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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我国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立法完善
【作者】 杨涛【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知识产权法【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侵权;临时禁令
【英文关键词】 IPR; infringement; preliminary injunction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
【页码】 64
【摘要】

经过30年的制度建设与理论发展,临时禁令以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形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表现出良好的实践效果。为回应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全方位、多维度地反思和检讨知识产权救济中临时禁令制度所面临的规范冲突、体系交织、类型缺位、程序薄弱、标准模糊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立法中必须明确临时禁令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与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与归属;统一临时禁令体系的普遍适用规则;增添临时禁令的缺位类型;完善临时禁令的程序要素;加快禁令审查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英文摘要】

After three decades of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preliminary injunction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form of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and has shown good practice results in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lawsuit in China. In response to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society, economics,politics,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round and multi-dimensional conflicting and reviewing of normativeconflicts, system intertexture, type vacancy, thin procedures, fuzzy standard and other issues of preliminaryinjunc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is, legislative amendments mustbe explicitly define the location and attribution of preliminary injunction system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civil procedure law, unify its universal application, add its vacant type, improve its procedural rules, and speed up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view of injun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512    
  引言
  损害赔偿与临时禁令是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中最具代表性的二元救济模式。“如果法律仅赋予公民赔偿请求权却不使其有机会制止即将发生的损害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如果一个国家不授予其法院在‘损害尚未发生的期间内’基于当事人的申请提供法律保护措施的职权,这个国家就未尽法律保护义务。”[1]侵权行为法经典理论认为,“损害赔偿并不具有预防之功能,”[2],而临时禁令制度是在损害赔偿不足以弥补原告损失的情况下为制止尚未发生的侵权损害的预防性法律保护救济形式,可弥补民事诉讼滞后性与民事诉讼事后救济方式的不完善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主流选择。[3]临时禁令在我国的移植与发展突破了传统侵权救济的固有模式,受到程序法和实体法双重规范,对侵权救济体制与司法诉讼程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囿于两种不同法律部门体系的相对闭合与分离,难免导致其司法实践迫切需求与制度完善程度的紧张关系和现实困境。有鉴于此,本文着重讨论临时禁令制度的程序性与实体性规范,梳理发展历程,反思其中利弊,主张建构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下规范统一、体系严密、类型齐全、程序公正、标准明晰的临时禁令制度。
  一、我国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法律上没有使用“临时措施”、“临时禁令”、“禁令”等名称,而是采用了“诉前停止侵权”、“停止侵权行为”、“停止侵害”的表述形式。[4]在我国30年的知识产权法治进程中,借助基本法、单行法和配套司法解释,临时禁令制度得到立法认可并逐渐完善。
  (一)《民法通则》等早期基本法律初步确立了临时禁令制度的重要地位
  我国《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2条、《民事诉讼法》第93条至第96条和第9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7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条的规定共同确立了临时禁令制度在我国民法中的基本地位,为法院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及时制止侵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应该被视为临时禁令制度的一般性规定。依据该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起诉时和诉讼进行中要求法院先行作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裁定,即可要求对方停止相关的侵权行为。另外,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停止侵害作为一种绝对权救济形式,可以视作我国的永久禁令。
  (二)我国加入WTO为临时禁令制度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全面适用提供了历史契机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履行入世承诺,我国按照《TRIPS协定》的要求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基本法律,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达到了WTO规则的普遍要求。《TRIPS协定》中第44条、第50条的规定是目前关于保护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最权威和最广泛的规定,它在临时措施的申请、实施、证据提供、撤销与中止等诸多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细致的可操作性规定。同时,《TRIPS协定》考虑到各个成员国法律传统的差异,在重点强调普适性的前提下也留给成员国一定的灵活空间。2000年8月25日,经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第二次修改后的《专利法》在第61条第1款确立了临时禁令制度。2001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又对《著作权法》和《商标法》进行了修订,两法均添加了类似的临时禁令的规定。[5]2008年12月27日修订后的《专利法》第66条第1款再次重申了诉前停止侵害在专利法中的应有地位。知识产权法以实体法的形式创设了我国诉讼法律体系中没有相应规定的临时禁令制度,具有国际化色彩与开创性意义。
  (三)司法解释搭建了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临时禁令基本规则的典型架构
  为配合贯彻实施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中临时禁令的新增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对具体措施、步骤、程序等进一步细化。[6]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2000年12月2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7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2002年1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及2002年10月2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上述司法解释在借鉴外国关于临时禁令制度的基础上,从司法实践的立场积极挖掘我国现有立法资源,既反映出实体法的权利要求,又具体细化了程序性操作规范,基本搭建了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领域中临时禁令的基本规则和框架体系。
  (四)临时禁令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司法救济实践中产生了积极作用与深远影响
  自2001年11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我国第一例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并成功地启动“临时禁令”之后,上海、南京、深圳、佛山等全国各地法院也陆续开始积极、谨慎地适用临时禁令,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7]从反馈的情况看,“临时禁令”制度就像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及时雨”、“知识产权保护新规则”,它有效地保护了知识产权人权益、鼓励社会创造与创新精神。与司法实践情况一致的是,许多企业都纷纷拿起“临时禁令”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对抗知识产权侵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8]在涉外纠纷中,珠海炬力公司首次使用“诉前临时禁令”,开国内企业反抗跨国公司的无理专利权要求之先河。[9]官方数据统计显示,从2002年至2006年10月,全国法院共受理诉前临时禁令申请案件430件,审结425件,实际裁定支持率达到83.17%。[10]
  二、我国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多维度反思
  临时禁令制度拓展了知识产权的权利功能,丰富了知识产权权利救济体系,为知识产权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和科学途径。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蓬勃发展,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科学技术世界与信息网络空间,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临时禁令制度凸显出规范冲突、体系零散、类型缺位、程序薄弱、标准模糊等诸多实体性和程序性问题。反思现行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临时禁令制度,将会为我们提供全方位、多维度、多层次的批判视域和完善路径。
  (一)多重规范的内在冲突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临时禁令受到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程序法)的双重调整。我国临时禁令最先创设于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之中,不仅体现在赋予知识产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项新的制止侵权行为的权利或救济手段上,更重要的是它创新与发展了现行知识产权诉讼制度。但这种立法体例也使人极易对这一制度的性质产生误解,即简单地把临时禁令视为受害人的一项实体请求权,而忽视其程序法规范的特性。[11]两大法系将临时禁令视为保障实体权利的一项诉讼制度在程序法中予以规定。在我国,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系由实体法与程序法协力合作、共同构建而成,实体权利与程序规则的混杂极易引起法律条文的冲突和适用上的矛盾,使其功能大打折扣。如《若干规定》和《适用解释》明确将诉讼中责令被告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归入先予执行的范畴,扩大了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导致了两大司法解释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矛盾。司法解释突破基本法律的立法规定,虽然是为了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和满足社会救济的需要,但这无疑与司法解释的性质和功能相背离。再者,临时禁令制度纷繁复杂,大量的程序性规则需要占用众多法律条文,统一全面的临时禁令规则的规范并不是实体权利法所能胜任的。“以实体法的形式来规范与调整程序法上的制度,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从长远看,应当尽快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民事诉讼程序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临时禁令在我国的法律地位。”[12]
  (二)宏观体系的零散杂乱
  知识产权侵权民事诉讼中的临时禁令规范散见于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单行法和《若干规定》、《适用解释》等司法解释之中,是主流知识产权类型侵权救济中适用临时禁令的基本制度。知识产权不是单一的、整块的现象概念,而是一系列独立和特殊权利的组合体(a bundleof rights)。[13]目前,临时禁令还只能适用于专利、商标、著作权、计算机软件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对于其他一些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植物新品种案件、不正当竞争案件无适用空间。[14]然而,随着其他知识产权权利类型社会重要性的凸显,临时禁令救济的普适性属性必然成为立法的新兴课题。仅仅规定某一种或几种权利类型的临时禁令适用规范并不能提升知识产权整体保护水平,而每一知识产权权利类型规定一整套临时禁令规则,不仅极大地浪费立法资源,而且还可能在具体细节上造成各说各话、各行其是的立法冲突,外部矛盾势必影响一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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