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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行政犯裁判结构的功能性研究
【副标题】 以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互动机制为视角
【英文标题】 Functional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Judgment on the Administrative Crime
【英文副标题】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Leg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作者】 孙树光【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行政犯;裁判结构;功能主义;规范与事实
【英文关键词】 Administrative Crime; Judgment Structure; Functionalism; Norms and Facts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9)06-0040-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40
【摘要】 行政犯作为近年来刑事立法的增长领域,其裁判结论的形成非法律结构内部的逻辑自洽,传统观点认为社会结构仅在量刑层面上有影响,这已然不能适应行政犯的发展现实。如不对此进行符合实践的解读,可能会使司法个案正义与民众朴素法感情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社会结构这一刑事案件隐性结构对法律结构这一刑事案件显性结构的侵扰甚至是僭越。有必要在解构行政犯裁判结论形成结构的基础上,剖析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社会结构因素参与案件事实建构的潜在通道,可以合理规范行政犯案件事实的形成机制。通过确定刑法规范价值在行政犯案件事实认定和行政行为价值评判中的核心地位,可以合法合理解释当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刑事案件,整合因个案不正义导致的社会裂痕,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英文摘要】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criminal legislation on the administrative crime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conclusion in the judgment is not logically consistent within the legal struc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the social structure only affects the sentence is no longer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crime. If this is not to be interpreted in a way that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acti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justice of individual cases and the plain law feelings of the public will be inevitably aggregated, thus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intrusion or even overstepping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s a the recessive structure of a criminal case on the legal structure as the explicit structure of a criminal cas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legal structur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deconstructing the structure forming the conclusion in the judgment on the administrative crime, reveal the potential channel for factors of social structu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ase facts, and reasonably regulat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ase fact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crime. By setting the core status of the normative value of criminal law in the fact determ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rime cases and the value judgment of administrative behaviors, we could legally and reasonably explain the criminal cases that attract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at present, and make up social cracks caused by the injustice of certain cases, so as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legal effect and social effec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198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向度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初期,属于刑事犯的立法完善期,当时刑法学的研究致力于规范刑法学、刑法教义学和刑法解释学等立场之争;随着外来理论的不断引入和内化,刑法学研究内容越来越精细化,刑法学知识体系纷纷确立,对于解决当时法制意义上的法律问题卓有成效。然而,法律问题从来都不只具有法律一个面向,其还具有社会这一更为丰富的面向,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犯立法日益丰富,传统逻辑自洽式的规范刑法学研究思路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法律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鸿沟开始被不断拉大,这从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以下简称:赵春华案)、【参见《天津“气枪”老太改判三年缓刑三年》,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7-01/27/c_136015830.htm,2018年9月5日访问。】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以下简称:王力军案)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刑事案件中可见一斑,[1]社会公众认知与法律正义之间出现认知差异。此类案件均是行政犯在传统刑事解释中的僵化适用所致,故不得不要求我们跳出传统刑法教义学的解释窠臼,寻求更为合乎现实的解释路径,这是法学这一实践性学科的必然要求。
  二、行政犯裁判结构的影响不止于“量刑”
  行政犯的裁判结构,是指行政犯刑法规范的司法适用样态,其是一种动态化的存在样态。行政犯裁判结构样态的研究,是指通过剖析行政犯裁判结论形成的因素及因素之间的结构,分析不同结构因素对于案件裁判结论形成的影响。与传统的法理学模式相比——在“参与者”的角度研究刑法规范适用,是一种应然层面的建构,该研究路径则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描绘这一动态的司法适用过程,是一种实然状态的揭示,这一研究思路深受案件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所谓案件社会学理论,由美国纯粹法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唐·布莱克首创,以预测或解释案件如何处理为出发点,批判传统的法理学研究模式的封闭性,提倡社会学的研究模式,即以一名观察者的视角,关注案件的隐性结构,重视对司法裁判结果形成过程的解释。[2]这一研究路径有其存在的行政犯规范基础和司法现实需求。
  (一)犯罪构造导致犯罪结构不断开放
  犯罪构造指的是刑法规范的外在组成结构,是对概念化的犯罪行为类型的结构总括。刑事犯的犯罪构造较为简单,一般表现为单一类型化行为的抽象表达,如故意杀人罪,犯罪构造可看作刑法条文中规定的“故意杀人行为”,仅涉及来自刑法规范唯一的价值评价。然而,行政犯的犯罪构造则较为复杂,虽然也表现为类型化行为的抽象表达,但这一抽象化表达需要来自行政法规的价值评价前置,涉及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双重价值评价,区别于一般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笔者同意张明楷教授对行政犯的定义,即行政犯实际上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由此可以得到该犯罪类型的犯罪构造公式:“行政犯=行政违法+结果加重(情节加重)”。这一犯罪构造有别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行政犯,系由不同法域下法律体系的差异所决定的。以英美法系为例,在英美法系中,刑事犯罪体系包含了我国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同于我国的是该种情形下的刑罚适用是行政处罚措施,即无论是普通犯罪还是轻微犯罪(行政违法),都由法院处理,只是存在适用程序和处遇措施上的差别。然而在我国,行政法与刑法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从权力划分上,前者属于行政权的行使范畴,后者属于司法权的行使范畴,两者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同,并由此形成了针对社会越轨行为(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等)层次分明的社会处遇措施体系。简而言之,在我国的行政犯立法中,以社会危害性为标尺,对违法行为予以罪质规定。与此同时,通过加重情节予以罪量规定,对于仅满足罪质而不满足罪量要求的,按照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处理,由此形成违法犯罪行为惩治的阶梯式衔接体系。
  行政犯的这一犯罪构造特征,决定了行政犯与行政违法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味地在刑法规范体系下思考该问题,进而得出社会结构等非规范因素只能在很微弱的程度上影响量刑的观点显然不具有刑法规范基础。详言之,传统观点认为,社会结构只在量刑层面上影响刑事案件的裁判,当然既包括刑事犯案件和行政犯案件。在刑事犯案件中,由于犯罪构造的单一性导致了社会结构因素介入的空间较小,只能作为案外因素影响法官这一裁判主体从而达到影响量刑的目的,但在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下,该因素介入的空间几乎已不存在。在行政犯案件中,也存在仅影响量刑的情况,如赵春华案即属于社会结构只影响量刑的典型案例,该案二审法院面对来自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压力,将一审的实刑改判为缓刑,此类案件在行政犯的违法犯罪案件中比比皆是。然而行政犯裁判结构的功能性影响远远不止于量刑,对行政犯最后的定罪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影响,只是因为该影响潜行于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中而较难被发现,这是由行政犯犯罪构造的开放性结构所决定的。所谓行政犯犯罪构造的开放性,指的是犯罪构造构成要素认定的开放性,即行政违法与加重情节(结果加重和情节加重)在价值判断时的开放性。这一开放性结构在司法适用中面临与刑事犯同一的裁判思路,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认知与法律价值之间的鸿沟,司法实践中发生的诸如王力军案就是很好的解释范本。
  (二)机械裁判导致司法良知面临拷问
  合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重要原则,也是行政行为的效果检视标准,其中合法原则与刑事司法的适用原则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下基本保持一致,但合理原则作为实质行政法治的范畴,要求行政违法行为的判断应当具有实质理性。当前在行政犯案件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分离,也正是由于在行政犯的处罚过程中,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特性对社会公众的一般意义,从而造成裁判结论偏离社会公众认知,缺乏合理性的规范价值判断。行政违法的处理结果更加注重个案性,更加注重裁定结果的合理性,一味套用刑事犯的认定思路,忽视社会结构对裁判结论的影响,必然导致社会公众认知与法官裁判理念之间的冲突。对于社会大众而言,裁判结论的形成首先关注的是结论是否合理,其次才是合法的判断,或者说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合理性的判断要先于合法性的判断。对于法律专业群体而言,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裁判结论的形成是否合法,次要的才是对合理性的判断。如此认知顺位差异,在一般的刑事犯案件中并不存在价值冲突。因为刑事犯作为由来已久的社会化产物,有其存在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已然融入了社会公众的价值认知中,只需要法官依法裁判就会得出社会公众所认同的合法合理的裁判结论。对于行政犯案件,由于在行政犯中行政违法对于公众而言更具有现实可能性,但最终的处理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不明确性,尤其是在涉及“假药”、“枪支”等专业性判断的盲区时,社会公众很难做出专业的判断,一旦法律适用出现偏颇,必然带来社会大众生活的无措感。如此可见,一味追求刑法规范适用的合法性,容易导致对行政违法这一构造因素合理性判断的缺失,使得最后的裁判结果缺乏刚性,导致司法裁判结论的不确定性,司法良知面临拷问。正是基于此,有的学者提出法律(人)不是技术(人),主张法律人和法律职业应该符合公平正义善良德行等法天然所具有的价值观。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司法良知是对正义这一合法良善价值的追求,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内在支撑。[3]
  不可否认传统的刑法解释学的发展依然为我们研究行政犯的法律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是未来所必须坚持和不断细化的研究方向,但被研究者们忽视而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考虑的诸多社会情状,即行政犯的社会结构也应成为我们关注的侧重点。上述试图利用司法良知来打通行政犯在司法适用中的任督二脉的做法具有一定的价值,其注意到了社会结构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但将最终的解决路径归咎于司法良知这一职业道德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并且由于缺乏规范性、系统性从而并不具有实践可操作性。有鉴于此,通过对行政犯裁判结构对“定罪”的结构功能性研究,剖析其来自法律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隐性影响机制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三、行政犯裁判结构影响“定罪”的隐性机制
  当前学术界关于行政犯案件的解读主要是针对法律结构的规范解释和价值解读,即刑法哲学的研究视角和刑法解释学(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视角。然而,无论是刑法哲学的研究视角还是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视角,都是在法律结构下的逻辑推演,鲜有关注案件的社会结构,从而使得在法律结构的重复解构过程中展开理论立场的辩驳,但对于最终的案件解读和解决并无裨益,故对于行政犯二元结构的双重解读理应成为理论研究的必然选择,从而为在非常规案件中,法官实际上如何得出其司法决定令人信服的、统一的、现实的且适度折中的解说提供一种实证的审判决策理论,[4]简言之,就是如何整合行政犯显露于外的法律结构和隐藏于内的社会结构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以更好地揭示行政犯的裁判结论形成过程,更好地预测行政犯的裁判结果。
  (一)行政犯显性结构中规范与事实的逻辑论证
  所谓行政犯的显性结构,指的是行政犯的法律结构,即司法人员在裁判案件过程中所面对的规范化因素的模型,其中规范化因素主要包括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两者构成了法官裁判案件的基础素材,是法律意义上的客观存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及的法律结构不仅仅表现为外化于刑事判决书的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还包括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司法适用诸阶段,贯穿于司法裁判的全过程,是一种动态化的法律结构。刑法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解释刑法的过程,是一种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具体化过程。[5]刑法规范由法律明文规定,即使存在部分空白罪状亦可通过援引其他法律规范加以补足,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行政犯一经发生,案件事实就以证据的外化形式客观存在,故法官只需要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符合逻辑、合乎程序的联系即可,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的比对过程需要法律适用者运用一定的逻辑推理和相应的价值判断。
  法条有尽,立法机关为每一种详细的事态制定精确的法规是不可能的,[6]故法官在面对千差万别的案件事实时,自然存在着适用上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就会出现同案异判的情况。并且,刑法规范本身含义的多义性也增加了刑法规范在适用中的诸多不确定性。此时,法官作为社会中的法律和秩序之含义的解释者,就必须提供那些被忽略的因素,纠正那些不确定性,并通过自由决定的方法——“科学的自由寻找”——使审判结果与正义相互和谐。[7]关于案件事实的筛选关乎小前提的建构,即从事实到社会生活事实再到案件事实的转化过程。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仅受到认识规律的限制,还受到法律规范、规则及制度的制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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