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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危害食品安全罪:法益与立法完善
【英文标题】 Crimes of Endangering Food Safety: Legal Interests and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作者】 范雪珂【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危害食品安全罪;法益;公共安全;过失犯罪;抽象危险犯
【英文关键词】 Crimes of Endangering Food Safety; Legal Interest; Public Safety, Negligent Offense; Offense with Abstract Danger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9)06-0141-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141
【摘要】 危害食品安全罪主要是指我国《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罪名侵害的法益具有多重性和层次性,基于食品安全的现实意义、社会危害性理论和刑法的价值取向,公共安全当属该类犯罪的第一层次法益。将危害食品安全罪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符合立法宗旨,有利于提升刑法功能,有利于刑法正确适用。为了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有效保障公共食品安全,避免刑法适用偏失,有必要设立危害食品安全的过失犯和抽象犯,增设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等物品罪。
【英文摘要】 Crimes of endangering food safety mainly refer to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food that does not meet the safety standards and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poisonous and harmful food as stipulated in Article 143 and Article 144 of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legal interests infringed upon by the two crimes are multifold and hierarchical. Based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food safety, the theory of social harmfulness and the value of criminal law, public safety should be the first-level legal interest of this kind of crime. Categorizing crimes of endangering food safety as a 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afety conforms to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helps improving the func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order to further tighten the net of criminal law, effectively ensure public food safety, and avoid incorrect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negligent offense and abstract offense of endangering food safety, and criminalize the offenc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food additives and other goods that do not meet the safety standard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1977    
  一般认为,法益是指法所保护的利益。[1]这大致相当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这一概念。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刑法学者开始用法益这一概念,笔者于本文亦使用法益这一概念来代指犯罪客体。
  在我国刑法中,危害食品安全罪是指我国《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由于这两个罪名规定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因此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本类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一是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二是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这意味着危害食品安全罪所保护的首要法益是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次要法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显然,如此界定危害食品安全罪所保护的法益,在法理上不仅有失严谨,同时也未准确地揭示出本类犯罪所保护的诸多法益之间的内在规律。一方面,危害食品安全罪保护的法益具有多重性,这表现在此类犯罪保护的法益实际上并不限于上述两个方面,而是具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是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的管理制度;三是食品生产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四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危害食品安全罪保护的法益具有层次性,这是指危害食品安全罪保护的诸多法益之间并非无序地存在,而是在社会危害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轻重之别,由此决定了刑法对不同法益的保护应当有相应的顺序。
  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罪保护法益的多重性和层次性进行深入探究和准确把握,有助于危害食品安全罪立法的科学化、刑法功能的提升和对刑法的正确适用。
  一、危害食品安全罪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之法理基础
  相对而言,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危害食品安全罪侵害的多重法益中居于最重要、最核心的地位,应当被视为这类犯罪侵害的第一层次法益。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的管理制度、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则应归属于第二层次的法益。
  (一)以食品安全为前提的公共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
  生存与安全无疑是每一社会个体最根本的、首要的需求。其中,生存是个体存在的前提,健康和生命的安全则是个体生存的基础。因此,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是个体安全生存的核心和基础。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生命和健康的安全主要依赖于食品的安全,因而食品安全则成为公共安全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新生命的降生,最初的本能需求便是喝奶,因而奶粉的安全便成为每一个新生命最先所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然而,近些年出现的诸多毒奶粉引起大头婴儿等危及婴儿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恶性事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也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度恐慌和不安全感。据保守估计,中国每年发生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约为几十万起,发病数量约为千万人次。[3]2010年6月,相关机构对全国12个城市展开公众安全感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安全以72%的高比例成为被调查者最担心的安全隐患。[4]无疑,回避来自各方面的生存风险或者危险、获得安稳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是每一个自然人的生理本能和心理需求。可见,健康和生命的安全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食品安全又是社会个体生存安全中的最核心、最基本的保障。
  生产、经营食品原本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安宁生存和健康繁衍,不安全或者有毒、有害的食品不仅侵害和威胁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和健康,也危及人类存续的基础和根本利益。因此,“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5]食品安全必然成为以刑法为代表的国家食品安全法律和制度所保护的最基本、最核心内容。事实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安全就是保障人体健康不受任何危害,[6]此外,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与食品安全法相配套的各类食品安全的强行性标准,作为认定食品安全与否的客观检测与评判基准。同时,我国《刑法》中的食品安全以《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为基础,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纳入其规制的范围。
  毋庸讳言,鉴于当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严峻现实,着眼于进一步提升刑法在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应有功效,对危害食品安全罪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立法模式进行深入反思,探求科学和务实的立法完善思路和途径,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二)危害食品安全罪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相当性
  某一行为对社会危害的特质、样态及其程度性,不仅是罪与非罪以及罪责轻重的基础性标尺,而且决定着该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在刑法中的意义和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往往对食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并呈现出波及范围广、影响时间长等特征。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7]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侵害了国家对乳制品市场管理秩序和乳制品行业公平竞争秩序;其二,对我国乳制品行业的商业信誉等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导致多个国家禁止中国乳制品进口,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害;[8]其三,危害的地域广泛,受害的婴幼儿众多,并引起全社会的恐慌。
  在现实生活中,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社会危害性往往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侵害或威胁,并且其危害性呈现出多样性、重大性和综合性等特征。首先,从危害的属性来看,危害食品安全罪首先针对的是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的危害,同时也常常伴随着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次,从危害的样态上看,危害食品安全罪既可以造成有形的物质性危害,也可以产生社会民众的生存恐惧感、危机感等恶劣的社会影响;再次,从危害结果上看,危害食品安全罪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是极其重大的、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最后,从危害的范围上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和广泛性。相对而言,本类犯罪侵害的其他法益则表现出危害的单一性、后果的有限性、范围的局部性等特征。事实上,像“三鹿奶粉事件”这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造成的现实危害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普通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综上所述,基于社会危害性理论分析,危害食品安全罪所侵害的公共安全当属刑法需要保护的第一层次法益;国家对食品生产和经营的管理制度、食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等理应退居为第二层次的法益。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将危害食品安全罪设置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难以充分体现本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三)保障食品安全是当下社会管理的重心所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不仅会危害民众的身体健康、危及民众的生命,而且会引发社会性恐慌,导致公众对国家管理制度及其成效的不信任。诸如2006年的“苏丹红”和“毒猪油”事件、2007年的速冻食品深圳撤柜事件、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的“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2011年河南“瘦肉精”、“地沟油”及蒙牛致癌物超标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其造成的危害可谓难以估量。当下食品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尽管司法机关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案件一直保持着严打态势,但是,危害食品安全的刑事案件数量仍然年年攀升,重大恶性食品犯罪案件还时有发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会使人们的生活处在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下,心里充满恐惧和不安。[9]在风险日益增多的当今社会现实中,人们已普遍意识到生存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希冀在风险社会里刑法能够给予公民切实的安全感。可以说,在风险社会里,每一个成员对于生存安全的需求比任何追求都更为迫切。从社会管理的层面讲,“稳定压倒一切”,其中“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社会公共安全的维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10]刑法作为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首要任务是保护现实社会中重要的并且是最基本的价值与法益”。[11]因此,“优先保障不特定多数消费者食品安全,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生命权、健康权,理应成为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维度之一”,[12]维护公共安全、保障食品安全、赋予公民基本的生存安全感,已成为当今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
  刑法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危害食品安全罪理应在刑法分则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现行立法将危害食品安全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立法模式,实际上过于强调了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经济特征,弱化了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本质属性。
  二、危害食品安全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实践价值
  法益的作用之一在于,“将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各个犯罪类型加以分类和体系化,从而作为解释各个犯罪类型的指针”。[13]对危害食品安全罪法益的多重性和层次性的分析可知,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是本类犯罪危害性最集中的体现,因而危害公共安全本应成为本类犯罪最主要的法律属性。因此,我国《刑法》将危害食品安全罪规定在其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无疑弱化了公共安全这一法益在本类犯罪中的刑法价值与地位,淡化了本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同时,这种立法模式未能很好地体现立法宗旨,不能充分发挥刑法的惩罚与预防功能,亦不利于刑法的正确适用。
  (一)危害食品安全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符合立法宗旨
  实际上,在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修订过程中,曾有过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建议。[14]然而,由于危害食品安全罪侵害的是复合法益,也许当时立法者考虑到该类犯罪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营利的目的,在客观上实施了破坏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因而才将本类犯罪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固然,从立法技术的层面思考,采取这一立法模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着眼于立法宗旨,这样做意味着刑法设立这类犯罪的价值取向在于将市场经济秩序这一法益的维护放在了首位,以致于过度强调了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经济性,弱化了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本质属性,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在刑法学界,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立法归类问题,也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有的论者建议将本类犯罪纳入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15]反对意见则认为,现有的立法模式并无不妥,应当予以保留。[16]此外,还有学者建议,应当设立专门的危害公共卫生罪。[17]
  笔者认为,将危害食品安全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建议更为可取。首先,将危害食品安全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利于实现我国《食品安全法》和我国《刑法》的宗旨。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宗旨在于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8]其中的“公众”,意指不特定多数人;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就是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基本内涵。因此,将危害食品安全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有助于实现我国《食品安全法》与我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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