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指引
【英文标题】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List System
【作者】 周海源【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治中国建设研究中心
【中文关键词】 权力清单;行政行为类型化;法教义学;法律方法;行政过程
【英文关键词】 Power List; Categorizing Administrative Behaviors; Legal Dogmatics; Legal Method; Administrative Process
【文章编码】 2019-9512(2019)06-0026-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26
【摘要】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主要借助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对行政权力加以梳理和归类。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是一种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律方法,在社会事务复杂、行政环境多样的背景下,此种方法的适用造成权力清单难以穷尽行政执法所需的全部权力和展现权力运行的整体过程,以此划分的权力类型与实然状态的权力之间也缺乏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这项改革的已有成果基础上,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有必要引入行政过程论范式,行政过程论借助“行政过程”这一载体及其全面、动态的方法,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行政权力运作的具体过程。据此,清单梳理需对接行政组织法,细化“三定”方案;区分规制性过程和给付性过程,借助服务清单规范“其他权力”;衔接各类权力,绘制行政流程示意图。
【英文摘要】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list is to sort out and categorize administrative power mainly by means of the technique of categorizing administrative behaviors. The technique of categorizing administrative behaviors is a legal method in the sense of legal dogmatics. In the context of complex social affairs and diversified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the adoption of such method make it hard for the power list to exhaust all power necessary for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exhibit the whole process of power operation, and there is a lack of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ypes of power categorized and the power in actual state.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patter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heory into the reform on basis of existing achievements.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heory can reflect the detailed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operation in a more real way by means of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its overall and dynamic method. Thus, lists should be sort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law to refine the "three decisions" scheme; the regulatory process and the benefit-rendering proces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to regulate "other power" by the service list; various types of power should be connected and administrative flowcharts should be draft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1985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是近年来我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大工程,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发布《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后,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到2018年,全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已制定并公开行政权力清单及对应的行政责任清单。然而,上述指导意见提出的“加快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依法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和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协调机制”的目标似乎并未达到。例如,从行政权力清单本身的内容来看,其存在大量未类型化的“其他权力”,权力依据囊括了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乃至工作通知等文件形式,这无疑削减了行政权力清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功能。又如,从清单的效力来看,已然公布的权力清单能否作为规范政府职权范围的依据以及政府在清单之外是否不可行使其他权力等,是时至今日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行政权力清单改革有流于形式之虞,未能有效发挥规范行政权力及其运行过程的功能。
  实际上,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之难在于其集中反映了“形式法治”与“行政实践”之间的张力,出于形式法治要求,权力清单中的权力需要具备一定层级的规范依据,且应有明确的类型划分以利于实现对其从启动要求、实施程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加以控制。然而,行政实践的复杂性又使权力清单难以及时全面展现行政机关开展社会治理所需的各种权力,因此各地在清理过程中一再降低“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标准,且很大一部分权力也难以归属于已有的行政权力类型之中,只能作为“其他权力”进行模糊处理。即使如此,行政机关在实践中需要的诸多权力依然未能列入清单,这就使得行政权力清单迟迟难以作为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存在,“法治”目标与“治理”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1]造成“行政机关不得在清单之外行使权力”的改革目的未能达到。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需要从此项改革的方法中进行寻找。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一开始即运用了法教义学方法,尤其是其中的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将“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等同起来,依学理上的行政行为类型将行政权力做类型化处理,从而将“行政实践”涵摄于现有的行政法规范体系中,以达成“形式法治”的要求。这样做的问题在于,法教义学及其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此种局限被行政实践所具有的特性放大,以有限的行政行为类型涵摄无限的行政实践即可能产生削足适履的效果,行政执法所必需的诸多行政权力及行使权力的具体过程皆被排斥于权力清单之外,改革成果似乎完成了行政权力的法治化改造,但此结果与行政实践的要求相去甚远,最终造成清单制度改革的停滞。因此,改革所秉持的方法论基础应当保持对行政实践适度的开放性,在充分考虑行政特点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行政过程理论符合这一要求,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深化。
  一、法教义学方法在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中的应用
  国内有据可查的最早推行权力清单改革的地方为河北省邯郸市,该市在2005年推出了首份“市长权力清单”。2006年,石家庄市开始公开市政府直属部门的“权力清单”。201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将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作为规范政府权力的重要措施。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作为改革纲领性文件的《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参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的分类方式,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统一规范的分类标准,明确梳理的政策要求;其他类别的确定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这个指导意见将行政权力划分为十种类型,分别为已固化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以及未固化的“其他类别”,这是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的具体应用,也确立了按行政行为类型划分行政权力的改革办法在推进改革中的基础性地位。
  在此基础上,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在各地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江苏省行政审批改革办公室公布的《行政权力事项编制规范》照搬了国务院指导意见提出的办法,将行政权力分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征用、其他行政权力等十类。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江苏省行政权力事项清单管理办法》也采用了此种分类办法。在此基础上,江苏各地依上述分类方法对权力清单进行梳理。湖北省政府则专门出台了《湖北省行政权力清单管理办法》,用来规范权力清单制度,其第条明确规定,行政权力清单所列行政职权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等十大类别进行分类。除此之外,严格按照国务院设定的十种行政行为类型进行梳理的地区还有北京、广东、广西、云南、河南、山东、湖南、贵州、安徽等。其中,湖南、河北等地只是将“行政检查”的名称变更为“行政监督”。
  当然,也有部分地区依托行政行为类型化方法,结合本地实践对行政行为类型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如上海市划分的行政权力有17类,分别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备案、行政给付、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裁决、行政调解、行政规划、行政决策、行政复议和其他权力等。福建省划分了行政许可、公共服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监督检查、其他职责事项、内部审批、其他行政权力等权力类型。浙江省将“行政检查”划入“其他权力”中,如浙江省发改委享有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项目实施情况监督检查”权力就被界定为“其他权力”。
  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权力清单改革工作相对滞后,国务院公布了政府权责清单,不过该份清单只有各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汇总清单,其他类型的权力清单尚未公示。据此,总体上而言,国务院指导意见确立的行政行为类型化方法在各地方权力清单改革实践中得到了贯彻,即使部分地方在具体的行为类型上有所区别,但改革过程中对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之仰仗则是一致的,都是在对行政行为进行类型化区分的基础上,在每种类型的权力清单模板中设置主体、启动要件、程序、内容、时效等事项。在此意义上而言,依行政行为类型划分行政权力类型是各地权力清单改革得以推行的主要技术依托。
  应该说,行政权力清单改革确实反映了行政法治建设中的形式法治需求,此种需求则需要通过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加以实现。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作为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律技术,其以行政权力对相对人之影响为关注点,要求权力行使符合法律设定的行政行为类型以达到依法律行政的要求。据此,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是一种法教义学技术上的法律技术。具体而言,行政行为类型化是指在界定“行政行为”的基础上,依行政行为之权力强度、对相对人影响的大小等因素对行政行为进行分类,进而依不同的行为类型建构其外部形式要件的法律技术。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包括三个方面的构造:一是“行政行为”的界定,只有符合行政行为之四要件的行政活动才能够进入行政行为的范围内;二是行政行为的类型化,即对于进入“行政行为”范围内的行政活动依不同类型建构不同的行为模式和程序;三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建构,即分别就各种类型的行政行为建立相应的合法性评价规则体系。行政行为类型化是传统行政法研究的重要贡献,学者在对错综复杂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行政行为”的外延进行拓展。经此番归纳演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裁判等行为模型即可从执法实践中抽离,据此形成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行政行为部门法体系。在此基础上,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得以完成对行政行为法体系之建构任务,行政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开展的各种强度与形式各异的权力活动都可从行政行为法中找到对应的行为类型,从而将权力纳入行政行为法之规制范围内。
  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需要放置于行政行为形式论这一理论范式之下进行考量,是行政行为形式论诸多的法律技术中的一项。这样,“行政行为”这一概念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规范行政行为成为行政法的全部目的,行政法的规则体系即围绕“行政行为”而建构。[2]行政行为形式论也形成了由行政行为概念、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行政行为合法性技术构成的行政法控权技术体系。针对特定的行政权运作实践,行政法仅需作如下考量:该活动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归属于哪一类的行为类型;是否符合被法律所固化的该行为类型所要求的外部表现形式。经这三个步骤的考量即可实现将行政活动以“合法/非法”这一法教义学的符号予以标示。
  王泽鉴教授提出了法教义学的四个功能,分别是有系统的整理分析现行法律的概念体系的体系化功能、为司法实践及特定裁判提出适用法律的见解的稳定性功能、减轻法学研究及法院裁判论证上的负担的减负功能、探寻符合体系的新的合理解决方法的更新功能。[3]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作为一种法教义学方法,其亦具有部分上述功能:其一,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建立在行政行为概念的基础之上,能够实现行政行为的有序排列,进而促成行政行为法的体系化;其二,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为司法审查活动的开展提供明确的理论模式,在有行政活动被诉至法院时,法官运用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进行分类,依不同行为类型援引不同法律规范进行审查,确保司法过程受规制法拘束;其三,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将复杂的行政法现象简单化之后,行政机关在开展行政活动时,即可选择已类型化的方式实现行政目的,这就减轻了行政机关做出决定过程中进行论证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而言,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本质上属于法教义学之法律方法中的一种。
  二、法教义学方法运用于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中的局限
  法教义学是一种形式理性视角下的哲学观,其以制定法为依据,要求将政治和道德的考量排除于法学研究和司法过程外,这是法律得以走向自治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斯·韦伯即指出,以形式理性为中心的法治是现代行政体制得以运转、社会得以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4]从这个角度而言,法教义学实际上也迎合了行政领域内形式法治建设的要求,由法教义学衍生的法律方法成为“法治国”理想得以实现的技术保障。当然,不仅法教义学有其固有的缺陷,而且作为司法方法的法教义学方法被引入行政法中还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这集中反映到权力清单改革中,借助法教义学方法所开展的权力清单改革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一)法教义学方法的自身缺陷
  近几十年来,基于其封闭性、形式逻辑性等特征,法教义学遭受了来自评价法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社科法学等诸多流派的攻击。其一,是来自事实层面的批评。法官进行裁判的实际过程似乎并非“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往返流转”,规范与事实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也可能成为影响裁决的重要因素。如波斯纳即提出:“许多司法判决,不仅限于最高法院的,都受法官的政治偏好或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强烈影响,例如法官个人特点以及个人的和职业的经验,这些会塑造他的政治偏好或直接影响他对某案的回应。”[5]在此意义上而言,“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需将法律规范融入历史、文化、环境等具体的生活情景,综合运用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探寻规范背后的生活哲理,‘切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6]其二,是对其概念体系之空洞性的批评。尽管法教义学一直以来尽力撇清其与概念法学的关系,认为价值判断的纳入使法教义学具有了区别于概念法学的显著特征。然而,从阿列克西所描述的法教义学的三层结构来看,“描述—经验”指向于概念的形成,“逻辑—分析”致力于概念的体系化作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方可促成“规范—事实”的连结。因此,概念及概念的体系化在法教义学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概念需要涵盖的内容越多,就需要实现更高程度的抽象化,这就造成了概念的空洞化,“为了将多数案件事实包含在内,规范必须被单纯化,由是,它仅能包含个别案件事实的少数面相及要件。其余均被忽略”。[7]概念的空洞化使其愈来愈远离社会生活,更无法展现作为法律基础的社会现实,这种情况在权力清单改革中体现得尤明显(后文详述)。其三,是对其体系僵化的批判。法教义学建立在由概念形成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假使其构成要素即是概念——演绎式体系的概念,如是构成的体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必然会趋于僵固,在理念上倾向一种终结性的体系”。[8]简言之,建立在概念体系的基础之上、着力于为规范与事实之连结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法教义学很有可能忽略法外的政治、经济、伦理等因素,也无视社会现实的变动,从而形成固步自封的结构体系。
  法教义学所存在的以上三个方面的缺陷,在行政的复杂性面前似乎被无限放大了。具体而言,法教义学这一司法哲学理论及其技术被引进行政法领域时,司法与行政的显著区别并未得到充分考虑。当然,此种失误或许并不是不可原谅的,在行政法教义学得以产生的秩序行政时代,司法与行政的区别可能并不是那么大,不至于影响到法教义学及其方法在行政法中的应用。在秩序行政时代背景下,行政任务较为单一,许可、处罚、强制、征收等有限的行为形式就可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这使得立法上有可能穷尽行政机关所需的行为方式并将之予以类型化,执法工作的开展也能够在既有的法律中找到充足的行为形式依据。然而,近几十年来,行政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其一,当前政府规制成为了重要的行政法实施模式,公共行政正发生着从“法律进路”到“管制进路”的变迁。[9]例如,在风险高发的社会背景下,风险具有不可知性、整体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其所具有的科技维度的属性使人们不再笃信风险能够通过理性的民主决策程序而消弥,[10]风险规制的开展需要从科学的维度追求有效性,而非从法律中寻求民主正当性依据。其二,政府在一些领域需要强化规制,在另一些领域则需要采用柔性化的处理方式,指导性、激励性手段成为实现行政目的的重要方式。如科技行政部门享有的项目管理、创新激励等方面的职权即是如此。此种背景下所开展的行政活动更多地是决策与执行的集合,其需要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最优的行政目的实现方式,“最优化”或者“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始为现代行政的目标。因此,在此过程中,行政机关开展活动就不是“从法律中寻求答案”,而需从行政实施的社会情势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并协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既然现代行政所要求的并非从法律中寻找答案,而法教义学所提供的行政行为概念和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更多地是一种教导行政官和司法官从法律中寻找合法性评判准则的方法,此种情况下,法教义学方法的局限性就显露出来,过度依赖该方法将可能产生削足适履的效果,扼杀行政的活力。在此基础上,“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活动基本单元的核心地位,也因为决定确定性与可测性的丧失,显得岌岌可危”。[11]
  (二)法教义学方法应用造成的问题
  高度抽象、封闭的法教义学理论与复杂多样、变动不定的行政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导致应用法教义学方法所推行的权力清单改革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其一,权力清单不能覆盖全部行政活动。国务院的指导意见提出按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权力和“其他权力”的分类方式对“行政权力”进行梳理。从权力清单改革的初衷出发,改革的开展当然是希望将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通过类型化的处理为其框定严格的形式和程序,[12]使之满足于依法行政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而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应为行政权力的主要类型,“其他权力”则仅为已然类型化的权力的补充,其在比例上必然不能形成喧宾夺主的情形。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以上海市科委的权力清单为例,上海市科委经多轮清理,确定了除行政审批之外的82项权力,其中,“其他权力”为39项,占比为47.6%,即近一半的权力实际上难以归入到现有的类型。更为重要的是,纵使有“其他权力”这一“口袋”的存在,部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权力由于缺乏法律的明文规定也不能列入清单。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法教义学方法之体系僵化与现代行政的多变性的冲突造成的。在行政法领域内,法教义学方法的僵化性表现为“行政行为”的僵化性。“行政行为”概念的明确化以其要件的封闭性为前提,“行政行为”以“主体”、“职权”、“表意”、“法律效果”为构成要件构建了封闭的概念空间,这实际上杜绝了不符合以上四要件的行政活动进入该概念。然而,行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需要运用大量灵活的活动形式实现行政任务,不符合以上四要件的行政活动比比皆是,在风险高发和公共行政转型的社会背景下更是如此。这些活动既然不具备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就不能被传统行政行为法认定为“行政行为”,当然也不能纳入已类型化的行政行为。换言之,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不能将这些活动予以类型化,因此只能将其作为“其他权力”处理。政府职能的转变更是加剧了行政行为类型化的有限性与行政法实践之间的矛盾。如在职能转变的背景下,上海市科委享有大量激励性、服务性职权,如科技统计、研发平台专项资金管理等权力,这些权力不能纳入已有的行为类型中,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他权力”的数量。当然,比“其他权力”比例过大更严重的是,实践中,虽然各地实际上一再降低“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标准,但权力清单还是难以全面展现行政机关开展社会治理所需的各种权力。这表明,封闭的行政行为体系实际上无法适应行政实践的发展。“其他权力”和清单外权力的存在有其客观性,这恰恰宣告了借助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开展的权力清单改革难以全面实现对行政权力进行形式法治化处理的目的。
  其二,权力清单难以全面展现行政权力运作的全过程。行政权力清单改革不仅需要依行政行为的类型对权力进行分类,清单公示的权力要素实际上也是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如上海市推行的权力清单罗列了实施主体、权力依据、程序、内容等要素,这实际上对应于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然而,行政行为是否能够展现行政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行政权力的运行可能包括行政权力配置、法律规范的寻找与解释、议程设定、决策规划、意见听取、决定的做出与执行、评估等过程,[13]而“行政行为”只是以上过程的终局结果,并不能反映行政活动开展过程中法律与社会、法律与行政、行政与相对人等多组因素之间的博弈关系。换言之,行政的实际过程也有可能犹如波斯纳描述的司法过程一样,是多方因素进行博弈的场域。既然如此,以“行政行为”取代“行政权力”,即有可能造成清单展现的行政权力的失真。此种失真实际上源于行政行为概念的空洞性,概念的空洞化使其愈来愈远离社会生活,更无法展现作为法律基础的社会现实。表现在行政行为概念上,传统行政法将“行政行为”作为囊括行为活动的概念,为使该概念最大限度地包括各种行政活动,各类行政活动的特征及其实质内容即被从该概念中剥离,该概念只能保留行政活动的少数外部表现形式,以此实现高度的抽象化,如此才能够使“行政行为”成为行政法的基础性概念。正因为如此,行政行为的概念实际上远离了行政法实践,行政权力运行的具体过程已经被行政行为概念所剥离,“行政行为”概念不能展现行政权力运行的整体过程。这也表明以“行政行为”代替“行政权力”的清单改革可能难以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全程规制。
  其三,归纳的权力类型与实然状态的权力缺乏一一对应的关系。波斯纳在讨论概念的内容有效性时提出:“逻辑就像数学一样,它探讨的是概念间的关系而不是概念与事实的对应关系。而法律制度不能不关心经验真理的问题。”[14]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在权力清单改革中的应用也遭遇了上述困境。具体而言,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隐含概念涵摄这一司法三段论的技术要素,其通过对各类行为形式的归纳使各类行政活动被涵摄于对应概念之下,进而使之接受制定法约束。据此,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借助“行政行为”这一属概念建构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种概念,形成行政行为之类型体系。应该说,在形式逻辑层面,上述概念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皆有其所指,相互之间既不存在交叉,行为类型的集合又能够组成全部的行政活动,被包含于“行政活动”或“行政行为”概念之内。然而,行政行为之种概念的形式有效性并不等于内容有效性,尽管行政法教义学能够清晰界定各类行为概念之间的区别,但运用这些概念涵摄行政事实时,情况就不同了:概念与事实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换言之,一种行政事实有可能为多种行为概念所涵摄。因此,各权力类型之间的交叉重合,在权力清单改革中也有所体现。在上海市科委所梳理的权力清单中,很多权力实际上有可能从属于多个行为类型。例如,以“扶持科普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科普场馆数字化资源平台建设”这一项权力为例,在该市科委公布的清单中,这项权力属于行政指导。然而,这项权力包含物质给付的内容,符合行政给付的构成要件,能够被“行政给付”所涵摄。与此同时,此项权力最终也需要以合同形式明确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同样符合“行政合同”的构成要件。此种情况表明,在变动不定的行政现实面前,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看似提供了逻辑严密的行为类型体系,但理论上的行为类型概念与行政事实之间并未形成一一对应的状态。
  三、行政过程论在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中的导入
  以行政法教义学为基础的行政行为类型技术运用于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存在诸多不可解决的问题。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推进,还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以弥补法教义学及其方法的不足。在公共行政日趋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行政过程论基于其实证品性,无疑更适合用来解决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中法教义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行政过程论及其方法模型
  行政过程论最初由日本学者在美国的公共行政理论、德国的“二阶段理论”及动态考察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其提倡将行政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形式全盘纳入视野并加以全面、动态考察。[15]该理论被引入我国之后,被广泛用来解释行政决策、风险规制、公众参与等行政法现象,展现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当然,行政过程论最初被当作一种法学研究方法来介绍和引入,其侧重于强调法学研究中全面、动态考察方法的应用,据此发现和挖掘行政法教义学所忽略的过程要素,进而寻求建构一套更契合于现代公共行政之复杂性的行政法学理论范式。当然,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从来都不是截然分开的,行政过程论运用全面、动态方法来考察行政运行的全部过程,此种考察视角亦可衍生出诸多的行政权力控制方法,行政过程论据此形成其独特的法律方法模型。
  行政过程论中的法律方法主要由“行政过程”模型和全面、动态控制方法构成。
  一方面,行政过程论秉持实证分析的方法,将行政视为一个完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61985      关注法宝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