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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大陆法系的信托立法
【副标题】 若干国家与地区尚未确立信托制度的原因【作者】 张淳*
【分类】 信托、信贷法【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22(秋季卷)【总期号】 总第22卷
【页码】 224
【摘要】 就信托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安排而言在大陆法系中已形成了五种立法模式,在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有若干基本规定是从英美信托制度中继受而来,另有若干基本规定则是由有关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机关所独创,信托现象存在的不够普遍以及合同制度与代理制度的存在应当被认为是在若干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尚未确立信托制度的基本原因。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78    
  信托制度早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前便已为所有的英美法系国家与地区所确立;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至今这一制度也已为若干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所确立。就这些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的信托立法而言,其在模式与内容两方面同英美信托立法相比较均显得极具特色。然在目前在大陆法系中毕竟有相当多的国家与地区尚未确立起信托制度。为了引起我国法学界对存在于若干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的信托制度的整体关注,也为了对众多的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至今尚未确立信托制度的原因作带尝试性质的说明,笔者特写作本文。 一、大陆法系信托制度的立法模式
  依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观念,信托法属于民法范围。由于对信托性质的看法不同,致使在大陆法系中已经确立起信托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对该制度的立法安排上也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就信托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安排而言,在大陆法系中已形成了五种立法模式:
  (一)通过在民法典的合同法部分中将“信托合同”规定为一种典型合同的方式确立起信托制度
  这一立法模式以信托属于合同关系为出发点。菲律宾便是采取这一立法模式的典型:《菲律宾民法典》第四编之名称为“债与合同”,其中第四章之名称即为“信托”;该章共有十八条(第1440—1457条),其中主要对信托的基本类型与产生方式以及对不同类型之信托的存在的证明等事项作了规定;尽管该章在内容上显得不够完备,然信托制度存在于其中则属确定无疑。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对这一立法模式的重视:尽管至今尚无信托制度,但若干年来该国一直在考虑在《法国民法典》中增加一个规定信托制度的章节,1992年的一项法律草案将信托界定为一种合同并在这一界定的基础上对信托制度作了设计;{1}可以推论此项草案一旦成为法律则意味着信托制度将被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并被冠以“信托合同”之名称且还将被作为合同制度的一种而纳入《法国民法典》的合同法部分中。通过釆取这一立法模式所确立的信托制度严格说来只能够被视为属于合同法范围的信托合同制度,且它只能够适用于合同信托即以合同形式设立的信托,而并不能够适用于遗嘱信托即以遗嘱形式设立的信托和以除合同与遗嘱外的其他民事行为设立的信托。可见由这一立法模式所派生的信托制度在适用范围上显得过于狭窄;就采取这一立法模式确立其信托制度的国家而言,要使存在于其境内的遗嘱信托和以除合同与遗嘱外的其他民事行为设立的信托能够得到法律的有效调整,还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门的信托立法。
  (二)通过在民法典的法人法部分中将“信托”规定为一种财团法人的方式确立起信托制度
  这一立法模式以信托具有法律主体的属性为出发点。埃塞俄比亚便是采取这一立法模式的典型:《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一卷第三编实际上为法人编,该编第三章之名称为“财团”,其中第三节之名称即为“信托”;存在于该节中的该法典第516条规定:“信托是用以将特定的财产组成一个由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指示进行管理的自主的实体的制度”,由此条便可以发现该法典将信托制度纳入法人编中的原因或日立法理由;该节共有二十九条(第516—544条),其中主要对信托的产生方式、受托人的产生方式与数量、受托人的辞任与解任以及权利义务、信托财产对债权的清偿以及信托终止等事项作了规定。通过采取这一立法模式所确立的信托制度属于法人法范围,且它还具有信托制度与法律主体制度的双重性质:从其能够被适用以调整信托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因这一调整的有效进行致使委托人设立信托之目的将能够通过受托人的行为得以实现角度看它属于信托制度,从其能够被适用以调整作为法律主体的信托与作为该主体之管理机构的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并因这一调整的有效进行致使前者在存续期间因后者的行为受到有效约束从而能够处于正常之存在状态角度看它属于法律主体制度的范围;不仅如此,这一信托制度既可以与合同制度、也可以与属于财产法范围内的各项制度相并列而独立存在,而并不从属于这些制度;且该制度在适用范围上还既包括合同信托,又包括遗嘱信托和以由法律允许采用的除合同与遗嘱外的其他民事行为设立的信托。
  (三)通过在民法典的财产法部分中将“信托”规定为一种财产管理方式确立起信托制度
  这一立法模式以信托为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方式为出发点。加拿大魁北克省便是采取这一立法模式的典型:《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第四卷之名称为“财产权”,该卷第六编之名称为“由划拨形成的确定的财产”,该编第二章之名称即为“信托”;该章共有三十八条(第1260—1298条),其中主要对信托的性质、信托的产生及其成立时间、信托的种类与期限、受托人的产生与职责、受益人的权利及其行使、委托人对有关权利的保留、信托的监督、信托的变更与终止等事项作了规定。通过采取这一立法模式所确立的信托制度属于财产法的范围,它既独立于法人制度,又独立合同制度;尽管其为财产法中的一项制度,但这一信托制度却系与属于该法范围内的其他各项制度相并列而独立存在;且该制度在适用范围上也是既包括合同信托,又包括遗嘱信托和以由法律允许采用的除合同与遗嘱外的其他民事行为设立的信托。
  (四)通过在民法典关于规定捐赠财产的部分中将“信托”规定为对这种财产的一种管理方式确立起信托制度
  这一立法模式也以信托为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方式为出发点。列支敦士登便是采取这一立法模式的典型:《列支敦士登民法典》第三卷即“自然人与公司”卷中的第四编是专门规定与对简单的法律共同体的规制和对来自于自然人与公司的特殊的捐赠财产的管理有关的事项的一编,该编第十六章第一节之名称即为“信托”;该节共有三十六条(第897—932条),其中主要对信托的产生与终止、信托登记、受托人的产生方式、受托人的辞任与解任以及由其他事由所致其职责终止、信托财产的范围与运用及其对债权的清偿、信托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信托的监督以及涉外信托的法律适用等事项作了规定。通过采取这一立法模式所确立的信托制度严格说来既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主体法范围又属于财产法范围,且它也是既可以与合同制度、又可以与属于财产法范围内的各项制度相并列而独立存在;不仅如此,这一信托制度在适用范围上也既包括合同信托又包括遗嘱信托和以由法律允许采用的除合同与遗嘱外的其他民事行为设立的信托;然根据该制度的精神,任何信托无论系因何种民事行为设立均必须以来自自然人或法人的捐赠财产为信托财产从而才能够成为本制度的适用对象(通过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各种立法模式确立的信托制度均无此适用对象方面的限制——笔者注)。可见由这一立法模式所派生的信托制度在功能与效益的发挥方面将受到较大限制;就采取这一立法模式确立其信托制度的国家而言,要使存在于其境内的以非捐赠财产为信托财产的信托能够得到法律的有效调整,还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门的信托立法。
  (五)通过制定具有民事单行法性质的信托单行法的方式确立起信托制度
  这一立法模式以信托为一种特殊的、不能够被合同关系、遗产管理关系或者以除合同与遗嘱外的其他民事行为设立的财产关系所包容的财产关系为出发点。日本便是采取这一立法模式的典型:《日本信托法》是一部由该国制定的具有民事单行法与信托普通法性质的信托单行法;该法共有七十三条,其中主要对信托的产生以及为法律所排斥的信托目的、受托人的产生方式、信托财产的范围与管理及其添附、受托人的辞任与解任以及由其他事由所致其职责终止、信托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信托的终止与监督以及公益信托等事项作了规定。在大陆法系中通过采取这一立法模式来确立其信托制度的还有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以及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在《日本信托法》出台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也先后仿效日本并通过采取这一立法模式制定了在该国与该地区适用的在性质与制度构成之范围上与《日本信托法》完全或者基本相同的信托单行法;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甚至还通过采取该模式制定了在本州适用的具有民事单行法性质的信托法典。通过釆取这一立法模式所确立的信托制度,记载它的信托法已成为一个与财产法、法人法、合同法以及自然人法、亲属法、继承法、侵权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与保险法相并列存在的独立的民法部门,且这一信托制度在适用范围上同样也是既包括合同信托,又包括遗嘱信托和以由法律允许采用的除合同与遗属外的其他民事行为设立的信托。
  尽管在大陆法系中有许多国家和地区至今尚未确立起信托制度,然信托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与财产关系在它们的领域内却是确定无疑地存在着。1985年,具有国际私法性质的《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和承认的公约》出台;目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已有法国、意大利、荷兰、卢森堡、塞浦路斯与马尔他等国参加了该公约,这便将确立本国的信托制度提上了这些国家民事立法的议事日程;在尚未参加该公约的国家和地区中,也有一些正在起草或者正在考虑起草其信托法。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信托制度的确立而言,上述五种立法模式无疑将为它们所分别采用。
  二、大陆法系信托制度对英美信托制度的继受:对存在于它们中的具有共性的基本规定列举及其论述
  在每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的信托制度中均有若干基本规定与存在于英美信托制度中的相应规定在内容上基本相同,只是这一相同点就这些大陆法系信托制度而言却是各有区别。然通过对在内容上相对完备且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列支敦士登、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信托制度的审视便可以发现,有一些基本规定既存在于英美信托制度中也均存在于这四个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制度中且它们在内容上还基本相同;故有理由将此点视为整体意义上的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与英美信托制度在基本规定方面的共性,这一共性正是前者继受后者的典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体现。下面将对存在于美国信托制度与这四个大陆法系国家信托制度中的具有共性的基本规定加以列举并在这一列举的基础上对大陆法系信托制度对英美信托制度的继受作适当论述:
  (一)关于对信托设立方式与受托人产生的规定
  在各国经济生活中为人们所最经常运用的设立信托的方式主要是合同与遗嘱。《美国信托法重述》确认合同与遗嘱为委托人设立信托的两种合法方式:其第17条实际上将委托人在生存期间通过转移财产权于他人以设立信托与委托人通过遗嘱转移财产权于他人以设立信托纳入为其所规定的设立信托的合法方式的范围;{2}前面一种信托设立方式在美国信托法上恰恰被视为委托人通过合同设立信托。{3}《日本信托法》第2条虽然仅将遗嘱列举为设立信托的合法方式,然该法却一向被解释为既允许委托人通过遗嘱设立信托也可以通过合同设立信托;{4}《列支敦士登民法典》第899条与第910条第1款、《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517条、《中国信托法》第8条第2款则明确规定或者实际确认合同与遗嘱均属于委托人设立信托的合法方式。设立信托的合同与遗嘱在信托法上被分别称为信托合同与信托遗嘱,它们均属于具有民事行为性质的信托行为的范围。依前述各国信托制度的共同惯例,在信托由信托合同设立情形下,受托人系通过与委托人订立该合同的方式产生;在信托由信托遣嘱设立情形下,受托人则系因接受委托人在该遗嘱中指定的方式产生。
  (二)关于对受托人辞任的规定
  受托人辞任是指由受托人自己辞去其所承担的执行信托之职责。为《美国信托法重述》第106条确认的受托人辞任规则的内容是:受托人原则上不可以辞任信托行为另有规定或者经法院许可或者受益人同意的除外。受托人辞任规则也存在于《日本信托法》与《中国信托法》中:这一规则在前者第43条中被规定为“除信托行为另有规定外受托人非经受益人及委托人同意不得辞去萁任务”,在后者第38条中被规定为“设立信托后经委托人和受益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辞任”;可见存在于这两项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的这一规则与存在于美国信托制度中的同一规则在内容上基本相同。受托人辞任规则同样存在于《列支敦士登民法典》与《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依前者第908条第1款的精神受托人原则上不可以辞任信托行为另有规定或者其执行信托在一年以上的除外,依后者第521条的精神受托人原则上不可以辞任但其有合理理由或者其执行信托在十年以上的除外;可见存在于这两项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的这一规则在确认受托人原则上不可以辞任这一点上与存在于美国信托制度中的同一规则相同,两者的差异仅存在于关于允许其辞任的例外规定的内容上,然这一差异属于非本质性差异。
  (三)关于对受托人解任的规定
  受托人解任是指受托人被其他信托当事人或者有关国家机关解除了其所承担的执行信托之职责。为美国信托法确认的受托人解任规则的内容是:法院在有正当理由情形下并经受益人申请可以将受托人解任,受托人违背其职责以及其他能够使信托陷于危险境地的事由均可以成为法院解任受托人的正当理由。{5}受托人解任规则也存在于《日本信托法》、《列支敦士登民法典》、《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与《中国信托法》中:《日本信托法》第47条规定在受托人违背其职责或者有其他事由时法院可以因其他信托当事人请求将其解任,《列支敦士登民法典》第929条第3款规定如果某一受托人违背其职责则法院可以根据其他受托人或者受益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在听取了其他信托当事人的意见后并在以前进行过劝诫的基础上将其解任,《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522条规定法院在有正当理由情形下并经其他信托当事人申请将受托人解任,《中国信托法》第23条则规定凡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则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行为的规定将其解任或者申请法院将其解任。显然,存在于这些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的受托人解任规则与存在于美国信托制度中的同一规则在内容上基本相同。
  (四)关于由受托人职责终止引起的对新受托人选任的规定
  所谓受托人职责终止在信托法上意味着某人的受托人身份归于丧失从而其不再能够继续担任受托人。从事实角度看,受托人辞任、解任、死亡、终止(解散)均必然导致其职责终止;依各国信托法的共同惯例,受托人丧失行为能力与破产也是能够导致其职责终止的事由。《美国信托法重述》第108条规定:在信托成立后凡单独受托人或者多数受托人中的一人因故职责终止则可以由法院或者由信托行为授权的人选任新受托人。此条是一项能够统一适用于由任何一种事由致使受托人职责终止所引起的对新受托人选任的一般规定,与此性质相同的规定也存在于《日本信托法》中:其第49条规定:当受托人职责终止时法院可以因利害关系人请求选任新受托人信托行为另有规定的除外。《列支敦士登民法典》是以三项条款分别规定由不同事由致使受托人职责终止所引起的对新受托人的选任:其第908条第4款规定:凡受托人辞任则应当由信托登记机关通知法院并由法院选任新受托人但信托行为中规定有继任受托人且该人愿意且有能力担任受托人的除外;第909条规定:凡受托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终止、破产则应当分别由其继承人、监护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人、破产管理机构通知法院并由法院选任新受托人,受益人也可以向法院为这一通知;第929条第3款规定:法院在因受托人违背其职责将其解任的同时可以推动其他信托当事人或者依职权选任新受托人。《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则是只以两项条款规定这种对新受托人的选任:其第520条第2款规定:受托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由委托人授权的人选任新受托人如果该人不存在则由法院选任新受托人;第522条规定:法院在基于正当理由将受托人解任时应当根据其他信托当事人的申请选任新受托人。可见存在于前述各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的关于由受托人职责终止引起的对新受托人选任的规定与存在于美国信托制度中的同一项规定具有以下相同之处:其一,均确认在受托人职责终止时信托原则上并不随之归于终止而是仍将继续存在;其二,均规定在受托人职责终止时应当选任新受托人来继续执行信托;其三,均将选任新受托人的权力授予法院。《中国信托法》也像《美国信托法重述》那样以一条一般规定来解决在由受托人职责终止所引起的对新受托人的选任问题:其第40条规定:在受托人职责终止时由其他信托当事人依照法定顺序选任新受托人信托行为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存在于中国信托制度中的关于由受托人职责终止引起的对新受托人选任的规定,与存在于美国信托制度中的同一规定,虽然在规定由何人行使选任权这一点上有重大差异,但在确认在受托人职责终止时信托原则上并不随之归于终止而是仍将继续存在与规定在此时应当选任新受托人来继续执行信托这两点上却属相同。
  (五)关于对受托人在执行信托方面的基本义务的规定
  受托人在执行信托方面的基本义务主要有:(1)亲自执行信托义务,这一义务确认只要法律或者信托行为有此要求则受托人必须以自己的运筹与行动来管理信托财产与处理信托事务,而不可以委托他人代理;(2)忠实于受益人义务,这一义务认为受托人不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以使自己处于同受益人的利益相冲突的立场,{6}它要求受托人在执行信托过程中只能够为受益人谋取利益而不能够为自己谋取利益;(3)谨慎执行信托义务,这一义务要求受托人必须以善良管理人的谨慎、注意与技能来管理信托财产与处理信托事务;(4)分别管理信托财产义务,这一义务要求受托人必须对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进行管理,而不能够使这两种财产发生混同;(5)建立信托账目义务,这一义务要求受托人必须就信托财产管理与信托利益收取及其支付情况建立账目;(6)告知信托执行情况义务,这一义务要求受托人必须按照法律或者信托行为规定的时间将与信托财产管理及信托事务处理有关的情况告知受益人以及其他信托利害关系人。《美国信托法重述》第171、170、174、179、172、173条分别赋与受托人这些义务;《日本信托法》第26条第1款、第9条与第22条及其第20283940条与《列支敦士登民法典》第919条第5款、第925条、第922条第1款、第922条第4款、第923条第1款、第923条第2款以及《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516条、第531条、第525条第1款、第525条第2款、第534条第1款、第534条第2款与第535条和《中国信托法》第30、26—27、25、29条及其第33条第1款、第33条第1款也同样分别赋与受托人或者确认其负有这些义务;{7}就存在于这些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的这些规定而言,除其中对于(1)义务的规定与《美国信托法重述》中的相应规定在内容上带有一定的非本质性差异外,{8}对于其他各项义务的规定与《美国信托法重述》中的相应规定在内容上均基本相同。
  (六)关于对以信托财产清偿受托人个人债务的禁止的规定
  受托人个人债务在信托法上特指由受托人负有的与执行信托无关的债务。美国信托法对信托财产与这种债务的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个人债务并无法律上的联系,这种财产不能够被用于清偿这种债务,不能够出于为了这种清偿之目的将它强制执行。{9}存在于该法的这一态度中的关于禁止以信托财产清偿受托人个人债务之规则在《日本信托法》第16条与《中国信托法》第17条中是以“除对基于信托前的原因就信托财产所产生的权利的满足或者就执行信托所产生的债务的清偿外不得对这种财产强制执行”的规定所体现,在《列支敦士登民法典》第915条中是以“在针对受托人个人的权利保全程序、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中该受托人的债权人对信托财产无请求权”的规定所体现,在《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536条中是以“受托人的债权人对信托财产不享有任何权利”的规定所体现。
  (七)关于对受托人的费用补偿权的规定
  受托人的费用补偿权是指受托人对其在执行信托过程中所垫付的有关费用进行补偿的权利。《美国信托法重述》第244、249条确认受托人享有这一权利,并规定其对该权利既可以向信托财产行使在其与受益人有约定情形下还可以向该人行使;《日本信托法》第36条与《列支敦士登民法典》第920条也确认受托人享有这一权利,只是前面一条规定受托人对该权利既可以向信托财产行使又可以向受益人行使,后面一条则规定受托人对该权利除可以向信托财产与受益人行使外还可以向委托人行使,并且这两条均并未将存在约定规定为受托人向受益人或者委托人行使该权利的条件;《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532条与《中国信托法》第37条第1款同样确认受托人享有这一权利,只是前面一条并未规定该权利的行使对象后面一条则仅将信托财产规定为该权利的行使对象。可见这些大陆法系信托制度在确认受托人享有费用补偿权这一点上与美国信托制度相同,两者的差异仅存在于关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对象与行使条件方面,然这一差异也属于非本质性差异。
  (八)关于对受托人违反信托的责任的规定
  受托人违反信托的责任是指受托人因违反在执行信托方面所负有的义务并由此致使信托财产遭到损失从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它主要以赔偿损失为承担方式。《美国信托法重述》第205条规定凡受托人违反信托致使信托财产遭到损失则其应当承担责任。此条是一项关于受托人违反信托之责任的一般规定;此项一般规定也存在于《列支敦士登民法典》与《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依前者第924条与后者第533、2211条的精神凡受托人违反信托致使信托财产遭到损失其也应当承担责任;《日本信托法》与《中国信托法》则是通过授予其他信托当事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方式确认存在于此项一般规定中的受托人之责任:前者第11条与后者第22、49条均规定:凡受托人违反信托并致使信托财产遭到损失,委托人与受益人均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或者恢复原状。
  (九)关于对信托终止及其事由的规定
  信托终止一般是指处于存续状态的信托因一定事由的发生而自然终止即无须经过信托当事人的行为而终止,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由信托法规定。美国信托法确认信托将因特定事由发生而终止:《美国信托法重述》第334、335条将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列举为:信托期间届满、信托行为规定的终止事由发生与信托目的不能实现(包括事实上的不能实现与法律上的不能实现);此外,信托目的已经实现在美国信托法上也可以作为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成立。{10}大陆法系信托法同样确认信托将因特定事由发生而终止;其中《日本信托法》第56条与《中国信托法》第53条均将信托行为规定的终止事由发生、信托目的不能实现与信托目的已经实现列举为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列支敦士登民法典》第906条第1款将信托行为规定的终止事由发生与作为信托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的信托财产灭失且无补充财产列举为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542条则仅将信托期间届满规定为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以上所述表明仿佛为这些大陆法系信托制度所列举的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在种类上要少于美国信托制度;然此点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依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信托期间与由信托行为规定的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一样也是由这种行为规定,故这一期间届满与这一事由发生将导致信托终止乃是委托人意思的体现,因而即便某一大陆法系信托制度没有将它们列举为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依这一法系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无论是信托期间届满还是信托行为规定的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发生均仍然能够导致信托终止;至于信托目的不能实现与信托目的已经实现,由于这两种事实均系以致使信托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不能继续运作为必然结果,而凡不能继续运作的信托则均不能继续存在从而只能归于终止,故即便某一大陆法系信托制度没有将它们列举为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有关的审判实践也不得不将它们视为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由此点出发便有理由认为,由这些大陆法系信托制度所列举的能够导致信托终止的事由在种类上与美国信托制度实际上完全相同。
  英美信托制度已有了长达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存在于其中且系构成该制度之核心部分的各项基本规定早在十九世纪末期以前便已处于定型状态;大陆法系信托制度被建立的时间相对而言则要晚得多:《日本信托法》于1922年出台,《列支敦士登民法典》中的信托制度于1926年随该法典的出台而出台,《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的信托制度于1960年随该法典的出台而出台,《中国信托法》则于2001年才出台;而任何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的信托立法均系在借鉴英美信托制度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此点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据此有理由认为,上述基本规定既存在于英美信托制度中又存在于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这恰恰意味着大陆法系信托制度将为英美信托制度所原创的这些基本规定移植入其中,正是这一移植体现着大陆法系信托制度对英美信托制度的继受。当然,为大陆法系信托制度所移植的仅仅是英美信托制度中的基本规定的一部分,且被移植入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的一些基本规定在经过了有关国家立法机关的重新设计后相对于作为移植对象的英美信托制度中的相应规定而言在内容上还略有非本质性差异;但这只能意味着:大陆法系信托制度对英美信托制度的继受并非机械进行,而是在灵活的、从实际情况与实际需要出发的前提下进行。
  三、大陆法系信托制度的制度创新:对存在于其中且为其独有的带有创新性质的规定列举及其评析
  尽管各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的信托制度均系继受英美信托制度的产物;然前者相对于后者而言又的确存在着若干制度创新。存在于各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的信托制度中的带有创新性质的规定包括两类:一类是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立法机关所独创的规定,这类规定的特点在于与其相应的规定即在适用对象上相同的规定在英美信托制度中并不存在,故它们实为大陆法系信托制度所独有;另一类是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立法机关在对存在于英美信托制度中的相应规定的基本内容进行改造的基础上所设计出的规定,这类规定的特点在于其在基本内容上与存在于英美信托制度中的相应规定有着本质性差异。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仅对前面一类带有创新性质的规定中的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规定加以列举并作适当评析:
  (一)关于委托人在对信托运作进行监督方面的基本权利的规定
  这一规定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各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的信托制度中,且它还是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的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创造性规定;正是由于对存在这一规定的大陆法系信托制度的适用致使委托人在信托存续期间作为其一方当事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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