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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司法适用之检讨
【副标题】 基于277个案例的裁判文书之分析
【英文标题】 The Review o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Insured's Duty of Disclosure of Increased Risk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277 Judicial Cases
【作者】 张力毅【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不确定法律概念;因果关系;免责条款
【英文关键词】 The Duty of Disclosure of Increased Risk; Uncertain Legal Concept; Causal Relationship; Exception Clause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9)06-0105-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105
【摘要】 我国《保险法》第52条关于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规定是对保险法中对价平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和合同法中情事变更原则的贯彻。对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例进行总结,可知我国司法裁判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合同约定是否属于免责条款,如何判断危险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以及被保险人未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危险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存在何种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主张免责等问题上有争议。新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只是对危险增加的样态进行了列举,并补充了危险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判断要件,并未对上述问题予以可能的回应。有必要从法律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乃至成文法内法律续造的方法论层面对司法适用予以可能的检讨。
【英文摘要】 The insured's duty of disclosure of increased risk in Article 52 of Insurance Law of China is the result of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equilibrium between premium and coverage, the principle of utmost good faith and the principle of rebus sic stantibus in contract law. After analyzing difficult c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s,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disputes in current judgments over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 contractual agreement on the duty of disclosure of increased risk belongs to an exception clause, over the issue of judging obviousness, continuousness and unforeseeability of the risk, the issue of which kind of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reased risk and the occurrence of an insurance accident can be used as an defense for the insurer to claim exemption when the insured fails to perform the duty of disclosure of increased risk. The newly-promulgated Interpretation IV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surance Law only enumerates modes of increased risk and adds elements of judging the continuousness and unforeseeablity of the risk, but fails to give possible response to the foresaid issu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possible review of the existing judicial applica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defining uncertain legal concept and the methodology of making law in the statutory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1987    
  一、问题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保险合同为约定投保人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特定事故发生给被保险人造成损害时向其给付一定保险金的契约。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危险测算极为重要,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保险人约定保障范围进而计算保险费的基础。保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情形时有发生,考虑到此种危险变动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所无法预见的,且大数法则下的保费计算也并未将这些情形考虑在内,此时如果仍强调合同严守原则,让保险人在既定保费的基础上提供同样的保障,显然并不合理。因此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会在保险成文法或保单中赋予保险人在一定条件下变更保险合同或免于保险金给付的权利。[1]也正是秉持此种指导思想,我国《保险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了被保险人危险显著增加之通知义务,并赋予保险人在被保险人义务履行后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但以合同约定为前提);该条第2款则规定了当被保险人没有履行此义务时保险人可对于部分保险事故的发生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虽然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已经被纳入我国实定法,但从现有条文出发,该义务至少在司法适用层面可能面临着以下三个困境。其一,通说认为对价平衡、最大诚信与情事变更三原则构成了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构建与司法适用的理论基础,但关键在于这三项原则的价值取向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一致,存在可能的冲突,需要协调,现有规则似乎没有妥善地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因而有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与解释论上加以矫正的必要。其二,我国《保险法》第52条虽然明文规定保险人可在被保险人违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在一定条件下主张免责,但一旦涉及保险人是否可免责的判断,裁判者出于同情被保险人弱势地位的心态,一贯倾向于通过援引其他规范(诸如强调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来尽量限制保险人的免责可能,[2]在某些情况下此种限制并不妥当。该问题亦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其三,考虑到不同的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情形其实有着显著的差异,实定法在危险是否增加的判断上采用了较多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在保险人可否免责的用语上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可谓留给了法律适用者较大的法律解释甚至续造的空间。这固然可以使得司法裁判保持一定的弹性,以便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事实,但也容易产生裁量标准不一以及可能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因此如何通过理论的深入阐释和方法论的指引来提高判决的确定性,就成了学界亟需解决之难题。近年来,在共享经济的背景下,由于物的用途以及使用人随时会发生变化(典型的如网约车中自用和营业使用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这两种使用方式所引发的危险完全不同),相关案件大量涌现,这也使得上述法律适用难题进一步凸显。
  正是为了统一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其第4条系专门针对危险增加的判断难题而设。笔者之问题意识由此而产生。在本文中,笔者拟首先分析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现有的法律规则设计有没有充分贯彻这些理论,于解释论上学界又进行了哪些有益补充,此为问题展开的起点;其次通过群案研究的方法对277个案例进行分析,总结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适用过程中的疑难问题,[3]并结合《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的最新规定检视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的回应;最后期待主要从方法论的层面并结合既有规则设计之理论基础在解释论的框架下提出上述疑难问题的解决途径。
  二、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理论基础与实定法构造
  (一)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理论基础——对价平衡、最大诚信与情事变更原则
  在学理上一般认为,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理论基础有三个,分别为对价平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和情事变更原则,前二者为保险法的特有原则,情事变更原则则为合同法原则在保险合同法之贯彻。这三个原则是我国《保险法》第52条的设计和解释适用的基础。
  保险法中的对价平衡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的作用,主要在于解决具体的保险合同中承保风险与保费如何对应和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难题。[4]这些问题在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情形下都有相应的体现。一方面,在保险合同下,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转移义务并非无限,需受到对价平衡原则的限制,换言之,“保险人所承担之风险,与投保人所交付之保险费具有所谓保险‘对价’,须具有精算上的平衡”。[5]鉴于保险人在计算纯保险费时往往依据的是保险标的在订立合同时的危险状况,极少将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标的之危险变化考虑在内,合同有效期间一旦保险标的之危险状况发生显著增加,保险合同原本所追求的对价平衡就被打破,此时自应赋予保险人调整或解除合同之权利,以纠正可能产生的对价失衡。故学界普遍认为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设置是贯彻对价平衡原则的重要体现。[6]另一方面,由于保险合同缔结以及履行过程中双方所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无论是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投保人)在诚信原则之下皆确实负有一定的信息提供义务。考虑到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有直接的控制权,一旦在保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危险发生变化,也一般只有被保险人会在第一时间得知,保险人知晓的渠道却极为有限,故“基于保险契约之最大善意性,离风险最近之要保人、被保险人对于危险变动至足以影响契约程度时,应赋予通知保险人之义务,以维持契约之平等与信赖”。[7]
  至于合同法中的情事变更原则可谓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严守原则的修正。一般认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有一个双方皆信赖的客观环境,合同之权利义务皆是与该环境相适应的,因此如果合同成立后由于当事人不可预见的原因环境发生变化,合同中原有的权利义务也应做出一定的修正(允许一方变更或解除),才能符合诚信原则与实质公平之理念。[8]结合情事变更原则对保险合同予以审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皆信赖的客观环境主要取决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之风险状况,而嗣后标的危险情况之变化确实有可能超出合同双方之预期,如果仍按照增加后的危险来履行原合同,显然对保险人不利,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之设置就是在于贯彻情事变更原则,“因应社会环境变迁,以达‘法与时移’之衡平功能”。[9]故可以将我国《保险法》第52条作为情事变更原则在保险法中的特别规定,[10]由此,情事变更原则在保险法中的一般性适用就极其罕见。
  (二)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立法构造与学理阐释
  1.我国保险法上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构造分析
  基于笔者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价平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和情事变更原则共同构成了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构建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于平行与位移中、冲突与协调中共同发挥作用。总体而言,最大诚信原则较为强调信息提供义务之下被保险人主观诚信的践行,对价平衡原则和情事变更原则更强调双方客观给付均衡效果的维持。具体来说,最大诚信原则特别关注被保险人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并赋予保险人借此摆脱不利的权利,情事变更原则和对价平衡原则却在相当程度上对被保险人危险通知义务的履行前提条件进行了限定,并非一旦危险增加,被保险人即负有通知义务,且保险人的合同调整以及免于给付的权利也需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实定法的构造其实是上述三个原则相互妥协的产物,法律规则制定者需要在这三个原则之间进行一定的利益衡量,并达到微妙的平衡。
  以此思路对我国《保险法》第52条进行分析就可以得知,现有规定可能过于偏重最大诚信原则的贯彻,对于对价平衡原则和情事变更原则的实现却有些忽略。因为实定法强调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基础上,一旦有危险显著增加的情形发生,被保险人即负有通知的义务,而保险人也在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享有相应的合同变更以及解除权;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履行上述通知义务,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对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现有法律规定并没有对显著增加之危险做出其他具体的描述,也没有对危险的产生原因进行区分(是否可以归责于被保险人)进而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只是一味强调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对于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解除权与变更权乃至免于给付的权利也没有进行过多的限制(诸如保险人变更权是否优于解除权,保险人主张免责时是否要对被保险人的主观状态是基于故意、重大过失还是轻过失进行考察),而更多地交由保险合同双方自由约定,因此在解释论上存在可以进一步明晰和调整的空间。
  2.我国保险法上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学理阐释
  虽然立法者并未完全列明,但学理基于对价平衡与情事变更之理论对于危险增加之危险构成仍予以了一定的限定,提出显著性(或称为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或称为非预见性或未曾估计性)等构成要件,[11]试图在解释论上进行可能的补救。显著性是指“危险增加的量变达某一质变程度,方可构成法律或合同基础所不能容忍的质变状态”。[12]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保险合同而言,一般认为危险增加必须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抑或提高保险费率的程度才满足显著性之要求(这也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2条规定的告知义务的内容要求相一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保险合同之对价被打破以及双方皆信赖的客观环境被破坏之状态。我国《保险法》第52条对于危险增加必须“显著”的要求就是这一要件的体现,遗憾的是,现行法并未对何为“显著”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持续性要求危险必须有一定的持续状态,而非一时的变化后又恢复原状,[13]持续性要求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区分危险增加与突然性的危险变化直接促成事故发生这两种状况。[14]不可预见性是指显著增加之危险并未在订立合同时被双方当事人所预计继而成为保险费计算之依据,如果危险已经被告知或已经体现在保险费中,嗣后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即使该危险出现,也不会被认为有违对价平衡之要求和符合情事变更之法理,故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下之危险必须符合不可预见性的要求。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显著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要求已被裁判者所关注,[15]成为现行法下判断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构成要件是否满足的重要补充,同时,价平衡原则与情事变更原则得以进一步贯彻。
  三、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与《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的应对方案
  虽然我国《保险法》第52条已经对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学界也对其进行了可能的补充,但由于该条文本身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诸如危险显著性的判断),加之实践中问题的多样性,特别是网约车时代的来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亟需解决的疑难问题,《保险法司法解释四》试图进行可能的回应,因此有必要通过群案研究的方法先对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进行整理,探究理论上所预设的难题是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显现,继而探讨《保险法司法解释四》有没有给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需要先行指出的是,笔者所整理的大部分案例都集中于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金给付方面的争议,而几乎不涉及被保险人诚实履行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后的保险合同调整和解除问题。
  (一)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1.适用前提之争议
  (1)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与告知义务的区分
  告知义务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皆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与履行过程中需要承担之义务,以便保险人可以有效地评估与测定风险进而计算与调整保费。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告知义务由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则是合同有效期内标的危险发生变动后被保险人所要承担之义务,判断的关键主要在于危险产生和变动的时间究竟在订立合同之前还是合同的履行过程中;[16]此外,这两种义务在义务违反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予以合理的区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基本可以对告知义务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进行有效的界分,[17]但也有部分判决书倾向于将两者一起加以叙述,使人产生混淆之感;[18]甚至有判决书明确指出投保人在投保时隐瞒车辆营业(出租)的真实状况,有违反告知义务的可能,但在适用法律上仍回归我国《保险法》第52条关于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而对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则不予置评。[19]可见,在理论上仍有必要对两种投保人(被保险人)之不真正义务予以进一步厘清。[20]
  (2)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的识别
  在保险合同的相关条款中,保险人大多会对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内容予以明文约定,[21]其因此受到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之约束,在部分案件中,出现了保险人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伪装成一般的免责条款之做法。对于免责条款的法效果而言,在该条款有效的前提下只要出现约定之状态,诸如投保人(被保险人)做出或未做出某种行为,保险人即可主张相应的免责。因此,与我国《保险法》第52条第2款被保险人违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既有规定相比,被保险人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要严苛很多,且几乎没有援引其他抗辩的机会。可见在个案中,为避免我国《保险法》第52条成为具文,为了实现实质正义,裁判者仍有必要对隐匿于免责条款之后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予以可能的识别,进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集中于商业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争议,即保险人将机动车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作为合同约定之免责事由的情形,有关案例中的法院认为,虽然按规定进行检验主要指向控制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被保险人未按规定进行检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标的物危险显著增加和被保险人需要通知之情形,但依我国《保险法》第52条之内容,机动车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是否构成危险增加,以及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可否免责(在被保险人疏于通知时)皆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需要就个案予以判断,保险人却将被保险人的这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伪装成所谓的免责条款,只要被保险人违背这一义务保险人即可免责,这样明显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负担,导致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利益失衡,因此该免责条款的效力不应一概得到承认。[22]
  (3)保险人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从我国《保险法》既有条文的文义出发,如果保险合同中存在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如果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依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此即为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与第10条又对免责条款的具体范围以及例外情形做了规定。实践中经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在于,依据我国《保险法》第52条之规定,保险人主要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人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并依法约定可能的法律后果,而在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情况下,保险人在许多情形下是可以主张免除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此种条款是否构成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所规制的免责条款,继而保险人必须履行提示与说明义务,显然存在疑问。当然,这也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第2款规定得不明确有关,其仅将“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排除出免责条款的范畴,对于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且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其可在特定条件下主张免于保险金给付的情形,却并未涉及。
  司法实践中法院的观点并不统一:有法院认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或法定的保险人的免责事由,保险人无需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23]有许多法院以保险人违背提示与说明义务为由否定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下免责约定的效力。[24]因此,理论上如何看待此类约定的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的性质,是否可以一概免除保险人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显然有进一步明晰的必要。
  2.适用条件——关于危险增加判断之争议
  (1)显著性的认定
  显著性的断定可谓危险增加判断的重要难点,毕竟“如果危险的加重程度轻微,并未动摇当事人之间的对价平衡关系,则被保险人无需履行通知义务”。[25]如前所述,现行法并未对何为显著性做出回答,因此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疑难问题,当然如果套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标准,危险增加必须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抑或提高保险费率的程度,才符合显著性的要求,但保险费率的计算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要参酌各种因素,其中存在如何量化的难题。毋庸置疑的是,保险人需对增加之危险具有显著性承担举证责任,法院也有必要深入探究究竟保费有无真正变化,有法院就直接认为虽然涉案汽车使用性质有所改变,但相同保额的保险费却没有增加,因此否定了一审法院对我国《保险法》第52条的适用。[26]
  司法实践中,裁判观点较为一致的是网约车中的顺风车一般不构成危险的实质增加。较具代表性的裁判意见就认为于驾驶人与乘客顺路合乘的合意之下,顺风车为“车辆自用的基础上顺路搭乘出行线路相同之人,由合乘人合理分摊出行必要费用的活动,网约顺风车是私家车主事先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行程信息,召集路线相同的其他人合乘的行为。故此,典型的网约顺风车并不具有营运性质,事故风险也不会显著增加”。[27]对于将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的情况,法院裁判存在较大的分歧。部分法院认为将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的情况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未必一定会显著增加汽车营运的风险,[28]亦有相当一部分法院认为将车辆用于出租会显著增加事故发生的风险,因而同意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对被保险人的适用,如认为,“依社会生活经验,各个不特定的承租人在驾驶水平、行使区域、用车安全注意程度以及车辆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29]上述迥异的裁判观点区分标准何在,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余地。
  (2)持续性的认定
  如前所述,危险增加持续性要求的判断,最关键之处是要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与危险突发直接促成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往往存在过错)这两个不同的规则构造予以合理的区分。对于后者而言,因为危险变化的时间较短,几乎在一瞬间完成进而引发了保险事故的发生,使得危险增加不具有持续性,故被保险人并不负有通知义务。即使被保险人可能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保险事故的引发或扩大存在过错,但保险人仍须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因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只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才可以免除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责任,其并未将被保险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作为排除赔偿的事由。当然,这在立法论上仍有可探讨的空间,[30]但在现行法下的结论却较为清晰。
  危险持续性判断在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主要体现为被保险人从事了一些较为危险的行为,直接或间接促成了保险事故的发生,但时间又极为短暂,诸如被保险人在暴雨天涉水行驶致汽车故障、被保险人捕鱼时被捕鱼器电伤、[31]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允许第三人攀爬上车进而导致第三人受伤害。[32]其中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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