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4.315.

{15}佐藤孝弘.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从比较法和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分析[J],河北法学,2013,(3).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7416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