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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特质与趋向
【英文标题】 The Value Structure of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作者】 宁凯惠【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宪法价值;特质;趋向
【英文关键词】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Value Structure; Value of the Constitution; Characteristics; Trend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9)06-0060-1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60
【摘要】 宪法序言的价值是宪法价值最直接、最集中、最全面、最根本的言说或宣示。我国宪法序言具有多个价值要素,这些价值要素按照特定结构和机制形成一个价值系统和价值过程,就是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特质在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石价值,以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法治为基本价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和平为目的价值的价值构造。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未来趋向,就是个性的价值要素增生与共性的价值要素减少并存,价值构造的静态结构愈来愈凸显“中国性”,价值构造的动态过程越来越呈现“中国化”。
【英文摘要】 The value of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most direct, concentrated, comprehensive and fundamental "statement" or declar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has many value elements which, according to a certain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form a whole value system and process, i.e. the value structure of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lue structure of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lie in the value structure that takes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cornerstone value, takes people's democrac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rule of law as the basic value, and takes prosperity, democracy, civilization, harmony, beauty and peace as the end value.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value structure of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will be a coexistence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individual value elements and the reduction of common value elements, while both the static structure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value structu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hines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1979    
  宪法是一个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根本规范和最高规范。宪法蕴含着制宪者的主观目的。宪法一旦颁布施行,便会发生客观作用。宪法的主观目的加上宪法的客观作用便构成了宪法的价值。宪法的价值以浓缩的形式集中地体现在宪法的序言之中。世界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是有序言的,我国宪法序言在众多国家宪法序言中具有自身的特质,也具有独特的发展趋势。研究我国宪法的最关键之点或最佳的路径,就是首先研究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特质和趋向。
  一、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独特要素
  宪法序言这段叙述性文字放在宪法正文之前,是说明宪法制定的由来、目的、制宪者意图、治国的基本原理等内容的一段陈述性或宣告性文字。[1]宪法序言是宪法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序言的产生,是由制宪者的需要和宪法的规范性特点决定的”。[2]笔者认为,宪法序言是置于宪法文本的最前面的文字部分,至少具有如下三个规定性之一:(1)这一文字部分前面冠以“序言”、“前言”等标题,全部都是叙述性文字;[3](2)这一文字部分前面没有冠以“序言”、“前言”等标题,都是没有条文的叙述性文字;[4](3)这一文字部分前面冠以“序言”、“前言”等标题,不是以叙述性文字而是以条文表现的。宪法序言具有宣示性、说明性、总括性、引领性、重要性等特征。关于宪法序言,主要存在三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其一,宪法序言是没有条文的。事实上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就是较长的叙述性文字再加上一个条文(第一条):“法兰西是一个不可分割、世俗、民主、社会的共和国。”[5]其二,认为宪法序言只有社会作用,没有法律效力或者没有独立的法律效力。其三,认为有宪法序言的宪法只包括序言和正文两部分。其实,有些国家的宪法是由序言、主体条文和附则三个部分构成的,附则一般也是以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6]为了科学地界定宪法文本的构成,可以把宪法文本分为序言、主体条文和附则三个部分。[7]这种划分更加科学、规范,更加具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只有成文宪法国家才有宪法序言价值问题。宪法序言是宪法文本(宪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属于宪法的正文。
  宪法序言的价值是宪法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子系统。有的学者在“宪法价值活动的基础上从宪法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宪法价值就是潜含着主体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的宪法在与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主体发生的效应”,“宪法价值活动就是宪法价值主体运用宪法价值的中介能动地作用于宪法价值客体,以实现其价值的过程”。[8]笔者认为,宪法价值是被主体所认知、体悟和认可的蕴含在宪法文本中的制宪者的主观目的与宪法颁布施行的客观作用的有机统一,是目的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的有机统一。宪法价值包含三个规定性:(1)宪法文本具有对主体有用的属性即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2)宪法文本与主体在宪治实践中结成了现实的宪法价值关系;(3)在现实的宪法价值关系中宪法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被主体所认知、体悟和认可。“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就是宪法序言的价值要素按一定的结构和机制形成的价值系统和过程。价值构造不仅仅指价值状态即横向结构,而且更包括价值的动态过程即纵向运演。”[9]宪法序言价值是宪法价值的最集中、最明显、最强烈的体现。宪法的主体条文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宪法的一个个具体价值,宪法序言是对宪法整体价值的集中宣示。如1981年10月31日生效的安提瓜和巴布达宪法法令序言,就集中地直接地宣布宪法“承认上帝的至高地位、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授予所有人以基本权利和自由”,“尊重社会正义原则”,“所有人均能最大限度地追求幸福和健康”,“认可法律代表公众良心”。[10]序言以下的主体条款在上述价值声明的基础上,具有宪法的效力。宪法的主体条文往往是通过规定具体事项(公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机关之间的某种具体关系)来体现价值的,不是价值的直接“言说”,其蕴含的价值需要进行一番“透视”或“挖掘”。条文主体都是用规范语句(规范判断)表达应当做什么、不得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的,其言词、语句表述追求科学、精准,而宪法序言往往以富有情感、激扬的文字来表达,具有强烈的感召力、震撼力。
  我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是排除了极“左”路线和思潮的影响,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实际,适应新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颁行的宪法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而制定的,是一部公认的比较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宪法。[11]其经过五次修改,内容也不断趋于完善,基本上适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我国宪法价值最集中体现的宪法序言主要具有下列价值要素。
  (一)以“间接—层级”为特质的制宪主体价值要素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没有直接宣示立宪的主体,换句话说,没有直接言明制宪权的归属。在我国宪法序言中,“人民”出现了25次之多。除了“人民民主专政”(2处)、“中华人民共和国”(4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处)、“中国人民解放军”(1处)、“人民团体”(1处)、“世界人民”(2处)中的“人民”外,还有14处。其中,“中国各族人民”5处,“全国各族人民”2处,“中国人民”6处,“广大人民”1处。14处的“人民”前面分别冠有“中国”、“中国各族”、“全国各族”,没有单独的“人民”概念。宪法序言甚至整个宪法文本都没有“我们”这个语词。显然,我国宪法序言不是从人民主权原则、制宪权、立宪者的角度使用人民概念的。它关于立宪者主体的表述不是直接宣示的,而是间接、内涵的。与此同时,我国现行宪法序言关于人民的构成是具有层级性的,如第六自然段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公民中的工人构成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公民中的农民构成的农民阶级是联盟阶级,还有其他公民构成的不同阶级、阶层则自然就归属于领导、联盟之外的其他部分。又如第十自然段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人民中,既有三个部分的依靠力量,也有其他“团结的力量”。又如,“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四个“者”表示四种不同的公民,在“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然而,西方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宪法序言中,则对立宪主体作出明确的宣示。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称:“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并保证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伊斯兰教国家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序言称:“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12]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宪法序言称:“我们,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人民,信任上帝——我们的生命、自由、身份以及我们固有的权利的赐予者。”[13]《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家宪法》序言称:“我们,密克罗尼西亚人民,行使我们固有的主权,据此制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宪法。”[14]《帕劳共和国宪法》序言称:“为行使我们固有的主权,我们,帕劳人民,宣布并重申我们在帕劳群岛——我们的祖国的至高无上的古老权利。”[15]《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序言称:“我们,身为埃塞俄比亚的国民、民族和人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序言言简意赅地用一句话宣示制宪主体:“德意志人民意识到自己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作为一个联合的欧洲中的一平等成员为世界和平作贡献的意愿,基于其制宪权制定此基本法。”[16]佛教国家《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序言称:“我们,作为斯里兰卡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在实现人民赋予我们的上述权力的过程中,会认清我们对人民所应履行的责任。”[17]甚至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宪法,如《古巴共和国宪法》(1976年2月15 日经全民投票通过),其序言也称“我们,古巴的公民们”,[18]接着对公民们进行了一系列界定。
  (二)以“一元—递进”为特质的国家指导思想价值要素
  西方国家和其他不少国家的宪法序言,基于思想自由、言论表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没有表述和规定国家指导思想,没有遵循一元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而是多元思想并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所谓“思想市场”。天主教国家波兰宪法序言称:“我们,波兰人民,即波兰共和国的所有公民,包括信仰上帝并以其为真理、正义、善与美的来源的人,以及并无此种信仰但尊重源自其他来源的普世价值的人。”这是典型的思想多元。有的国家,主要是宗教国家,都把某种宗教或宗教宗派作为国家唯一精神支柱。如1992年 3月1日法赫德· 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颁布并施行《沙特阿拉伯王国治国基本法序言》开头语就是“以大仁大慈的真主之名”、“在至上真主的佑助下”,而其在总纲规定“宪法为《古兰经》和 《圣训》”。[19]有的国家,则在不否定信仰自由的前提下,规定某种宗教的优势地位。有的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二元、恒定的。如“遵循何塞·马蒂理论和所向无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政治思想”,[20]从古巴共产党的“四大”开始,把两者并列共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以后又写入宪法。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至今没有改变。有的国家的宪法序言,国家指导思想是一元并且稳定的。如越南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序言规定:“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民思想的指导下。”从苏俄到苏联共有四部宪法,序言中都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只有第四部宪法(1977年宪法)的主体条文的第6条提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使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计划性,并有科学根据。这规定了苏共的指导思想,没有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指导思想。朝鲜的宪法序言规定:“将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主体国家建设思想和国家建设丰功伟绩法律化的金日成- 金正日宪法。”[21]
  我国宪法序言关于国家指导思想是分阶段递增的。《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序言既没有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七五宪法”序言提出“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22]同时在主体条文中第2条规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23]并且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国家指导思想。“七八宪法”序言有一处提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时在主体条文中规定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现行宪法序言两次提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也就是说,从“七五宪法”到现行宪法第三次修改前的24年里,宪法序言都是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尽管1993年的第二次宪法修改在序言里增加“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的先前代名词,但毕竟还没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1999年的第三次宪法修改、2004年的第四次宪法修改、2018年的第五次宪法修改,依次增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可以看出,宪法序言关于国家指导思想的规定,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增加的,形成指导思想序列,后者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前者,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指导思想链条。
  (三)以“民主—专政”为特质的国体价值要素
  在西方国家及其他不少国家宪法的序言中,甚至整个宪法文本中,都强调和规定主权原则,国家权力构成的整体——主权归于人民,没有关于国体的陈述和规定,甚至没有“阶级”、“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专政”、“资产阶级专政”等字样。韩国《宪法》第11条甚至规定“社会特殊阶级制度不予认可,并不得以任何形式创设”。[24]无产阶级专政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所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有的国家的宪法也没有“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等概念,如越南、老挝宪法的序言里就没有这些概念。越南宪法在主体条文的第2条也只是规定:“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5]老挝宪法在主体条文第2条规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并且为了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的利益行使。”[26]朝鲜宪法序言没有“专政”的字眼,但在主体条文部分的第12条规定:“国家坚持阶级路线,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牢牢地保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免受国内外敌对分子的破坏。”[27]其整个宪法文本就是这一处用到“专政”的概念。他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与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有差异的。古巴宪法序言及整个宪法文本都没有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或什么什么专政的字眼,其第1条规定:“古巴共和国是属于全体劳动者的独立、主权、统一、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追求政治自由、社会正义、个人和集体福利和人类团结。”[28]
  与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表述是间接、含蓄的明显不同的是,我国宪法序言关于国体的表述则是十分明确和彰显的。这里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序言是这样表述的:“……,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29]其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定性为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五四宪法”的序言及整个文本只有一处提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0] “七五宪法”(可以称之为“文革时期宪法”)、“七八宪法”(可称之为“徘徊时期宪法”)则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七五宪法”序言三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两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七八宪法”序言两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一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八二宪法”序言恢复了《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主要两处,一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另一处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摒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提法。这里,一方面主要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旨在说明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即形式上的差异性,实质上的同一性,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具体样式或表现,或者是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八二宪法”以后的五次修正案从序言到条文都没有对人民民主专政进行过修改。
  (四)以“爱国—广泛”为特质的统一战线价值要素
  纵览世界各国宪法,除了2005年2月28日经全民公决批准的《布隆迪共和国后过渡时期宪法》规定“尊重各民族的相互理解、谅解和协作的基本价值作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和政府体制的义务”,[31]接近于我国的统一战线外,其他国家几乎都没有使用严格意义的统一战线概念。西方国家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宪法序言,基于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主权者人民的组成分子,对人民、宪法和国家而言,不存在统战者与被统战者的区别,不存在统一战线的问题。只有对政党及其他特殊的社会团队而言,才可能有统一战线问题。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上述国家的宪法序言都不规定统一战线问题。有的国家宪法序言尽管使用与统一战线类似的语词,如1987年l 月9日生效的《尼加拉瓜共和国政治宪法》序言中有“全国解放阵线”语词,但它只是一个政党性的组织,不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1924年苏联宪法在第一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中所称的苏联使得各苏维埃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建立一条统一战线,这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联盟,与我国的“统一战线”是显著不同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共同纲领》序言继承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32] “五四宪法”序言继续使用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概念——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33]其内涵和外延与《共同纲领》的表述有细微的差别。“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不再使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概念,而以“革命统一阵线”取而代之。“革命”成了统一战线的核心概念和共同根本基础,删除了“广泛”这一表示数量范围的词。现行宪法序言不再使用具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革命统一战线”,而使用“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揭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共同根本基础和主旨概念——“爱国”,统一战线不但集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而且恢复了五四宪法序言使用的“广泛”概念。随后的五次宪法修改,有两次对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修改完善,逐步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第四次宪法修改增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使其内涵更加全面、丰富(第五次宪法修改在“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中增加“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定语),除了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之外,都纳入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范围。这种从“人民民主”到“革命”再到“爱国”的统一战线,从“广泛”到取消“广泛”再到恢复“广泛”,反映了执政党和国家关于统一战线认知和践行在曲折反复中的螺旋式提升的过程。
  (五)以“团结—和谐”为特质的民族国策价值要素
  很多国家的宪法序言都有关于民族基本国策的宣示和陈述,一般都贯彻了民族平等的价值理念。美国尽管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移民国家,但它的宪法序言和整个宪法文本都没有民族的概念,而是以公民为主体规定自由和权利的。不少国家宪法序言大都是在国家的意义上使用民族的,或者是在确认公民权利的时候兼及民族问题,而且主要侧重民族自由、自决、平等方面。1924年、1977年苏联宪法序言都宣布了民族国策。越南、老挝的宪法序言没有关于民族国策的陈述,只是分别在主体条文中的第5条、[34]第8条中作出了规定。[35]朝鲜、古巴在宪法序言甚至主体条文中都没有提出明显的民族基本国策,它们基本上是在国家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的。
  我国宪法序言关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基本国策的规定是不断丰富的。《共同纲领》序言把各少数民族纳入政治协商会议的范围,其第1条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国内各民族.[36] “五四宪法”序言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我国要建立的民族关系,是团结、自由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团结是其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七五宪法”序言规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37] “七八宪法”序言强调:“要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现行宪法序言规定:“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38] 2018年的第五次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和谐”的规定。从我国宪法序言变迁的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序言主要是以“团结+和谐”为核心价值理念来设计民族基本国策的。平等是团结、和谐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前提,互助是实现团结、和谐的方式和路径。我国宪法序言民族基本国策的“团结+和谐”的价值理念,除了越南现行宪法第5条有类似的规定外,[39]在外国宪法序言中是极其少见的,足见我国民族基本国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六)以“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特质的外交国策价值要素
  西方国家基于宪法是国内法的考量,宪法序言甚至主体条文很少直接、集中地陈述和规定外交国策,多数情况下是在规定国家机关权力时兼及外交事务。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有外交国策的直接宣示或鲜明陈述,大多强调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等。“和平”一直是我国宪法序言规定的外交国策的主导价值。《共同纲领》序言没有关于外交国策的表述,从“五四宪法”到现行宪法的序言都作了基本相同的表述。“五四宪法”序言不仅特别提出苏联,而且提出根据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三个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其“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40] “七五宪法”序言在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同时,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外交关系的基础。“七八宪法”序言继续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关系的基础,同时进一步提出按照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现行宪法的序言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为宗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的外交国策。特别是第五次宪法修正案对外交国策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三个重要规定,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写入宪法序言,高度提炼出世界的共同价值,也是外交关系和国际交流中具有的最高的综合性、总括性价值。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地凸显了我国宪法序言在外交国策方面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价值。
  (七)以“根本—最高”为特质的宪法至上价值元素
  宪法至上主义体现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一般在主体条文中予以规定,例如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的“联邦最高”条款,就确立了联邦宪法对州宪法的优越地位。我国宪法在序言中确立了宪法的至上性,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至上主义的确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决心,也表明了法治作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除了上述具有特质的价值要素之外,我国宪法序言还具有其他具有特质的价值要素,如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质的政党政治价值要素等等。
  二、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内在特质
  人格心理学者,如奥尔波特、卡特尔等认为,“特质”主要是指关于个人人格特点的描述词,如和悦性、外向性、公正性、情绪性、创造性等。笔者于本文中所称的“特质”,有别于“特点”、“特征”,是指特殊的本质或者本质性特点。如前所述,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序言,而宪法序言都有其价值要素,这些价值要素按照一定结构(静态的)和机制(动态的)构成一个价值系统和价值过程即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有多少个国家的宪法序言,就有多少个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可以依照不同根据进行类型化,如社会主义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与资本主义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君主制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与共和制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发达国家的价值构造与不发达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基督教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与伊斯兰教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基督教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与佛教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发达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与发展中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等等。正是在类型化的基础上,确定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类型归属或方位,研究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与其他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联系和区别,得出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内在特质,才是生动的、具体的、有特色的。
  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具有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在特质,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了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内在总体特质。
  (一)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综合纲领性特质
  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笔者发现世界各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呈现出不同形态,总体说可以将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类型化”为四种:“制宪目的型”、“宪法原则型”、“综合纲领型”和“价值要素型”。“制宪目的型”指的是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以制宪目的的形式体现出来,典型的如美国和德国的宪法序言。“宪法原则型”指的是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由多个宪法原则共同构成。“价值要素型”指的是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由自由、民主、法治、分权、自治等不同的宪法价值构成。与它们不同的是,“综合纲领型”指的是,由历史叙事、宪法原则、国家任务、民族国策和外交国策等综合内容共同构成该国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综合纲领型”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具有综合性、纲领性等特质。
  从世界各国宪法序言来看,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序言也会具有综合纲领性特点,但“综合纲领型”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形式主要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其中“最典型的是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的序言,长达2万多字,其内容包括基本原则、基本任务、基本政策、国际关系和宪法的最高效力”。[41]
  我国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宪法序言最典型地体现了综合纲领性特质。我国的宪法序言蕴含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根本任务、四项基本原则、“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团结、民族国策、外交国策和宪法优位主义等不同的价值。从以上价值构造来看,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内容具有最明显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几乎涵盖了国家内政和外交等所有重要方面。
  我国宪法序言“综合纲领型”价值构造具有重要功能。一方面它确立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若干重要的原则,阐明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国家根本任务、民族国策和外交国策等,对于立法、执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对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有利于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动员全国人民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这一部分内容虽然不具有规范性效力,但它体现了一国宪法的整体精神,对该国人民具有号召、鼓舞和方向性的指导作用”。[42]另一方面,这样规定有利于将国家根本任务固定下来,体现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意识形态性特质
  当今世界主要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存在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物质生产之外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和道德、法律、宗教和哲学等意识形态,主要以三种形式体现出来:一是制度形式,二是设施形式,三是思想文化形式。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文化领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也会发生变化,即主流的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宪法属于实体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部分,它最集中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统治阶级总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然而,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宪法序言一般比较抽象、比较“中立”,它通过一种抽象性、“中立性”的语言来表达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色彩似乎比较淡化。例如,西班牙宪法序言规定:“西班牙国……实现正义、自由和安全,并促进所有成员之幸福;根据公平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在宪法和法律体系内保证民主共存;巩固法治国家……保障所有西班牙人和西班牙民族行使人权……促进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以保障所有人得以有尊严的生活;建立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斯洛伐克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寻求民主形式的政府,保障自由的生活,保障精神文化及经济繁荣之发展。”乌克兰宪法序言规定:“基于乌克兰国家建设的悠久历史和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出于为人权、自由和有价值的人类生活条件提供保障……出于努力发展和加强民主的、社会的法治国家。”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葡萄牙人民决心保卫国家独立,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确立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确保法治和民主社会主义为本国之根本,尊重葡萄牙人民的意志,建设一个更加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宪法序言普遍以陈述性的方式将一些普适性的制宪目的表达出来,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然而,究其实质,资本主义宪法不是也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绝缘体”,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的“印记”,只是往往采取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或掩盖罢了。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不同,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序言一般不直接明示制宪主体、宪法目标和基本原则,而把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民族独立的历史成就、执政党和意识形态缔造者之上”。[43]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在朝鲜宪法序言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朝鲜宪法序言出现最多的词语就是“金日成”。金日成作为朝鲜党和国家的缔造者,其名字在宪法序言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和需要。
  虽然我国宪法序言并没有朝鲜宪法序言那样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但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国宪法序言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等价值,这些价值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在宪法序言中明确体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高级背景性特质
  美国学者爱德华·考文在《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中认为美国宪法的合法性、正当性和至上性,以及美国人民对其信仰和服从有着更高的“超验”背景,即“一种实质的、永恒不变的正义”,[44]这种正义不是实证法所确立的,而是来源于一种更加高级的自然法。因此,考文将美国宪法“高级法”诉诸于自然正义。由此可见,宪法的“高级法”是一个背景性的范畴,它表达的是一种比实证宪法更高的东西,这个东西赋予了宪法正当性和合法性,另外,“高级法”背景只是一个分析的工具,本身并不一定具备实证法意义。
  我国宪法序言作为宪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内容是理解我国宪法主体条文的重要依据,具有“背景性”。所谓的“背景性”,“一是序言提供了理解我国宪法的基本历史背景;二是序言提供了理解我国宪法的基本理论背景”。[45]首先,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可以作为解释宪法序言中的原则、国策以及宪法正文中的制度、权力的“背景”。[46]其次,宪法序言中的原则和国策是宪法实施的重要支撑。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宪法序言为主体条文条款的贯彻提供了背景性资源。再次,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为整个宪法规范提供了更高层级的价值来源,这个价值来源是由制宪权的政治决断产生的。我国宪法序言的高级性,主要指的是宪法的高级法属性,即宪法序言包含了更高级性质的“根本法”。该高级性具有两层内涵:一是宪法序言作为宪法的整体高于其他法律规范形式,我国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对此有所明确;二是宪法序言高于宪法正文中的普通条文。[47]宪法序言的“两高”根源于宪法序言中制宪权所作的政治决断,它是宪法中的“绝对部分”或者“绝对宪法”,是不可更改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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