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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对盗窃犯罪的初步研究
【作者】 张耀华 陈顯静【分类】 刑法分则
【期刊年份】 1958年【期号】 9
【页码】 4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5099    
  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在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特别是通过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通过城乡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安全运动的开展,不仅坚决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击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时也给予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打击。我国目前刑事犯罪案件已大大减少,城乡社会秩序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但是,坏分子现在仍然还有,在我省某些地区内他们的活动还是猖狂的,其中以盗窃案件的数量为最大。根据我们在江西几个地区调查的结果,盗窃案占普通刑事案件的第—位。这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
  最近,我们对几个地区的盗窃犯罪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这次调查,证明盗窃犯罪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公民个人的危害仍然很大,产生盗窃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手段也形形色色。现在,根据这次调查的情况和我们的认识来谈谈盗窃犯罪方面的几个问题。
  一 盗窃犯罪的性质及其危害性
  在无产所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盗窃犯罪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是专政的对象。
  在我们的国家,公共财产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富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源泉。所以,宪法规定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党和政府一贯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扩大和发展公共财产。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舞着全国人民,以冲天的干劲,“一天等于20年”的速度建设着社会主义。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在紧张地劳动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是,盗窃犯却不顾诚实地劳动,而偷盗公共财物和他人钱财来过寄生生活,破坏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公民的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抱的政治态度以及采取的政治行动,就是划分敌我的标准。盗窃犯的丑恶的寄生生活和严重的破坏性,显然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相对立。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敌我性质了。
  所以盗窃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教人,它对社会的危害很大,后果也严重,是社会的蛀虫。
  首先,盗窃锋芒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企业、合作社财产,其中以银行、粮站、国营商店、供销、信用和农业社为偷窃的主要对象。盗窃犯给国家和人民财产所带来的损失是很严重的。例如某食品公司收购站一次被窃现金854元,惯窃犯吴××,自1957年夏季以来,先后盗窃30多次,所窃财物已经有据可查的即达1200多元。根据这次在几个地区检查的盗窃案件来看,总计被盗财物损失十万元以上。而盗窃犯的犯罪活动,不仅使国家经济直接遭受损失,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也直接起了破坏作用。
  其次,盗窃分子不但经国家和人民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和影响生产,响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厂矿、企业和合作社的财物被盗后,影响这些单位的资金周转,妨碍了扩大再生产。如××篾器生产合作社准备购买竹子的560余元被盗,结果不能按期进货,停工待料,影响生产。在农村中,盗窃分子往往偷窃农业社的耕牛、水车、斛斗、犁耙等生产工具和种子、稻谷,因而直接破坏生产和影响生产。如惯窃犯刘××从1947年以来先后偷农业社的耕牛3头,有的被杀害出卖牛肉,有的牵往他处低价出卖。盗窃犯王××先后偷农业社的耙6张,窃后有的耙被私自低价变卖,有的耙被打碎,把木头当柴烧,耙齿当废铁出卖。盗窃犯陈××一次即盗窃农业社浸在水塘内的种谷240余斤。此外,还有不少盗窃红薯、甘蔗、芋头、豆等种于的,并且多是在春耕生产下到地里后被挖走的。盗窃犯支××于去年秋收后与其他二人先后8次盗窃农业社的稻谷3490斤。农业社的生产工具、稻谷和种子被盗窃后,使生产发生困难,就大大降低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有的盗窃分于所窃财物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后果严重。如某市居民李××,全家四口人,靠一辆小板车替人运送货物来维持全家生活,结果小板车被盗,弄得全家生活无着,哭哭啼啼,又如农民张××带了3元从乡下坐火车到鹰潭镇,想买点青布、食盐等日用品回家,结果,下火车不久,钱被扒去了,蹲在大街上哭叫,也无钱买车票回家。盗窃活动比较嚣张的地区,群众都提心吊胆,害怕会偷到自己的头上来,下田劳动也耽心家里被盗,因而不安心生产。
  再次,有的盗窃犯,在盗窃过程中还往往产生强奸、兇杀等其他犯罪行为,危害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如惯窃犯吴××,在行窃时经常携带菜刀、镰刀等兇器,一方面作为橇门、破窗、扭锁之用,另一方面准备如果被捕捉时,持刀行兇杀人,以便脱逃:该犯在盗窃过程中,曾两次强奸妇女。又如盗窃杀人把赵××和杨××,一贯游手好闲,受赌博,曾多次盗窃过;春节期间该二犯因睹博输了钱,回家路过陈家村,就盗窃木匠陈××的衣裤、本箱、鱼肉和钱财后,为着灭口,甩绳将陈勒死。
  此外,盗窃分子还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如不法资本家、贪污犯、流氓、阿飞、睹棍等坏分子往往勾结一起,同流合污,破坏社会秩序与道德风尚。有的甚至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或勾结起来,进行反革命活动。
  可见,盗窃犯的寄生性、破坏性是极其严重的。它对社会主义抱着反抗是敌视破坏的态度。它和广大人民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专政的对象。
  二 盗窃犯的手段及其犯罪的原因
  盗窃犯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偷窃、扒窃、夺取等。其中以偷窃最为普遍,扒窃在城镇中较多,夺取较为少见,只发生在偏僻地方或四周无人的情况下,被夺取的人多半是年老体弱或是妇女小孩。如盗窃犯傅××于今年春天先后两次夺取小孩身上所戴的银项圈和手镯,拿到银行去兑换。盗窃犯—般都是情况熟悉,对所要窃取的财物了解得很清楚,然后乘夜深人静,大家都回家休息的时候,只身外出作案;或趁男女劳动力下田劳动、无人看家的机会进行盗窃。有的三、四人组织盗窃集团,事先分头探好线索,窥视盗窃对象,晚上集体作案。惯窃分子作案经验多,有一套行窃的本领,胆子也大,又狡猾,手段更为“巧妙”。他们多在省、县、乡交界地区作案,此地行窃,彼地销脏,流动性大,不易发觉。—般多是偷了东西后,迅速转移地点,先隐蔽起来,不马上拿出来去卖,辱“风声过去”公安机关追查不紧时,才将原物拿出来改头换面去出卖。扒窃犯多在星期六、星期天人多拥挤的时候作案,或在发工资后的几天,工人和干部身上都有钱的时候动手行窃。他们发现偷窃对象,就跟踪追行,越人多拥挤的时候,或制造有利条件以便下手。如扒窃犯王××,在公共娱乐场所,见一干部掏出一扎人民币买电影票,买的是19排7号的票子,王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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