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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国际反垄断法双边合作的基础
【副标题】 积极礼让原则
【英文标题】 Bilateral Cooperation Basis in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Law
【作者】 司平平【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国际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反垄断法;域外效力;域内效力;积极礼让;双边合作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5)03—0070—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70
【摘要】

跨国经济活动导致限制竞争行为的跨国性,一国反垄断法也必然主张域外效力。但是,这种域外效力却并不优先于它国反垄断法的域内效力。采取单边主义强制性地在它国执行本国的反垄断法既违反国际法,又会招致国家关系的紧张。积极礼让原则正是用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尽管有明显的缺陷,但至今对其并无更为可行的替代办法。人们只能对它作不断地修正和补充,使之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437    
  
  企业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导致限制竞争行为的跨国性。在一国作出的限制竞争行为经常影响到一个或数个其他国家,或者,一个限制竞争的行为本身就是数个国家的企业共谋的。因而,一国法院受理的反垄断法案件必然会涉及到在外国发生的行为和外国的企业,这就是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规定域外效力的原因。但是,规定法律的域外效力是一回事,而域外效力能否实现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一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往往与另一国反垄断法的域内效力发生冲突,而一国采取对它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方法又会因冒犯它国主权而引起国际关系的紧张。积极礼让正是为解决这一难题而形成的一种替代办法。
  一、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及其实施中的障碍
  积极礼让原则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反垄断法执行方面单边主义所遭受的挫折,而这种挫折的起因,则是一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与它国反垄断法域内效力的抵触。在这方面,美国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
  在美国反垄断法司法判例基础上形成的美国1982年《对外贸易反托拉斯改进法》采用了美国反垄断域外效力方面的所谓“效果原则”,并将其确定为成文立法的一个规则,即美国法院对发生在外国的对美国商业具有“直接的、实质的、以及可以合理预见的”影响的行为拥有管辖权。该法所指的商业,既指美国的进口贸易和商业,也包括美国的出口贸易和商业。因而,该法不但将发生在外国的对美国国内市场造成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而且也将发生在外国的影响美国企业进入外国市场的的限制竞争行为纳入美国反垄断法的管辖权范围,从而使美国反垄断法直接介入了传统上由对外贸易法规制的领域。
  然而,美国反垄断法在实体法和程序规则上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存在诸多抵触。例如,伦敦的几个保险公司联合拒绝向美国企业提供保险,除非美国企业接受这些保险公司一致同意的条件。这种为美国《谢尔曼法》视为犯罪的联合行为却并不为英国反垄断法禁止。又如,美国反垄断法为私人反垄断诉讼规定了三倍赔偿制度和禁止令制度,而英国反垄断法却只允许原告获得损害赔偿的救济。再如,美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提供其拥有或控制的文件,无论这种文件在何处。而英国法律却禁止英国被告在外国的诉讼程序中提供某些文件。[1] 再如,与上述美国的“效果原则”相抵触,英国政府则强调属地和属人原则,认为国家只有在共谋行为发生在其领土内时才拥有管辖权。[2]
  各国反垄断法的抵触使得美国在反垄断法的域外执行方面遇到了许多障碍,而美国往往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措施来消除这种障碍。美国国会在1988年将所谓“竞争条款”纳入经过修改的美国对外贸易法301条款中,从而将301条适用于容忍私人企业妨碍美国企业进入其市场的外国政府行为。[3]之后,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为实现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于 1992年联合发布了《国际反托拉斯法执行指南》。该指南表明,美国执法机关将追究侵害美国出口者利益的限制竞争行为,只要这种行为起着私人贸易障碍的作用,而不论这种行为是否侵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然而,这种单边主义的做法却常常遭受挫折。“富士胶卷案”就是一例。在这一争端中,美国指责日本公司采取限制销售渠道的方法来限制美国柯达胶卷进入日本市场,因而要对日本企业执行其反托拉斯法。日本政府却按照日本的反垄断法对日本公司进行调查,认定日本公司的行为未违反日本的反垄断法。因而,日本政府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明确表示了拒绝合作的态度。[4]
果然是京城土著

  实际上,外国并无在自己的领土内执行美国反垄断法的义务,美国也不能无视外国法律与美国法律的差异,强行地在外国执行其法律。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主权平等意味着除非获得它国的同意,一国不得在它国执行其法律。正如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指出的,管辖权本质上是属地的,一个国家只能在其领土内执行其法律。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使得立法中规定法律的域外效力并不意味着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能在实际上得到执行。所以,美国反垄断法域外效力的实现往往只能于它国的态度。它国是否愿意合作,则往往取决于反映在法律中的国家或公共利益。
  二、积极礼让原则及其适用
  单边主义遭受的挫折使美国转而尝试通过双边合作的途径来实现其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积极礼让原则正是这些双边条约所采用的合作原则。
  美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了《国际反托拉斯执行协助法》,授权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法委员会与外国的反垄断法执行机关签订反垄断协助协定。根据这一授权,美国政府与欧洲共同体和一些国家达成了一系列的反垄断双边协助协定。在这些双边协定中,美国—欧共体1991年签订的《美国政府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关于它们竞争法适用的协定》(简称“1991年协定”)[5]和美国—日本于1999年签订的《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在反竞争活动方面合作的协定》是较为典型的。
  美—欧协定采用的积极礼让原则具体体现在该协定的第5条和第6条。第5条确立的是所谓“消极礼让”原则。根据该条的规定,在发生跨国限制竞争行为时,一方尽管有权适用其法律,但可以在某些情形中决定不对这种行为进行调查,并将案件交由对案件有重要利益一方的主管机关处理。消极礼让原则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双方在实施反垄断法方面的利益冲突。
  第6条体现的“积极礼让”原则却要求在不同国家的反垄断法主管机关之间进行积极的合作和相互协助,而不是将案件交由其他国家处理,自己却放弃调查。根据该原则,当一国主管机关认为对几个国家都有消极影响的触犯反垄断法的跨国行为由另一个国家处理更好时,该国主管机关应要求该另一国主管机关进行调查,并给予可能的积极协助。积极礼让原则并非简单地避免国家之间或政府之间的冲突,而是两国主管机关合作方案的基石。在处理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跨国行为或避免不同国家对同一行为重复调查方面,积极礼让原则可能是更为充分的手段。1998年的补充协定又将积极礼让原则作了更新。该补充协定规定,受到发生在另一方领土上的限制竞争行为影响的一方,可以要求该另一方的主管机关根据其自己的法律对这种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罚。这种要求的提出可以不必考虑限制竞争的行为是否同时触犯了受影响一方的反垄断法,以及受影响一方的主管机关是否已经开始根据其自己的反垄断法采取了实施措施。甚至在这种行为并不触犯该另一方的反垄断法,或者该另一方主管机关对这种行为采取反垄断法的实施措施并无任何利益的场合,受影响的一方也可以请求该另一方采取措施。
  在1991年协定生效后,美国“国际政策咨询委员会”又于1997年就“Sabre公司案”向美国司法部提出了执行积极礼让的建议。Sabre是一个在美国建立的航空预订系统。该公司和美国司法部于1997年在美国法院起诉欧洲预订系统,指控欧洲预订系统拒绝向Sabre提供有效竞争所需的情报。美国“国际政策咨询委员会”在其向司法部提出的报告中采用了Sabre案中法院所提的建议。该建议为:在一项调查开始时提供一份客观的报告以评估被请求方是否为调查投入足够的资源;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向私人当事方提供最新的信息;以及制定一个关于请求的时间表。这些建议意在保证被请求方积极地进行调查活动并使请求方了解最新的调查情况,使调查程序得以改进,从而使请求方获得信心。当然,这一建议也未排除请求方采取单边行动。[6]
  在美国—欧共体协定签订后的1991—1999年间,美国与欧共体的执行机关就涉及相互利益的689个案件进行了合作。这种合作被认为是促进了反垄断法的执行,并已经形成了共识。[7]1994年的“微软公司案”充分显示了积极礼让原则的积极效果。在该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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