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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不能说—切刑事犯罪都是敌我矛盾的性质
【作者】 赖傅祥【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58年【期号】 9
【页码】 2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5082    
  “法学”连续刊登了关于犯罪的矛盾性质问题的探讨性的文章,其中谢飞、王文升、乙公、毛荣光和楊—平等同志认为绝大部分刑事犯罪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少数的刑事犯罪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我完全同意这种意见。但第七期发表的罗秦全同志的“关于犯罪的矛盾性质的商讨”一文,认为—切犯罪现象都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这种意见我是不能同意的。
  为了论证一切犯罪现象都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罗素全同志试图从犯罪的本质着眼。然而,罗同志的分析却是片面的。因为它仅仅说明了犯罪的敌我矛盾的性质,仅仅说明产生犯罪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犯罪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诚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犯罪,即孤立的个人对于统治关系的斗争……”不容讳言,犯罪,是掌握了刀把子的统治阶级根据本阶级的利益来决定的。就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本阶级的统治关系和统治秩序,对损害其阶级利益的行为就宣布为犯罪。可是,就是根据犯罪的本质和加以全面的具体的阐述时,也不会只得出一切犯罪现象都是敌我矛盾性质的结论。如所周知,在我国,根据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凡是危害人民民主制度,破坏法律秩序,对社会有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绝大多数的犯罪是来自敌对阶级分子(如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地富分子的反攻倒算),他们本来就反对和破坏人民民主制度,严重地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所以都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第二,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内部的个别人,因为缺乏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或存在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或因过失而引起损害了(不是居于反对、破坏和敌视社会主义而引起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全体利益的行为,工人阶级为了维护其整个阶级的利益,使之不受侵害,就必须对这些侵害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关系的犯法分子给予一定的处罚“这是因为人民要组织自己的国家,要维持好自己国家的秩序,除了对敌人必须实行专政外,同时,还应该树立起人民国家的纪律和公共秩序,而国家的纪律和公共秩序,是不容忍任何人来损害的。”[1]因此,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就是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内部的个别分子(除非矛盾性质已经软化),由于破坏了法律秩序,由于损害了“国家的纪律和公共秩序”而构成的犯罪。我们为了全面而具体地说明犯罪的矛盾性质,为了正确地定罪最刑,司法实践已经证明了:不能从抽象的犯罪概念出发,而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党在不同时期与犯罪作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原则、“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基本原理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出犯罪的矛盾性质。任何企图离开阶级斗争,想从抽象的犯罪概念中去探讨犯罪的矛盾性质,便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但如果把这几方面的主要原则作为基本点去考虑,就可以在犯罪的本质概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犯罪现象大多数是敌我矛盾的性质,少数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在犯罪的阶级本质中的具体体现。刑法的对敌要狠、对内要和的精神,才能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
  “从对待犯罪的处理方法上,也可以看出一切犯罪现象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这是罗秦全同志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我认为,两类矛盾、两种方法必须辩证地理解,而不能绝对地,机械地去对待。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主席语)。对于敌对阶级所需要的是坚决的专政,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所需要的是民主的即说服教育的方法。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人民内部的矛盾来说,完全是属于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和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对于进些人民内部的思想性质的问题,毛主席指示我们;“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对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所以,凡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其中包括某些群众的落后首行以及没有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均应坚持教育的方针,人民法院决不能滥用惩罚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某些情况下却表现为不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问题和争论问题,而表现为人民和触犯刑律的犯法分子之间的矛盾。这也是非对抗性质的、非根本利益相冲突的矛盾。就这一意义说、人民内部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有其本质的相同,也有其非本质的不同,两者不能混淆起来。对于在劳动人民中业已构成犯罪的行为,也必须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轻重,依法判处。对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科处的刑罚是在强制基础上的说服教育的手段,对犯法者本人是“惩前毖后,治病教人”,而不是镇压。邓小平同志说:“人民中的犯法分子也要给予法律处分,这种处分有教育作用”。[3]这些说明对人民内部个别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的处理方法,再也不能一律搬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而必须采用刑罚的方法作为说服教育的辅助手段。这种处理方法,又可称为特殊的教育方法(不能认为是专政的方法),它并不违反毛主席和党多次指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敌我矛盾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的原则。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锐利工具之一的刑法,主要是负担解决敌我矛盾的任务,刑法的斗争锋芒是指向人民的敌人,它用刑罚的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不过,在一定的场合下,也用它来处理人民中的个别犯法分子。这样,并没有改变刑法的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就在于:“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毛主席语)这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某些刑事犯罪虽然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按照罗同志的说法这一“原则的区别”就是:个别与整体的区别,即是对人民中个别犯法分子的专政,不是对人民的专政;是对个别的犯法分子与对敌人作为一个阶级专政的区别。这样的理解为什么是不正确呢?因为,既然不是对人民的专政,但又认为是对人民中的个别犯法分子专政。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前面已经谈到,个别和整体的性质是相同的,即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与人民内部矛盾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既然如此,具有同一性质的事物,就不会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了。难道说人民可以向自己专政,可以由—部分人民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吗?
  原来意义上的专政,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概念,其含义只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所施以的政治压迫。专政比起法律制裁,其内容要广泛得多。正因如此,人民中的个别犯法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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