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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海事案件域外送达问题研究
【作者】 李章军*【分类】 国际私法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21(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21卷【页码】 157
【摘要】 本文归纳了我国海事案件域外送达的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指出送达难的现状,并分析送达法律规定笼统可操作性不强、部分送达程序繁琐周期漫长、当事人自身原因等因素是造成目前海事案件域外送达难的主要原因。本文结合海事审判实践,提出了提高我国海事案件域外送达效率、解决送达难的若干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60    
  海事案件中的域外送达,是指我国海事法院根据国际条约或本国法律或按照互惠原则将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送交给居住在领域外{1}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审理涉外海事案件与国内案件的一个主要差别是涉外案件的送达程序复杂、送达难。如何提高涉外海事案件的审判效率,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因为送达问题不解决,诉讼程序则无法启动,何奢谈对当事人实体权益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规定的七种送达方法已不能适应提高送达效率的时代要求。若要从客观方面提高审判效率,必须提高送达效率,寻求新的送达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诉法)在民诉法关于送达制度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但海事审判实践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探讨我国海事案件域外送达程序的合理性,分析域外送达难的原因,借鉴外国立法及国内实践经验,提出解决域外送达难的建议。
  一、关于海事案件域外送达程序
  (一)关于我国涉外送达的一般规定
  我国《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第一种送达方式是: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关于涉外送达的国际立法最主要的有1965年在海牙订立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我国于1991年3月2日参加,以下简称《海牙送达公约》)以及各国间缔结的大量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和领事条约。目前,我国与28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司法协助条约。{2}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该条还规定其它六种送达方法:1.通过外交途径送达;2.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3.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4.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5.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6.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不少司法解释来规范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送达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于1986年8月14日颁布的《关于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若干问题的通知》、1992年3月4日颁布的《关于执行(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的有关程序的通知》、1992年9月19日颁布的《关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这些规定仅对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七种送达方式提出了具体操作要求,但并未提供新的送达方法。
  (二)关于我国海事案件域外送达的特别规定
  我国海诉法第八十条规定,海事诉讼法律文书的送达,适用我国民诉法的有关规定,还可以采用下列方式:(一)向受送达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送达;(二)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三)通过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送达。有关扣押船舶的法律文书也可以向当事船舶的船长送达。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海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进一步规定:应当向被告送达的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可以向被扣押的被告船舶的船长送达。海诉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其他适当方式包括传真、电子邮件(包括受送达人的专门网址)等送达方式。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上也曾强调,要切实解决送达难问题。各级法院要从有利于维护受送达人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有利于诉讼的角度,积极拓宽送达途径,提高送达效率。要积极尝试其他的送达途径和方式,如传真送达、电子邮件送达、通过专业网站发布公告送达等等。{3}这虽不是以司法解释形式发布,但也是对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所提出的指导性意见,对解决海事案件域外送达难的问题具有指导作用。二、关于海事案件域外送达难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送达难的现状
  尽管有如上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但海事法院仍存在全国法院所面临的送达难的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涉外送达程序过长且送达成功率低,法律规定的通过外交途径送达,有时要一两年才有回应,而且送达成功的很少。由海事法院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并通过外交部转交外国当事人,有的外国当事人拒绝出庭应诉,有的因外国外交部认为不符合规定而被退回。尤其涉台案件因两岸之间不存在通畅的区际司法协作渠道,当被告是不在大陆的台湾当事人,且在大陆无代表机构或代理人时,往往难以向台湾的当事人送达,而不得不采取公告送达,既花费时间、金钱,也不能起到实际送达的效果。{4}据统计,我国涉外案件送达成功率不到30%。{5}送达成功率太低已成为制约涉外海事审判工作的“瓶颈”。
  (二)送达难的主要原因
  1.送达法律规定笼统、可操作性不强。
  第一,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四)项虽规定可向诉讼代理人送达法律文书,但海事审判实践中正因为没有授权委托代理人,才导致法院无法送达。所以说,此条规定只有在被告已授权中国律师或代理人参加诉讼的前提下才有实际意义。对于“诉讼代理人”的授权范围,是否需明确有接受送达的义务?笔者曾接触过这样的案例:被告外方船东特别授权中国律师代理参加诉讼后,法院向其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时,该律师提出其授权委托书中无接受送达的授权,拒绝接受法院送达。当时有人认为,民诉法规定不甚明确,应接受该律师的意见。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探讨。因为根据我国民诉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特别授权代理权限包括: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既然特别授权代理人连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也可以代为处分,代为接受法院送达等程序性事宜理应包括在授权范围之内。即使是一般授权,接受法院法律文书的送达也应作为其诉讼代理活动之一。
  第二,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可向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涉外法律文书,对于向前面两类人送达,应无法律上的障碍,因为代表机构和分支机构的行为代表受送达人的行为。但对于向业务代办人送达,则存在分歧。如何界定“有权接受送达”?在航运实践中,不少境外船公司为开拓中国海运市场,依照我国交通部等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在国内有业务代理人,代理其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联合检验等业务。对此,法院可将其认定为业务代办人,但对于涉讼文书的送达,该业务代办人是否有权代船东接受?也就是说,该业务代办人能否以无船东授权,拒绝接受法院送达?由于法律规定不甚明确,在审判实务中易引起争议。笔者认为,若无船东授权,法院即使向业务代办人送达涉讼法律文书,亦为无效。
  第三,邮寄送达方式与我国在《海牙送达公约》的保留相矛盾。由于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因此从表面上看邮寄送达有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法院无从考证允许邮寄送达和不允许邮寄送达的国家,目前亦缺乏该方面的资料。另一方面,这种送达方法似乎没有法律依据。我国是《海牙送达公约》缔约国,在参加该公约时,我国对邮寄送达提出了保留。{6}
  既然我国不允许别国对我国当事人邮寄送达,根据国际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等原则,别国也可以禁止我国法院以邮寄方式向其国内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即使该国允许邮寄送达。我国关于涉外邮寄送达的规定,对在我国无住所的外国当事人的邮寄送达,应理解为无法律依据。
  2.外交途径或司法协助途径送达程序繁琐、周期漫长。
  通过外交、司法协助途径,或通过两地司法安排均须通过省高院一级一级转送,环节多,周期长,且存在协调不够的问题。首先必须准备司法文书、案情简介、委托书、请求函。由于这些文书必须翻译成外文,对许多法院来说翻译英文还能应付,但翻译成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字则很困难。各地法院自己翻译或者委托翻译机构翻译司法文书,版本很多,比较混乱。然后,将这些准备好的文书逐级报送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再将文书转给司法部或外交部,由后者将司法文书递交给受送达国中央机关或者我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方中央机关接受文书后,在按照其内国法律规定将文书转递给执行送达的法院。文书送达后,送达证明按原来的途径递交受案法院。如此送达,难免程序复杂,导致送达周期漫长。
  199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十条规定:“司法部将国内文书转往公约成员国中央机关两个半月后,如果未收到证明书,将发函催办”,但对送达期限未作具体规定。而《海牙送达公约》对送达期限也未作明确规定,仅规定“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认为自递送文书之日起不少于6个月的适当期间”。上述规定并未充分考虑域外送达的难度及合理性。为此,为保证域外送达的顺利完成,同时又不违背国际公约的精神,不少高级法院均作出了相应的变通规定,如北京高级法院、{7}浙江省高级法院{8}即采此种做法。这种变通规定虽然实用,但毕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且有违司法公开和透明原则。{9}
  3.涉台案件送达规定欠缺。由于两岸关系等政治原因,如何解决涉台案件的送达问题,已成为目前较为紧迫的立法(此处指广义的立法)任务。1984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关于如何给在台湾的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问题的批复》([84]民他字第10号),虽间接认可通过原告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的做法及公告送达方式,但该批复一是作出的时间较早,二是内容较为简单,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涉台案件审理的需要。1993年4月,海峡两岸签署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但仅规定公告送达及有关文件、证据的公证与认证内容,对于其他送达方式及操作程序等均未涉及。本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曾就区际送达达成共识:内地法院,包括海事法院,可通过两会向台湾地区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渠道已基本中断。随着两岸先后入世,两岸间经贸往来必定会更加密切,由此产生的航运纠纷势必增加,因此,如何解决涉台案件送达难的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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