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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新时代法理学教材的转型升级
【副标题】 《法理学》(第五版)教材修订纪实
【英文标题】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Jurisprudence Textbook in the New Era: Revision Record of the Fifth Edition of Jurisprudence
【作者】 徐清【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后}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理学教材;新时代;法理;法理学;法理泛在
【英文关键词】 Jurisprudence Textbook;New Era;Fali;Jurisprudence;Ubiquitous Fali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34
【摘要】

在中国法学界,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之共识性“法理”概念尚未凝练,法理学应为“法理之学”亦未形成理论自觉,“法理”在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中处于缺席或半缺席状态。针对这种状态,由张文显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法理学》(第五版)守正创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引领下,致力于以法理为中心主题实现从法学基础理论到法理学的真正转型,以泛在的法理激活法理学知识体系和话语风格的焕然升级,用转型升级的高水平教材回应广大师生的新呼唤,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跃。

【英文摘要】

In Chinese legal academia,“Fali”, as the object of jurisprudence research, has not yet been developed into a well-recognized concept. Jurisprudence, as a discipline of Fali study, also lack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Fali” is by and large absent in the knowledge system, theoretical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jurisprudence. In light of the situation, Jurisprudence (Fifth Edition), edited by Prof. Zhang Wenxian and published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addresses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extbook centers on the theme of “Fali”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basic legal theories to Fali theories. The textbook uses the ubiquitous concept of Fali to activate the jurisprudence knowledge system and refresh the discourse style, and satisfies the deman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transformed and improved contents. The textbook is thus a milestone in the progress of socialist jurisprud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237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辩方位而正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向法学教材编写者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和任务:已经使用了二十年、期间经过三次修订的《法理学》教材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如何充分展现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理学教学实践取得的重要成果?如何充分满足学生和教师对新时代高水平法理学教材的需要和向往?如何在保持其体系和结构基本稳定的同时,实现与时俱进?面对这张时代的问卷,2016年7月9日,由张文显教授任主编的国家精品教材《法理学》(第五版)的修订启动会议在北京召开。《法理学》(第五版)从启动修订到教材形成,历时两年,是数次教材修订工作中历时最长的一次。期间进行了广泛调研,经历了5次清样修改,反复酝酿、精益求精、几易其稿。可以说,每一次小小的改动完善都凝聚着编写组、出版社和统稿小组的智慧和心血,闪烁着法理学教学的新理念和新思想。作为本次教材修订的学术秘书之一,我见证了这次修订工作的全程,形成了深刻的印象。
  一、组织有力,确保教材转型升级工作高位推动、高效运行
  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法理学》一书曾于2002年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3年,吉林大学“法理学”课程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同年,本教材入选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2007年,被教育部确定为“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本教材在政治法律类教材中引用率位居第一,在全部政治法律类著作中引用率位居第二。[1]自1999年出版以来,本教材先后于2003年、2007年和2011年三次修订,可以说,每次修订都是相应时段时代精神的折射和时代思想的浓缩。
  本教材第五版编写组仍由张文显教授任主编,李龙、周旺生、郑成良、徐显明任副主编。参与本教材编写的有来自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复旦大学等18所高校的23位教师,他们是(以汉语拼音为序):杜宴林、付子堂、高其才、葛洪义、公丕祥、黄建武、黄文艺、蒋传光、李龙、刘作翔、舒国滢、宋方青、孙莉、孙笑侠、汪习根、徐显明、杨春福、姚建宗、张文显、郑成良、周旺生、周永坤、卓泽渊。他们中有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这是一支既有学术造诣精深、为人为学人皆被称颂的资深专家,又有富有创新精神、治学严谨、笔耕不辍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在法理学教学和科研中崭露头角的学术新锐的老中青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法理学界最强阵容的教材修订队伍。
  同时,根据教材编写、尤其是精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和以法理为中心的交叉转型升级的需要,此次修订工作还组建了学术秘书和统稿小组协助主编修订统稿。学术秘书为:瞿郑龙、徐清;统稿小组成员包括:张文显、丰霏、王奇才、苗炎、张静焕、瞿郑龙、郭晔、徐清、郭栋。正是这样一个各方面人员优势相结合且以法理为志业的学术共同体保证了本教材的高质量和高水平,有利于教材的吐故纳新,反映最新的理论研究进展,吸收优秀的教学实践经验,确保教材对一线教学的回应性和适应性。
  惟其笃行,精益求精,才弥足珍贵。2016年7月9日,由教材主编张文显教授主持的修订启动会议在北京召开,拉开了本次修订工作的序幕。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闫志坚先生以及教材编写组的各位成员出席了会议,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相关工作人员、学术秘书等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指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进行《法理学》第四次修订,及时出版第五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法理学》教材的修订工作有助于推动我国法学人才队伍的建设,有利于法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对于展开全民法治教育,同样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会议明确了本次修订工作的具体写作分工、阶段、时限和要求,形成了编写结束后一月一清样与通过微信群及时反馈交流相结合的修订工作机制,确保修订工作层层落实,高效优质按期完成。201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确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还就如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作出新的部署。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各位作者对原有修订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2018年1月13日,第一次统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2018年3月3日,第二次统稿工作会议在南京举行。2018年3月17日,第三次统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2018年4月22日,第四次统稿工作会议在滁州举行。2018年6月2—3日,第五次统稿工作会议在长春举行。2018年6月17—18日,第六次即最后一次统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修改和统稿期间,即使适逢新春佳节,教材主编和统稿小组仍在争分夺秒,伏案写作。全体人员用思想、汗水和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铺就了这条凝聚法理理念和时代使命的法理学智慧之路。
  二、守正创新,以法理为中心实现从法学基础理论到法理学的真正转型
  主题是方向,思想是灵魂,“转型”是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根本性变革过程。新教材的转型升级是建立在它的思想内核基础之上的,本教材的思想性集中体现在以法理为中心主题和思想主线,实现从法学基础理论到法理学的实质转型。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不断转型升级的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和法学教育的进化史。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尚未形成法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因而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在“全盘苏化”的背景下,我国法学院校仿效苏联的法学体系和课程体系,所用的教材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教科书,或者是苏联专家的讲义,采用苏联的法学模式,称为“国家与法的理论”或“国家与法权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法律制度和法学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学术界提出了把国家与法分开并分别由政治学和法学研究的主张,法学教育的重建、法学理念的解放催生了1981年北京大学编著的《法学基础理论》、1982年司法部组织统编的《法学基础理论》、1988年东北地区高校联合编著的《法的一般理论》等法学理论教材,并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十年间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大改革的年代,在此背景下,法学教育的思想和教学理念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随着教育部组织编写、沈宗灵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法理学》教材的出版发行,“法理学”的名称正式获得了“合法”地位,名正言顺地进入到中国法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并于1995年成为了首批14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而后,随着法学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建立,法学教学内容和方式日益多样化,全国各地法学院校结合自身需求,编写了一大批《法理学》教材,法理学教材体系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虽然课程和教材名称在形式上改变了,以“法理学”取代了“法学基础理论”,然而,不同版本的法理学教材在理论体系、教材体例和内容形态上仍未对“法理”作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形成理论自觉,达成理论共识,因此从实质意义上而言,依然固化于法学的基础理论,并未成为名副其实的法理之学。[2]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3]针对“法理”在我国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缺席或半缺席的状态,本教材主编张文显教授发表了《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明确提出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法理,法理学应是“法理之学”,[4]并将这一核心思想纳入到此次法理学教材的修订中,试图从根本上构建以“法理”为中心主题、以“法理”为研究对象的法理学教材,实现从法学基础理论到法理学的真正转型。基于这样的理论意识、问题意识和本土意识,本教材在延续了1994年沈宗灵主编、张文显副主编的《法理学》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传统和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守正创新,将法理贯通全书,突出“法理”在法理学教材体系中的中心主题地位,打造法理泛在的法理学教材。至此,法理学不再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空洞概念,而是真正给予了“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解答。从法之学到法理之学,这一转型切中时弊,是带有方向性的教材体系变革。具体做法包括:
  在本教材的总体结构体系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第二章首次提出并专门论述了“法理学,顾名思义,就是‘法理之学’,其研究对象是‘法理’”。本教材通过考据和语义分析表明,法理作为词语和概念,体现了人们对法的规律性、终极性、普遍性的探究和认知,体现了人们对法的目的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判断和共识,体现了人们对法律之所以获得尊重、值得遵守、应当服从的那些内在依据的评价和认同。法理是一个综合概念,包容了一切美好的价值元素;法理是一个文化概念,体现了法律和法治文化传统中定分止争、惩恶扬善、治国理政的智慧,积淀着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法理是一个具有普适内涵的概念,融通了古今中外关于法和法治的原理、理论、学说、共同价值;法理是一个实践理性概念,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凝练、在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发展;法理是一个纯正的中国本土概念,“法理”一词是中国人的首创,作为一个概念也是由中国人凝练的。
  本次教材修订工作寻迹于理论观点的经典概括与学术脉络之中,进行大数据式的“法理”挖掘。主编领衔的统稿小组从有关法理的词语、概念,谚语、格言,命题、论述,判例、案例,故事,法条等六组十种代表形式和依存载体中进行“淘宝”,共搜集数千条法理金句。通过概括、思想(理论)、思辨批判、分析和金句表达等方法和路径进行法理提炼与阐释,将其中的法之理予以阐发,并定型于法理学教材各章节具体的理论论述之中。
  在法理发现和融入教材的过程中,以鲜明而强烈的法理问题意识为导向,坚持了三个面向:面向华夏古代,挖掘博大精深的法律文化宝库;面向西方现代,吸纳法治文明优秀思想理论成果;面向中国当代,贯彻新时代法治新思想。在鉴别分析的基础上,主要继承和吸纳了三类法理资源: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法理资源,既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法理论述,还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理思想成果。第二,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宝贵的法理资源。中国自古便有丰厚的法理底蕴,法理作为概念和理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法理文化,是中国法理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是我们今天能够树立和保持法学自信、法治自信和法律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而这却被长期忽视。在本次教材修订中,“法理”,这一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中国本土概念,经历了百余年前的东渡舶归,被开掘出来重拭光华,成为重启法学理论系统的学术密钥、复燃中华法治文明的精神火种。[5]第三,是西方法治文明中优秀的法理资源。“法理”具有融通性、普遍性、开放性的特点。西方法治文明中有很多跨越时空、反映人类法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法学理论和法治思想,对国外优秀法理资源的探索和吸收,是法治文明互鉴和法学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法律时代到法治时代再到法理时代,从法理中国到法治中国再到法理中国,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再到法理思维,从法律话语到法治话语再到法理话语,从法律之学到法治之学再到法理之学,反映了法治文明和法理学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以《法理学》(第五版)教材为主导和载体的中国法理学,正以其得天独厚的法理文化底蕴和前所未有的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根基,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理论生机和学术生命力、更加坚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力。
  三、理论升华,泛在的法理激活法理学知识体系和话语风格的焕然升级
  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法学发展的第一要务。创新是新时代所必然产生的社会意识和动力。新时代是新理论生成和广泛传播的时代,是理论创新的时代。[6]作为新时代法学理论创新之代表的法理,犹如一个个精灵在法律的灵魂深处跳跃,它们穿越在法律的时空中,播扬在法律和社会的广阔领域,是它们激活了法理学知识体系的生命之源,也是它们点燃了法治的理性之光。正是由于法理渗透于各编各章,涤荡和变革着法理学教科书的沉闷和僵化,新教材的理论层次、理论境界和文风格调焕然升级。
  第一,理论的升华伴随着对传统知识体系和论题的重读与解答。一方面,本次修订在内容上将不属于法理之学的赘肉尽量瘦身,塑造清新法理学的文风格调。这种精约凝敛的性格,以及由这种性格而来的阅读趣味,来源于对法理学学科属性的复归。为使法理学作为法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这一学科功能定位更加明晰,本次修订进一步厘清了法理学与法律学(即部门法学)各自的学术功能,对属于部门法学讲授的内容在教材中尽量简单带过,集中有限的文字讲法理,增强法理学为部门法学提供法理依据和理论指导的作用。另一方面,思想的升华源于对传统论题中法理思想含量的增加,实现从旧论题到新论题的升级。本次修订重点考察了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经济等章节的论述是否达到法理的思想水平,将严格而言不属于法理学范围的内容尽量删减,以法理为中心对基本理论给予全新的法理诠释,这就赋予了新教材思想性的增强与法理品味的提高。泛在的法理盘活了法理学作为法理之学的理论体系,牵引着权威教科书由此获得清新的格调而不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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