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论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
【副标题】 以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为例【作者】 赵娟*
【分类】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法【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22(秋季卷)【总期号】 总第22卷
【页码】 111
【摘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市场、法治已经成为公法学者讨论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词。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机制的稳定与顺利运行,离不开一种由法律调控所提供的普遍秩序。法治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积极作用。不同于立法和司法分支,“行政政府”在政府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了具体而繁重的任务,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必要手段也日益膨胀,与此相对应,作为法治核心内容的行政法治也经历了时空的变迁。控制行政权、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的主要特征。这其中,美国的经验具有典型性。本文主要以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为例,探讨了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作用,以期为中国提供某种借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90    
  一、引言
  “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经济学家把理解赞成或者反对某项政策的各种意见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一个理由。{1}事实上,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制度安排的得失不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也是包括法学在内的多门社会科学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当然,法学研究尤其是公法研究更加关注法治——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制度安排也是政府政策选择的根本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也许,所有问题都应该从政府的存在谈起。政府为什么存在?对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回答。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从来就有的”,人民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设立政府,同时,政府的权力也不是无所不包的。因此,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政府是立宪政府,其最根本的原则是“有限政府”原则: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宪法授予的范围并且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政府不应该是无所不为的,而应该是“能不作为就不作为”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显然,立宪政府的“政府权力的最小化配置”是与市场经济的自由本质相契合的。市场经济以其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势,成为最具效率的机制。建立在自愿交换和自愿合作基础上的自由选择和分散化决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和真正的市场竞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保持其竞争与效率的强大生命力。保障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然而,市场经济在其“自然演化”过程中逐渐暴露了它的缺陷:经济危机、垄断、社会的两极分化,等等。“市场可以做许多事,但不能做好每一件事”,“市场失灵”成为政府有所作为的契机。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即公共物品、外部效应、不完全竞争与不充分信息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正当理由。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受到了挑战。确实,没有哪个组织能比政府更适合担当起“力挽狂澜、救市场于水火”的重任。一时间,“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并纷纷为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可是,政府真的能“为市场所不能为”从而自觉地为公共利益服务吗?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中人同样是“理性人”,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同样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滞胀、低效、寻租、腐败等种种弊端使得人们接受了另外一个名词:“政府失败”,与此同时,经济自由主义又以新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上演了一幕幕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活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不变的主题。
  但是,无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何种方式出现,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如何转换,它们都是发生在法治这个“舞台”上。{2}法治是同时作用于市场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对于市场而言,法治为市场活动提供了公开与普遍适用的法律秩序与实施机制,使得为数众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合作生产与交换而形成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在大规模范围内获得实现,市场活动成为一种体制化、按规则进行的可持续的创造性活动,法治保证了“市场之树常青”。对于政府而言,法治的根本点在于使得“有限政府”的宪政原则能够实现,如在其他领域一样,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行为也必须具有法定的依据和合理的目的。换言之,法治为政府的“一切作为”确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成为政府介人经济活动、选择和确定政策的根本准则。法治把政府干预行为损害市场理性的危险性降低到最小程度。经验证明,政府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各有利弊的,而法治为这两种配置方式的趋利避害提供了可能性。
  就发达国家的实践而言,“行政政府”在政府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了具体而繁重的任务。{3}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必要手段,行政自由裁量权日益膨胀,“行政国家”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与此相对应,作为法治核心内容的行政法治也经历了时空的变迁。控制行政权、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的主要特征。{4}这其中,美国的经验具有典型性。通过对美国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探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过程,看到公法为回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并且正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在社会发展中得以不断地调整一样,这种努力也将持久地继续下去。
  二、市场经济的法治条件:一般经验
  西方法治传统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早在马克思?韦伯时代就已成了定论。经典社会学理论家韦伯第一次系统分析了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韦伯指出:通过允许各个个体有预见性地去管理他们的交易,理性的法律系统在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认为,“现代流通的速度要求有一种迅速而可靠地发挥其功能的法,也就是说,一种由最强大的强制权力所保障的法,而首先是现代经济,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消灭了曾经是法和法的保障的体现者的其他团体。这就是市场发展的杰作。一方面,市场社会化的普遍占统治地位,要求法应具有一种根据合理的规则可预计的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将看作是市场社会化的典型倾向的市场的传播,由于其固有的内在的一贯性,通过一种普遍主义的强制机关,摧毁一切分立的、往往是建立在经济垄断之上的等级的和其他的强制机构,有利于一切‘合法的’强制权力的垄断化和统辖。”{5}根据韦伯的总结,在西欧特殊的宗教、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它把高度的法律分化即法律的自主性和在法律判决的过程中对预先存在的一般规则的依赖即法律的普遍性结合在一起。这种理性的法律制度通过合同法使权利得到保证,通过票据法和代理法促进了商业的流转,通过税法激励了企业的投资。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于资本核算,而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通过预计、管理和赢利三种方法推动了资本家的合理活动。从而促使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6}因此,第一代研究法律和发展的学者从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抽象出一个结论:因为理性的法律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现代的政策制定者要致力保持经济增长,必须促进法治。{7}
  在当代,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运用交易成本这一分析工具进一步阐释了法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根据新制度学派的分析,市场经济运转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各种“摩擦”,“为了进行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8}而过高的交易成本将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诺斯等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对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发展的研究结果显示,保护个人产权的法律、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执行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制度基础,{9}从而使得个人之间的交易的代价大大降低。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个人之间在更大范围内的交易就是通过这种制度来保证的,因为它以较低的成本保证了个人契约的有效实施。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已成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法治是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环境因素,它作为一种资源在管理和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法治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影响社会财富的生产和资源配置。“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10}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这样评价制度的作用:“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总体上看,市场机制的稳定与顺利运行,离不开一种由法律调控所提供的普遍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化、按规则进行的可持续的创造性活动,而任何能实际运行的体制都以一种可靠的实施机制为前提。市场经济涉及到为数众多的主体积极参与合作的生产与交换,并主要通过这些主体之间的相互调节而自动获得完成。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这些活动主体之间自愿形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互惠关系,从而产生了有关权利与责任分配的契约。如果没有一种公开与普遍适用的法律秩序及可靠的实施机制,那么这种权利与责任关系就不可能在大规模范围内获得实现。市场活动的多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其有效调控必须通过法治——而非人治——才能实现。{11}
  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健全的法律体制将给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未来规划带来确定性和可测性。一个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系列仅为了对付一时性变故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恰性和连续性。这样,人们在为将来安排交易或制定计划的时候,就会无从确定昨天的法律是否会成为明天的法律。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如果不为人知而且也无法为人所知,那么就会成为一纸空话。由于过分变动和时常变化的状况会导致法律的朝令夕改,所以这些状况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是不相符合的。{1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法律信条的稳定性出自它们具有社会可欲的后果。”{13}在霍尔姆斯看来,“所谓法律义务无非是这样一种预测,如果有人做了或未做某事,他将因法院的判决而承当这种或那种不利后果——法律权利与此类似。”法律的稳定性以及所具有的法律“预测功能”使得人们在作出自己的行为前,仔细考虑此行为可能的成本即代价,然后作出选择。而这一点对于经济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变革时,采取了鼓励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它们建立法治以吸引私人投资,创造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投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商业风险能够被理性地估计、财产权能够受到保护、契约责任能够得到履行。更加通常的状况是,经验支持了这样的命题:法治是必需的,它给予政府承诺以可信性并且使得可适用的规则具有可靠性和可强制实施性。而这些,又能够反过来导致较低的交易费用、较大的资本流人和竞争领域标准的稳定,由于这个经验,最近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献已经较多地强调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强调通过确立和维护一个适当的和实用的法律框架以保持良好的制度。{14}
  三、法治与行政自由裁量权:合法性与效率之间的张力
  如上所述,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法治条件。然而,过分确定、一成不变的法律又往往会成为少数人保护其既得利益、阻碍社会新兴势力发展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又可能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敌人。因此,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必要的。
  从一般意义上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根源于法律(主要是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法律规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概括性与针对性、稳定性与变动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律语言的有限性和模糊性与法律明确性之间的矛盾。这些局限性是法律自身难以克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百孔千疮”的。法律不可避免地会留下“空隙和漏洞”。这些空隙和漏洞给了执法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如果说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律将空隙和漏洞留给了法官,那么,对于行政执法者而言,这些法律的空隙和漏洞带给了他们行政自由裁量权。{15}
  就行政法领域而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张则有其特殊的背景。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最为典型。
  拥有国会通过法律授予的包括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在内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独立行政机构的设立被称为美国行政法起点。{16}根据斯图尔特教授的总结,行政自由裁量权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立法机关可能授权某个行政机关在特定领域承担完全责任,并且明确指出,在这个领域内,行政机关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其二,立法机关可能发布旨在控制行政机关的选择的指令,但是,由于这些指令的概括性、模棱两可性或含糊性,它们并没有明确限定针对具体情形应作什么选择。{17}这两个来源在行政法的传统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美国传统的国家权力关系是“三权分立”的结构。分权制度就宪法设计而言,其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力的垄断化,而这种垄断的潜在成本比任何其他的垄断要高得多。美国宪法的创制者们审慎地在政府各主要部门之间进行了分权,在他们看来,那种通过将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结合于一体而取得的效率是无效率的,因为它造成了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18}但是这种对效率的忽视受到了时间的挑战。面对科技、经济等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政府对于市场经济干预的需要,由国会将所有法律应该规制的事情详细无余地制定出来再由行政机构去执行,则成本太高,具体来说是立法的成本太高。{19}与立法的高成本相比,扩大行政权、由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去完成既定目标的成本则要低的多。所以,法律通过“无固定内容的标准和一般性条款”、“授权立法”让行政立法细则化、具体化,使行政机关拥有了广泛的自由裁量的权力,特别是行政立法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会以最具概括性的立法指令把权力一揽子授予大量新成立的行政机关后,上述标签(指给行政自由裁量权冠以“准司法”或者“准立法”的名称。)再也无法将广泛而又新颖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掩藏在身后了。”{20}
  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从其产生之日起就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或者说是与法治之间的矛盾问题。与立法的滞后性、司法的被动性相比,行政具有广泛性、直接性、具体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而效率是行政活动最根本的要求,效率是行政的生命,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为行政效率所设置,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为行政的效率追求的必要手段。足够的强而有力的权力是效率的保障,尤其是在在行政管理事务日趋广泛复杂、具体多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社会关系及事务的复杂化,迫使人们改变了对行政机关执行性权力的理解,执行法律不仅是指采取具体行动,也包括制定次级的抽象规范及政策,立法机关的工作方法在行政机关的执行工作中完全适用。”而“行政权的执行性特征,使行政权与具体社会直接相联,这迫使行政权面对社会的持续变迁与复杂化,由此,行政权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使方式进行调整,以便以各种灵活机动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达到国家设立行政权的目的。”{21}而行政自由裁量权“自由”性、灵活性、选择性的特点,使得它的运用为行政权的“谋化禀赋”的发挥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22}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本质是行政权,它意味着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管理某种事项、作出某种行为的权力,但是对于相应管理行为的具体内容、范围、形式、实施方法甚至行为的条件、时间等都未加以确定,行政机关和行政官员享有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和决定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广泛自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选择性特征可以激发行政官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以适应“永不停顿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在经济秩序的建构和调整过程中,需要政府运用自由裁量权,最恰当的方式干预国家经济生活,发挥其功能,从而协调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现实社会的各种矛盾和要求,以服务于法律的目标和政府的目的。但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选择性往往带来随意性和某种程度的“恣意性”,极易成为“脱缰的烈马”,给公民的权利造成损害。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控制其消极的一面,使其“合目的性”。在这个意义上,行政自由裁量权与法治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效率与合法性之间的张力。{23}
  四、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以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为例
  (一)传统时期的简单职能与方式:行政法的合法性原则表达了行政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
  在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时期,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是传统行政法的职能。在这一时期,政府在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事实上,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不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因此,行政作用的领域仅仅限于国防、外交、治安(警察)和税收等方面,行政的方式也相当简单。而这种以“无为而为”为特征的“秩序行政”使得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数量、范围都是很小的。
  在美国,虽然19世纪末期的进步党人改革运动,开始了政府对私人商业(主要限于铁路公司)的一系列管制,陆续建立了一批独立管理机构,政府的行政权力开始触及到经济调控领域。但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仍是当时占支配性地位的法哲学,{24}同时保守的最高法院运用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裁决开始关照“社会正义”的国会立法违宪无效。{25}“一系列原理和技术要求得到发展,以协调新兴的政府权力主张与长期存在的对私人自由之关怀,而这种协调所使用的各种控制方式既限制这种权力又使其合法化”。这一系列的原理和技术构成了美国行政法的传统模式。自由主义宪政理论要求行政机关对私人所实施的任何制裁都必须由立法机关给予授权,授权的方式是制定控制行政行为的规则,并且,根据禁止委代原理,立法机关必须颁布规则、标准、目标或某个“可理解的原则”以指引行政权力的行使。同时,简单的职能和少量的事务使得行政管理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特点,从而立法机关也能够制定出具体而详尽的规则以对行政行为给出明确的指引,{26}由上可见,“行政法的传统模式将行政机关设想为一个纯粹的传送带(transmission bet),职责是在特定的案件中执行立法指令。”{27}
  在行政法的“传送带模式”下,行政合法性原则是对行政的基本要求。根据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政治理论,国家对于个人自治领域的侵入,必须得到个人的同意,这种同意被认为是通过民主的政治过程所给予的。行使强制性政府权力的唯一合法基础在于社会合意,而达成合意的过程在立法机关那里得以制度化,因而,“不受选民控制的行政官员对私人自由的侵入,由该模式予以了合法化,所采取的方式是确保此类侵入受命于一个合法的权力来源——立法机关”。{28}由于立法机关是代议制民主的产物,代议制民主本身是推定为能够表达公共利益的,它能够反映社会发展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在名副其实的代议民主制下,能够通过选举控制把立法官员滥用权力、偏离公共利益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在立法通过选举的控制而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只要保证行政行为符合立法要求,也就保证了它符合公共利益。但是,立法的目标并不能够通过立法文字而自动实现,法律的效力必须通过行政官员的具体的行政行为而获得实际效力。因此,由于立法表达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行政行为过程中,符合法律,就是符合公共利益。要求行政符合立法,实际上就是行政行为要符合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行政行为的违法,就是侵犯了公共利益。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政府官员也是自利的“理性人”,他自身并没有理性动机去自觉地履行公共职能,因此,要有适当的约束规则,才能使得官员的理性动机和公共利益相吻合。在一个法治国家,要保证政府官员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相一致,首先必须保证所制定的法律符合公共利益,然后迫使行政官员如实地执行法律以实现公共利益。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自身的合理性。
  (二)罗斯福新政时期:“专家知识模式”下理性官僚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传送带”模式的立法与行政之间的运作过程不能适应新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达到鼎盛时期后开始向其反面转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市场暴露出它的局限性,经济危机、垄断、通货膨胀、失业等严重阻碍了经济自身的发展,而且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特别是席卷西方世界的20年代经济大萧条,引起了资本主义治道方式的深刻转变。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失灵的明证,是“自由放任主义”神话破灭的标志。人们把克服市场内在缺陷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因为除了政府之外,任何一个人、企业或组织都没有能力和权威来承担这样的任务。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积极干预其经济生活提供了正当性根据,也为行政法职能的演变提供了经济学基础。行政权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行政权不再是社会经济社会中的“外在变量”,而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变量”;政府不再是消极的“守夜人”,而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者;国家也不再是“保护性国家”而是“生产性国家”或称“福利国家”。
  而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形成和为西方国家接受之前,在美国,受命于危难之时的罗斯福政府就进行了新政改革,这一改革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以至于被认为实现了一场“不流血的宪政革命”。{29}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总统和国会成功地对经济实行了全面与系统的干预,在诸多新领域内建立了相关的行政调控机构。且行政活动主要诉诸于“命令与控制”的管制方法,其中政府对于私方当事人的行为施加了大量的细节性的义务要求(作为或不作为)。{30}由于国会的立法授权,行政调控的立法权被转移到总统和新增加的独立管理委员会。行政权力,更确切地说是大量的、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决定性的扩张。新政的拥护者们以“专家知识”模式对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行政权力作了合法性的辩护。他们认为:如果行政机关要成功地履行其计划和管理职能,恢复他们所负责的各个经济领域的繁荣,就需要有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的角色就如同有着确切目标的经理或规划人员。如果行政目标可以借助于来自专门经验的知识而予以实现的话,“专家知识”似乎就可以作为解决自由裁量权问题的方案而得到提倡。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行政官员更多的只是享有表面上的自由裁量权,而非真正的自由裁量权,政策的制定仅仅是所要实现的目标和现实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在寻找实现既定目标的最佳方式时,可能存在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专家知识”模式的理念在于:行政官员不是政治型的而是专家型的,行政过程带有高度的技术性主要是独立于政治的精英管理过程,并且公共行政有着客观的基础,在现有资源和既定目标之间存在着一条确定最优的道路,而行政官员凭借着其专门知识是能够发现这条道路的,自由裁量权是可以受制于一个清晰可知的目标、现实世界和一种有效技术的。{31}
  罗斯福新政时期,理性化的官僚机构和各个领域的专家成为行政调控的组织保障。对于理性的官僚机构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韦伯曾经作过详细的论述。韦伯认为,与传统型的统治和魅力型的统治类型相比,合法型统治的最纯粹的类型是那种借助官僚特征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这种统治的优越性在于其的“强大手段”即专业知识,专业知识的不可或缺是受货物生产的现代技术和经济制约的,不管这种生产是按资本主义方式,还是社会主义方式,如果要达到同样的技术效率,那只能意味着极大地提高专业官僚体制的意义。{32}根据韦伯的分析,官僚制度具有这样的特点:(1)实现能够产生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把管理作为一种职业;(2)有区分上下级关系的等级制度;(3)按规律组织各项工作;(4)以技术和法律为标准作出决定;(5)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的非个人化;(6)职位的提升根据资历和德行,而不是根据与组织效率无关的因素。这些特点决定了官僚制度的高效率。韦伯观察到,这种现代官僚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规则化(法律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而理性化的官僚阶层与严守职业道德、循规蹈矩的行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此,我们可以看出,韦伯实际上讨论的是行政法治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虽然他并没有明确地使用行政法治这个概念。
  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些最显著的经济调控和社会福利机构。其中证券交易委员会管理全国的股票市场;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被授权保护工会的形成和集体谈判的进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调控全国的金融机构;等等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9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