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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电视媒体报道侦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合理界限
【作者】 贾平【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电视报道;公权力;刑事侦查;人格尊严;无罪推定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9
【页码】 46
【摘要】

电视媒体对侦查阶段的未决刑事案件进行报道,在行使社会监督职能的同时,也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然而,如果报道失当,甚至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或指认他人犯罪,则会妨碍公正司法,削弱司法权威,进而对嫌疑人的隐私和人格尊严构成挑战。为电视报道设定一个宪法性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探寻和明确报道的合理边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准则,以确保电视媒体在报道未决刑事案件时,能够在新闻自由、司法公正和个人权利之间维系动态的平衡。应进一步规范电视媒体的喉舌功能,阻却电视媒体和侦查机关之间关系的异化,扩张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保护当事人隐私和人格尊严。允许受侵害的当事人依照一般人格权条款请求私法救济,并通过建立侦查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强化媒体自律和相关机构的职业伦理,不断完善电视报道的公正性和适当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0486    
  
  近年来,我国电视媒体对处于侦查阶段刑事案件的报道,屡屡引发社会争议。电视媒体践行新闻自由,操持社会监督之权柄,引领社情民意,可谓重器。其对刑事案件的报道,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对侦查权和司法权形成监督与制约。然而,电视媒体对于刑事案件,尤其是对处于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的报道,如有失度,也可能对司法程序产生不当影响,损害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并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构成侵犯。因此,合理界定电视媒体报道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的边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对电视媒体、侦查机关和刑事案件当事人等一系列权力(利)主体特质、权力(利)之间的互动,以及权力(利)关系的分析,探寻和确定电视媒体报道侦查阶段刑事案件的边界,为实现新闻自由、司法公正和个人权利间的动态平衡提供理论支持。
  一、电视报道侦查阶段刑事案件涉及多种法律关系
  电视媒体、侦查机关和刑事案件当事人间,既涉及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也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报道不当,不仅会对司法程序产生不利影响,还会侵害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
  1.此类报道涉及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电视媒体对未决刑事案件[1]的报道,是媒体践行自身社会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全球范围内屡见不鲜,中国也不例外。在1994年的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妻案中,全美各大电视台对抓捕辛普森的行动进行了直播,吸引了9500万观众,之后的审判直播更是长达134天。[2]近年来,我国电视媒体对一些未决刑事案例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忧虑。其中,一些尚处于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视“承认自身犯罪事实或指认他人犯罪”的现象,更是受到了普遍关注。
  典型的例子是在2009年的重庆系列打黑案件中,尚处于警方羁押之下的犯罪嫌疑人龚刚模接受了重庆电视台的“采访”并认罪,“检举”北京律师李庄诱导、唆使自己作伪证。李庄随后以涉嫌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被提起公诉。[3]无独有偶,2013年10月,《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事拘留,陈此前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联重科涉嫌造假的报道。陈永洲被拘后,于同年10月26日在央视新闻承认“受贿”“受人指使捉刀”,并告诫同行要“以我为诫”。陈于同年10月30日被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4]
  应当说,公民通过电视媒体或其他媒介形式(遗嘱、广播、录音录像、撰写文章或书籍等),向公众坦白自己既往的不恰当行为,包括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只要是出于意思自治,且承担言论后果,本无可厚非。但前述案例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人们担忧,在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受限的情况下,是否存在某种“压力”,迫使其公开“认罪”,从而影响其认罪行为的自愿性和认罪内容的真实性。争议由此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程序性问题上:在没有经过判决情况下的认罪是否成立?如何保证处于被羁押状态的犯罪嫌疑人上电视指认他人犯罪时没有受到不当压力?犯罪嫌疑人的认罪陈述是否可以被当成有效的证据?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证据材料应当是保密的,电视媒体如何能够得到?如果处理不好上述这些问题,不仅当事人认罪行为本身的有效性将受到质疑,而且后续司法审判的正当性也将受到负面影响。
  2.此类报道还涉及媒体和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关系。除了让犯罪嫌疑人认罪,电视媒体的报道还可能会涉及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涉案人员的隐私等权利,并造成不当影响。2013年8月,网络名人、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因“涉嫌嫖娼和聚众淫乱”被拘留,中央电视台对此事进行了密集报道,薛蛮子则通过央视承认自己过去的发贴行为有错误。《环球时报》在随后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即使当局抓薛蛮子嫖娼‘有选择性的’成分,他也得认栽。”[5]这无疑让人们对电视媒体和执法机关的关系产生了进一步的联想。值得注意的是,薛蛮子直到2014年4月才办理取保候审。[6]本案中,薛本人因嫖娼被抓,却同时承认自身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掌握的案件事实之外,他又交待了其他“违法”事实。在案件进入司法审判程序之前,电视媒体对薛蛮子“嫖娼和聚众淫乱行为”的不间断报道,则侵犯了他的隐私和个人尊严,也引发了争议。
  由此,我们会发现,上述程序性的争议,实际上和电视媒体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报道尚处于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的议题相关联。而对该议题的探讨,涉及媒体和执法、司法系统间的关系及其平衡问题,或者说,涉及围绕新闻自由、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以及人格尊严这几个重大宪法性议题形成的权力和权利、权力和权力、以及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关系。
  电视媒体有着强大的公共舆论塑造和引领功能,对尚处于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进行报道时,可能对侦查行为本身以及侦查结束后的司法程序带来一系列影响。由此,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对尚处于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电视媒体怎样报道才是适当的?或者说,电视媒体权力行使的边界何在?这一问题涉及电视媒体和侦查、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互动,而要想深入理解这一权力互动,就必须首先对中国大陆电视媒体的双重属性,以及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属性所赋予电视媒体的准公权力特质展开分析。
  二、报道失当可能导致电视媒体与侦查机关的关系异化
  电视报道失当,可能会给司法公正带来负面影响。这一负面影响,可能会因我国电视媒体的独特属性而有所放大。作为“党的喉舌”和行政机关权力的延伸,电视媒体具备了准公权力的特质。有着准公权力特质的电视媒体,和有着行政权特质的侦查机关,如果在缺乏监管和规制的情况下发生互动,将可能产生权力异化的现象。
  (一)我国电视媒体具有双重属性
  1.政治属性:电视媒体的国有垄断及准公权力特质。电视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对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日常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7]其履行着传播和舆论监督等功能,在全球范围内被称作“第四种权力”。“第四种权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力,并不具有公权力或准公权力属性,但我国的电视媒体则有所不同。现行《宪法》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务院于2015年颁发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了全国电视台的整体规划权归属,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规划,确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总量、布局和结构。电视台只能由县和不设区的市以上的人民政府的广电部门设立,国家禁止设立外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第12条)。在人员招募和节目制作方面,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需要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第9条);电视节目的传输网络,是由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按照国家的统一标准实行统一规划(第17条);节目的设置,需要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的节目设置范围开办(第30条);节目的播放内容,应当依照规定进行播前审查,重播重审(第33条)。第43条规定,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出停止播出、更换特定节目或者指定转播特定节目的决定。这些规定意味着,电视内容不仅要经过播前审查,在一定情况下,还可由主管部门直接决定内容及播出形式,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电视媒体带有高度国有垄断的性质。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在官方语境中,电视媒体往往被称为“党和政府、人民的喉舌”。电视媒体被赋予舆论引导的功能,既要“客观、公正地报道真相”,又要“起到左右舆论走向的‘风向标’作用”。[8]前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指出:“舆论引导,有效才能有力。有效,就要有立场……对内实现主流媒体的喉舌、工具和服务功能,承担社会责任,引导舆论,[9]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电视媒体本质上有着准公权力特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电视台是国有化的,但其收入依然主要是依靠商业模式,其收入构成,包含商业利润。原国家广电总局公开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电视台共166家,广播电视台2207家,在当年的3700多亿元的广电总收入中,财政补助仅437亿元,广告收入高达1387亿元。[10]
  2.媒体属性:电视报道的真实性与适当性要求。电视媒体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决定了其依然需要具备基本的媒体属性。根据传播学的要求,媒体报道应当“尽量接近真实”。《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34条也规定,广播电视新闻应当真实、公正。然而,电视媒体对处于侦查期间刑事案件的报道,不仅要满足客观真实的要求,还要符合“适当性”的要求。这是因为,在办理刑事侦查的过程中,电视媒体的报道会极大地影响公众对案件事实的判断,进而影响审判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命运。媒体的报道不能仅仅讲真实性,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发布真实的信息恰恰会泄露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而如果信息发布的时机不当,还可能导致当事人在事实和证据认定上处于不利境地。
  电视媒体所具备的媒体属性,要求其在报道中要秉持“客观真实且适当”原则。[11]“客观真实且适当”在实践操作中很难把握,因此就需要通过“反向定义”,即确定一个“度”或者“边界”,只要在这个“度”或“边界”范围内,电视媒体的报道就可以被认定为正当的。正是在探寻什么是“客观真实且适当”原则的过程中,产生了电视媒体报道界限以及这一界限的标准如何得以确定等问题。由此可见,电视媒体在我国具备了双重属性:(1)电视台的设立、运作、报道的内容和方式等,都有强烈的行政垄断色彩;同时,电视台还要履行党的喉舌的职责,从而具备一定的政治属性。[12](2)它具有传统的媒体功能(舆论监督、信息传播、文化发展等),但其媒体属性存在某种程度的依附性。“在客观报道中,新闻宣传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强调新闻的真实性而忽略舆论引导。”[13]电视媒体的准公权力性质,以及媒体属性的依附性特征,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电视报道中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从而产生电视媒体和侦查机关的权力互动问题。
  (二)缺乏有效规制可能导致电视媒体与侦查机关关系异化
  电视媒体报道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有监督作用,对刑事侦查的监督可以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媒体的监督作用可以使得侦查行为被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加强对国家公权力的制约,预防贪腐,保障司法公信力。但是现实生活中,针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往往是不足的。近年来,屡屡出现的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或指认他人“犯罪”现象,显示出具有准公权力性质的电视媒体和侦查机关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形。法律规定的缺失则让上述现象屡屡出现,如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侦查机关对证据的保密,第50条规定了当事人不能自证其罪的原则,却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和保护程序。这些都使得电视媒体与侦查机关的关系处在法律规定的“灰色地带”。法律规定的空白领域或者“灰色地带”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所谓“媒体审判”,即营造舆论环境以干预和影响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媒体审判往往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中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抢在法院判决之前就对该案进行电视报道,得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无罪、胜诉或败诉的结论(或暗示)。法律规制的空白,还可能会导致电视媒体与侦查机关进行权力互动甚至媾合,从而增大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相应的“防火墙”和明确的规制措施,电视媒体和侦查机关之间的关系,就有异化的可能。例如,1996年的呼格(强奸杀人)案中,内蒙古某晚报在案发仅10天后就发表题为《“四九”女尸案侦破记》的报道,当地其他媒体也循着有罪推定的思路,对警方大加称赞。实践中,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以“舆论审判”造势,以期将案件办成“铁案”,将会侵犯犯罪嫌疑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再以前文提及的犯罪嫌疑人在电视节目中认罪的案件为例。电视媒体采访和报道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必然要得到侦查机关的同意和批准。同样,涉及案情的材料和信息,比如口供、自白书、讯问期间的视听资料和其他侦查机关认可的证据资料,如果侦查机关不提供,电视媒体是很难获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没有经过刑事审判程序作出有效判决之前,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往往意味着侦查机关和电视媒体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配合”,甚至不排除侦查机关可以通过电视媒体的报道,“做实”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进而对随后的公诉和刑事审判程序产生影响。这样,在法律规制缺失和公众监督不足的情况下,电视媒体和侦查机关的关系就产生“异化”。异化的结果,是电视媒体通过“未审先定(判)”,事实上扩张了侦查权的影响范围,侵蚀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客观上影响了整个司法体系的运作。而电视媒体的准公权力特质及其与侦查权在不受监督和约束情况下结合时,可能对媒体监督功能造成的破坏和压制,则是这两种公权力异化的另一后果。如此,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蜕变成了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权力媾合。而这一过程,可能带来司法不公和对个人尊严的侵害。
  三、电视不当报道构成对个人“审前秘密”的侵犯
  除了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程序正义,侵犯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外,媒体不当报道侦查活动对当事人的公正受审权和人格权等权利也会产生影响。[14]电视媒体本身有媒体的属性,在对侦查程序中的刑事案件进行报道时,可能会因为处理不当而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和身份隐匿权。比如,电视报道对涉案当事人脸部没有打马赛克,或者直接披露犯罪嫌疑人的真名,会让犯罪嫌疑人过早被贴上犯罪分子的标签;电视媒体如果直接采访受害人和证人,却又没有做面部或其他信息的技术处理,那么,受害人或证人的隐私也会遭到泄露,尤其是性侵案件的受害人或者患有重大疾病的受害人等,都会因此受到巨大影响。研究表明,在美国,许多性侵案件的当事人因为惧怕媒体曝光而不愿报案。而对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被宣判无罪的人员,在刑事侦查阶段就对他们进行有向性的报道或者泄露他们的隐私(如真实姓名等),会严重伤害他们的“社会复归权”和名誉权。[15]由此造成对当事人的民法上的人格权的侵害是难以挽回的,而民法上的人格权又和《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尊严相对应。
  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主要针对“审前秘密”。审前秘密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个人隐私(如真实姓名),涉及隐匿身份权;另一类涉及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不公正报道。
  1.侵犯隐私权和隐匿身份权的主要类型:(1)未成年犯人的身份。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第3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2)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份。除非经过其明示同意,性犯罪的受害人身份应得到严格保护。(3)刑事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刑事审判中的被告人)及其家庭成员身份,除非社会公众对获取信息有特殊的利益。比如,罪行特别重大,或者被告人本身就是公众人物,或者嫌疑人的身份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等。(4)泄露后可能会造成串供或危及证人人身安全等的信息。我国在这方面的保护性规定适用范围比较窄,仅对少数特定类型案件的证人信息提供保护。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71条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侦察过程中作证,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公安机关不应当公开其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5)法律明文规定不公开审理案件涉案的当事人(《刑事诉讼法》第183条),在侦查阶段自然也不应该暴露其隐私信息。
  2.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不公正报道。不公正报道会损害刑事案件涉案人的名誉权,比如羞辱被害人或者侮辱检察官、法官,都是不应被允许的。[16]更为重要的是,在侦查及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不公正报道,会破坏无罪推定原则。近年来,德国法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通过对一般人格权的扩张应用,法院在当事人争诉期间,不仅要将无罪推定作为法庭处理争议时的标尺,还要把这一原则应用到私法条款的解释和应用。[17]由此法院可以判定,媒体作为社会权力可能会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造成损害,从而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这与欧洲人权法院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法院通过判决发展出来的国家保护公民权的积极义务相一致。
  这样,无罪推定原则就已经不仅仅是在法庭内部或侦查程序中适用的原则,其所涉及的关系,也不仅仅是法官(检察官)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扩大到了媒体和被告(犯罪嫌疑人)的关系。[18]所以,电视媒体对未决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报道,如果展现出任何可以推断其为“有罪”的形象,比如以被剃发、戴手铐、穿囚服等形象上电视屏幕,或者电视报道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人身攻击或作出有罪的暗示,都可以被视为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违反。
  四、处理好报道界限的关键在于理顺各类法律关系
  确立报道界限,意味着要建立电视媒体进行“客观真实且适当”报道的准则。而准则的建立,需要在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准确把握电视媒体报道涉及的各类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确立探寻报道边界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一分析框架,来把握电视报道涉及的各种权力、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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