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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环境权主体之探析
【副标题】 国内法层面的考察【作者】 吴卫星*
【分类】 其他【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22(秋季卷)【总期号】 总第22卷
【页码】 130
【摘要】 关于环境权主体的范围,我国环境法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本文对此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和检讨。文章认为,就国内法而言,环境权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国家乃是环境权所指向的义务主体。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所谓“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和“排污权”不是环境权,而是传统的财产权。后代人以及自然体至多可视作伦理上的主体,而不是法律上的环境权主体。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84    
  
  环境权是近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就环境权的涵义及法律性质等问题学界尚有许多分歧。本文从国内法的层面,就环境权的主体范围作一专门分析和探讨。关于环境权的主体,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蔡守秋教授在1982年发表的《环境权初探》一文中认为,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国家、法人和公民;在以后的研究中,他又对环境权的主体范围进行了扩充,认为人类、自然体也是环境权的主体。{1}这种观点在环境法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例如,罗典荣与陈茂云先生认为,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国家、法人和公民。{2}陈泉生女士认为,环境权的主体为全体人民,它不仅包括公民、法人及其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还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代人。{3}另有部分学者回避了有关环境权主体的争论,直接就公民环境权进行研究。{4}笔者以前认为,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5}不过,现在笔者认为,环境权的主体应仅限于自然人,国家、法人或其他组织、自然体、后代人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
  一、国家不是环境权的主体
  从国内法层面而言,国家不是环境权的主体,而是公民环境权所指向的义务人。
  第一,从环境权理论产生的背景来看,环境权是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在公民“为权利而斗争”(环境保护运动)的过程中所争取来的。环境权的主张正是因为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其目的之一就是以环境权来保障公民权、限制国家权力。从环境权理论的发源地来看,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正处于普遍的信任危机之中。例如,路易斯·哈瑞斯民意调查机构在对1966年到1975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这一时期对军队的信任从62%下降到29%,对公司的信任从55%下降到18%,对总统和国会的信任则从42%下降到13%。{6}叶俊荣先生对美国环境权理论的崛起背景也作过深入的分析:“六十年代底与七十年代初民权呼声震天,社会普遍怀有对政府与大企业不信任的态度。许多揭发性与警告性的论著不断出现,且受到大众的关切。彼时亦是科技悲观主义(technological pessimism)的高峰,民间普遍对周遭的一切怀有不安全感,对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与真诚,亦极度地不信任。在此种‘信心危机’高涨的情况下,乃自然地希望握有高层次且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藉以获得保障。在环境保护的领域便不难想像有心之士主张具有宪法位阶的环境权,以‘锁定’政府与企业联手的盲目开发活动了。”{7}
  第二,国家环境权论者认为,国家环境权是对“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原则”、“国家环境责任原则”等国际环境法原则的总称,其内容包括环境处理权、环境管理权、环境监督权、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职责、履行国际义务。{8}其依据之一是有关国际宣言、公约的规定。例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2规定:“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按照其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均宣称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国家环境权论者的依据之二是有关国家国内法的规定,例如巴拿马共和国1972年10月通过的宪法第110条规定:“根据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积极保护生态条件,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
  笔者认为,有关国际宣言、公约所确认的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和开发利用等权利,乃是所谓的“第三代人权”或“新一代人权”。{9}“第三代人权”是一种集体人权,包括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国际和平与安全权、环境权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提出的,是在国际人权法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其义务主体主要是发达国家。作为“第三代人权”之一的所谓“环境权”,其产生背景、适用范围及其功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内国法中的环境权完全不同,它们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不容混淆。{10}国家环境权论者在此偷换或切换了研究对象,只会造成理论研究和环境权理论体系的混乱。国家环境权论者所持的国内法的依据,实际上规定的是国家的职责或义务,而不是环境权。他们认为,环境权既包括公民环境权,又包括国家环境权,这实质上是混淆了权利与权力的区别。既然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则国家即是环境权的义务主体,怎么可能是环境权的权利主体?环境权既是公民权利,又是国家权力,不免自相矛盾。国家对环境资源的监督、管理等职权,来源于公民权或公民环境权,但是决不等同于环境权(利),它们也是两个层面的概念。
  第三,环境权的内容实质上是对于良好或健康环境的享受权,是一种文化的、审美.的精神意义上的权利,只能为具有自然生命的主体所享有。{11}国家作为没有自然生命的抽象的人格体是无法享受这项权利的。各国法律往往将环境权称为清洁环境权(Right to a Clean Environment)、健康环境权(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或良好环境权(Right to a Good Environment)。例如,1980年第8次修改的《韩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民有生活于清洁环境之权利,国家及国民,均负有环境保全之义务。”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2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良好环境及有关环境状况之可靠资讯,也有权要求因违反环保法律所造成对其健康或财产损害之赔偿。”1995年通过的芬兰宪法修正案第14a条规定每个人都对自然及其生态多样性、环境和文化遗产负有责任;政府部门应当确保公民享有健康环境权,并且有机会影响与其生活环境有关的决策。”
  二、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是环境权的主体
  蔡守秋教授和陈泉生教授认为,法人、其他组织或单位也是环境权的主体。其中,蔡守秋教授认为:单位环境权,是指单位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享用适宜环境”包括依法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依法享受适宜的环境条件,即开发利用权、排污权和劳动环境权。{12}陈泉生教授认为:法人及其他组织环境权,是指法人及其他组织拥有享受适宜环境和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它在内容上包括对良好环境进行无害使用权、依法排放其生产废物权、享受清洁适宜的生产劳动环境权。{13}
  笔者认为,所谓的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权、排污权乃是传统的财产权、经济自由权的内容,并不是在生态危机时代所确认的作为第二代人权的环境权。人类要生存,必然要对环境资源进行一定的开发或利用;只要有经济活动,只要在法律上确认了经济自由权,在过去的和现在的科技和经济条件之下,就必然有排污行为和排污权。按照“三代人权分类法”,经济自由权则是近代市民宪法所确认的“第一代人权”,具体包括财产权、劳动自由、契约自由、营业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等,它与精神自由权、人身自由权并称三大自由权。{14}排污权则是从经济自由权中所派生出来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排污权,则企业的产业活动无法开展,企业的财产权和营业自由往往也就无法行使。而所谓的劳动环境权,实则是指劳动者在健康、清洁的环境中工作的权利。因此,它是劳动者(自然人)的权利,而不是没有自然生命的法人、组织或单位所享有的权利。
  三、关于人类环境权
  陈泉生教授认为,“人类环境权,是指全人类共同拥有享受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人类环境权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还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代人。”{15}蔡守秋教授认为,人类环境权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在国内法中,是指全社会、全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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