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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与现行公司制度变革
【作者】 郑曙光周雪松
【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波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研究生}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商事登记制度;公司资本制度;公司章程;股东出资责任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152
【摘要】

新一轮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折射出国家秉持“宽进严管”市场监管的基本立场,与此相联系,《公司法》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再度修改,业已对我国现行公司法律制度产生重大变革。施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与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公司的资本信用理念将发生改变;与股东出资相关的事宜由公司章程作出明确规定,公司章程的自律性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强化;认缴登记制改变了股东出资行为,同时也对股东权行使与股东出资责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625    
  
  2013年10月25日,国务院出台《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从此,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从理论层面推向实务运作阶段,并以法制化手段推进该项改革。此次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公司认缴资本制、取消最低资本制、取消企业年检制度,在此基础上强化对企业的信用约束与市场监管机关对准入后的市场主体的动态监管。事变则法移,法相宜则事有成,认缴登记制的实行改变了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格局,如何认识这场深层次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与现行公司制度变革,它将给我国当下公司制度带来哪些前所未有的影响,需要我们作出检视与研判。
  一、认缴登记制对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影响
  (一)认缴登记制对注册资本缴付制度的影响
  公司资本制度是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而展开的公司资本运作的一系列概念网、规则群与制度链的配套体系,是公司资本的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由于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长期以来,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围绕股东出资的期限和资本的形成问题,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模式和特征,如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定资本制(statu-tory capital system),以灵活务实的授权资本制(au-thorized capital system),以及富有生命力的折衷资本制。
  根据《方案》内容,我国推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1]在2013年修改后的《公司法》中,立法明确规定了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及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和最长缴足期限。公司营业执照不再记载“实收资本”事项。从理论上讲,全体股东(发起人)认缴的注册资本可以在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缴足。
  面对大势所趋难以逆动的认缴登记制,学者们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了该类认缴登记制在公司资本制度中的模式问题。1993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公司法》实行的是“法定资本制”,并坚守公司资本确定、维持和不变三原则。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不再要求一次性缴付资本,一些学者将其认为系折中资本制,也有一些学者将其视为系改进后的(主要体现在可以分次缴付)法定资本制度。2013年《公司法》的再度修改,将分期缴付制度推向认缴制度,是否又将给公司资本制带来法律气质的涅槃呢?
  有学者认为,认缴登记制只是对认股人“出资缴纳”的单一环节的规定,只是公司资本制中的一个出资环节,绝不代表一种公司资本制模式的全貌或全过程。注册资本认缴登记改革旨在降低公司设立的门槛,让公司资本制度更加符合资本的流动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次改革并非对法定资本制的颠覆。[2]
  也有学者认为,认缴登记制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定资本制度,它将我国的公司资本制推向了授权资本制或折中资本制。[3]同时,也有学者主张此次修改将2005年《公司法》中“有限制的、不完全的认缴资本制转变为无限制的、完全的认缴资本制”。[4]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依笔者之见,认缴登记制已不再是法定资本制,而应视为授权资本制。其一,法定资本制强调实缴实收,采取的是实缴登记制,而认缴登记制体现的是先认后缴,并不强求实收实缴。其二,法定资本制一般有最低资本限额的规定,而认缴登记制取消了最低资本限额。其三,法定资本制是资本或股份在公司设立时一次性发行,并由发起人或股东一次发行或募足;而认缴登记制则是一次性明确资本总额,允许分次缴付,只要符合章程对资本缴付要求,公司即可成立。其四,法定资本制下公司信用基础是公司静态的资本,而认缴登记制下公司信用基础主要体现为公司动态的资产。其五,法定资本制维系“资本确定、资本不变、资本维持”三原则,而在认缴登记制下,法定资本制所确立的资本逻辑和资本功能发生了变化,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额,允许股东约定出资期限,资本确定原则与资本维持原则大打折扣。从上述考量中可见,认缴登记制秉持的是授权资本制的立法立场。与严格意义上的授权资本制尚有不同的只是授权资本制授予董事会在公司资本总额下分期发行资本的权力,而认缴登记制下董事会则不具有这一权力。
  认缴登记制对我国注册资本制度的影响在于,它动摇了法定资本制下注册资本所固有的价值功能。在法定资本制下,人们更看重的是注册资本的实缴价值,将实缴资本作为承担责任的财产担保,将公司视作“资本企业”,在此资本制度理念照应下,立法强化股东对出资的严格要求,以保障注册资本的如期、足额认缴。而在认缴登记制下,注册资本仅是让公众了解该公司今后可能达到的规模,它并不必然等同公司的实收资本和公司净资产。当公司通过登记并营业时,究竟需要多少必需的运行资本,立法者认为这不是他们应去解决的问题,应当让市场主体自己去决定。认缴登记制体现了“宽进”的市场准入导向,降低了公司设立登记的门槛,使股东“白手起家”成为了现实。
  但不可否认,这一资本制度需要后续性的“严管”措施加以配套与跟进,若处理不好,难免再次遭受“皮包公司”危害之苦。[5]
  首先,容易滋生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等非法行为。认缴登记制度未规定公司首次缴付的最低限额,也未规定公司实收资本应与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这就容易产生公司设立中的投机和欺诈行为。
  其次,不利于彰显公司的营业信用与债权人保护。认缴登记制取消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在降低设立门槛的同时,公司自身的营业信用也受到影响。另外,在认缴登记制下,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公司资本仅仅是一种名义资本,公司的实收资本可能微乎其微,营业执照上不再体现实收资本,验资报告不再必需。债权人无法直观获取目标公司的自有资本实况,对考察目标公司资信能力无疑增加了新的困难,从而增加了交易的风险性。
  最后,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取消了最低出资限额要求,使得相当部分的公司成立之初所发行的资本十分有限,公司缺乏稳定的财产基础,就削减了公司以股东出资财产的信用担保范围,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
  据此而论,认缴登记制是一尊聚宝盆。但一不留神,这尊聚宝盆也可能变成潘多拉魔盒,引来群魔乱舞。
  (二)认缴登记制对公司信用理念的影响
  公司对外信用基础究竟是基于资本信用还是资产信用,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争论的重点。[6]
  长期以来,资本信用的理念备受我国立法者与学者的推崇。[7]在立法上,我国的《公司法》以资本信用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法律体系;[8]在市场监管与司法上,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重点关注公司资本是否真实,以注册资本数额多少来确定公司对外偿债能力,而甚少关注公司资产的变化。[9]然而,建立在资本信用之下的我国公司制度却并未产生其预期的效果,对债权人的保护并未彰显出足够的法力,以至于在频频发生的公司破产风险面前收效甚微。于是,一些学者提出公司的信用应是资产信用的观点。[10]
  在2005年《公司法》修改之时,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数额作了降低,分期缴付制度人法,但公司是资本企业、公司是资本信用这一理念仍予以操守。然而,真正打破公司资本信用神话的是2013年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中实施的认缴登记制度。
  事实上,公司信用基础应是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将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对立起来都是对公司信用基础理解上的偏颇。试想,当一个公司成立后(尤其是成立不久的公司),没有相应的由股东出资所形成的自有资本,而是通过负债而获取的借贷资本构成公司担责的财产基础,那么,其结果是,由公司以负债形成的资产去偿还因负债所生之债务,可谓“空手套白狼”,何来公司信用;相反,如果一味追求公司自有资本信用而不综合考察公司通过再生产过程而形成的资产实力(如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或公司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诚然,在长期形成的资本信用的理念下,要实现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并非易事,认缴登记制不失为一项催化剂。实施认缴登记制主旨是便利发起人设立公司,其初衷也包括希望引导债权人不再迷信资本神话。[11]在认缴登记制下,公司登记机关记载的资本总额为全体股东认缴的资本额,无法真实反映股东实际缴付的资本状况;就算是日后股东实缴其认缴的资本额,资本也很难真实反映公司的信用,就如有学者指出的:“注册资本只是一个账面数字,它不过是表明了股东已经按其出资额履行了其对公司债务的责任。”[12]因为一旦公司进入运营状态,公司的资产会随着不同的情形而有所增减,并非与公司的资本相一致。
  可以这样认为,认缴登记制撬动了一直以“实缴资本”为核心的商业信用评估体系的基石,它进一步打破社会公众对公司注册资本的迷信与神话,要求交易者更加注重对公司实际资产及资信的综合考察,切忌秉持所谓的“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大公司”的观念。
  二、认缴登记制对公司章程自律性的影响
  (一)认缴登记制对章定内容扩充性考察
  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公司、股东、经营者行为准则的确定上,过于强化法定性原则,公司章程的章定性作用未能引起立法者足够的重视。
  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观,在数量上充分体现了公司章程的重要地位,据统计,在《公司法》中直接提及公司章程的条文多达73处;在内容上扩充了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的意思自治范围,尤其是内部治理的意思自治得到重视,从股东表决权的行使、股东诉权的诉诸、股东资格的继承,股权转让的规定,乃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等。但章定的自律性作用仍如戴着枷锁的舞者,难以展开其自由的舞步。
  在认缴登记制下,公司股东的缴付数额、缴付期限、出资方式、违法责任等均通过章程作出明确规定,这意味着在认缴登记制下,与股东出资相关的问题由法定走向章定。这场“章程革命”对章程具有自律性的内容扩充在于,赋予了公司章程更大的自治权,股东间订立的包括章程在内的认缴文件(主要是公司章程和股东间的约定等)将具有极强的法律效力。
  (二)认缴登记制对章定责任确定性考察
  认缴登记制赋予了章程对股东出资自由的权利的同时,也给予对股东出资行为的约束。通过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应对缴纳出资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那么,对公司章程的约定在何种情况下是违法的,需要作出理论上的分析。
  首先,公司章程记载的出资数额不能为零。在认缴登记制下,诚然,公司设立的灵活性和筹资的机动性增强,但是公司依然需要资本才能设立。取消最低限额的出资要求并不等同于立法准许创办“100%空壳”公司。所以公司章程中不能约定公司无需资本就可以设立。否则,它会动摇公司成立的三要件论。[13]
  其次,公司章程不得约定认而不缴。按公司法法理,全体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为公司设立的条件之一。[14]在认缴登记制度下,认缴出资并非取消出资,倘若公司章程约定全体股东无须认足章程规定的资本总额出资,那么,无法取得公司的登记。出资履行期的不定性容易产生有的公司直到解散终止,都未向股东催缴过出资,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出资义务的不存在。我国《破产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破产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据此而论,凡承诺缴纳出资的法人成员或股东,只要其尚未完全向债务人企业全额缴纳出资的,均应当及时缴纳以清偿债务。
  再次,公司章程不能无限延长股东出资缴纳期限。股东的出资义务既是一项约定义务也是法定义务,[15]从理论上讲,股东的出资缴付的期限须在公司章程确定的经营期限内完成,否则,公司章程便有变相地取消股东出资义务之嫌,越过章程自治的界限。
  最后,公司章程仍应确保公司资本真实。资本真实是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要求,它不因采取法定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而改变,也不因取消法定最低资本额制度而发生变化,更不会因采取实缴资本制还是认缴资本制而有别。在认缴资本制下,公司章程仍应确保认缴的出资额与其注册资本相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实缴资本制下股东实际缴纳的出资额与其公示或声称的资本额保持一致之要求作出修改。[16]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在章定责任的确定性上,还可通过章程相关条款明确在认缴登记制下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中主要有:(1)在个别股东未依认缴文件按时缴付注册资本,已按时缴足注册资本的股东以及公司如何追究未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2)公司发生债务纠纷或依法解散清算,当公司资不抵债时,未缴足注册资本的股东是否应先缴足注册资本,并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法律责任;(3)在认缴登记制下,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是否需以原注册资本完成实际认缴为前提;(4)公司董事会是否可以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在股东认缴而未实际缴付的范围内作出催缴的权力。这些在《方案》和修改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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