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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生态税的可税性
【英文标题】 On Taxability of Eco—tax【作者】 俞树毅 魏彦芳
【作者单位】 兰州大学 天水师范学院【分类】 税收法
【中文关键词】 生态税;可税性;合理性;合法性【文章编码】 1007—788X(2009)01—0065—06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1【页码】 65
【摘要】

生态税的可税性分析包括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和法学上的可税性。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分析为生态税解决合理性的问题,而法学上的可税性为生态税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因此,生态税的可税性分析其实质就是对生态税的经济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分析,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的分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8439    
  一、生态税的可税性理论
  (一)可税性理论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文界定“可税性”的含义。从语法学角度分析,“可税性”可以界定为某种对象具有的适合进行税收的性质。[1]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果某种对象能够成为税收客体,那么征税主体对其征税,纳税主体对其纳税,都应具备经济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这可称之为“经济上的可税性”。[2]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多通过对财政收入的变化、纳税主体的经营成本、税率的变化、宏观调控的能力和税收成本等经济因素来分析某种对象是否具备经济上的可税性。[3]因此,经济学上的可税性为某种税之所以成为税法上的税种之一提供合理性的依据。而法学上的可税性是指征税所具有的“法律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即“征税是否合理,不应仅看经济上的承受力,还应看征税是否平等,是否普遍等方面;征税是否合法,不应仅看是否符合狭义上的制定法,而且更应看是否合宪,是否符合民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4]法学上可税性理论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在立法上有效界定征税范围”。[5]因此,法律上的可税性指其在法律上的合理性、合法性。法律上对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界定则主要为某种税之所以成为税解决了合法性依据的问题。
  可税性理论是指导税收立法和税法解释的理论,其核心是对某种对象可否征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经济学和法学两个方面作出说明,即经济上的可税性和法学中的可税性,从学理角度为某税种的开征提供理论依据。该依据是决定纳税义务能否成立以及具体的税收征纳活动能否展开的前提。因此,可税性是税法理论当中十分重要的范畴之一,它的提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生态税的可税性
  1.生态税的界定。生态税至今仍没有统一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欧盟一报告认为:“如果某物质的使用和释放被证明对环境有不利影响,以该物质(或其代表物)的物理单位为税基而征收的税为环境税。”[6]厉以宁教授认为,狭义的生态税指与污染控制有关的各种税收手段,广义的生态税则包括资源税以及一切与环境资源利用有关的税收。[7]李挚萍教授认为,生态税简单来说是基于环保目的而征收的税。[8]李慧玲教授认为,生态税是向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仅指非再生资源)或向环境排污的单位和个人,对其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量)或其污染行为征收的各种税的总称。[9]吕忠梅教授认为,生态税应该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既能增加收入,为环保提供资金,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又能将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还可以均等社会收入的与环境相关的税收制度的总和。[10]
  可见,国内学者对生态税的界定大同小异,其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一致的,即生态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税收手段来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所以生态税应当是政府通过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生产和消费)征收相应数量的税收,用于生态保护的投资或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的税收支出(税收优惠),以可持续发展、生态平衡为目的,以全面公平为价值取向的一种税收体系。它有以下特征:一是征税主体是政府或国家;二是纳税对象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人;三是目的为保持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四是生态税属于税收体系;五是以公平(代内和代际公平)为主,以效率为辅是其主要价值取向。
  2.生态税的可税性。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生态税实质上是建立一种经济利益刺激机制,通过发挥税收的行为激励和资金筹集双重职能,使生态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宇宙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间矛盾的缓解,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取决于生态税在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即生态税的开征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和公共物品的特征,加之经济“理性人”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机理作用下,“搭便车”现象无从避免,因此,生态税在我国担当了获取“倍加红利”(生态环境治理与税收收入双赢)的角色。因此,经济学的可税性分析强调了生态税在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效果,为生态税的开征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生态税在法学上的可税性,是指生态税符合生态法与税法的要求,具有适合进行税收的性质。当某种对象符合税法的要求时,该种对象就具有税法上的可税性;反之,当某种对象不符合税法的要求时,该种对象就不具有税法上的可税性。是否符合税法的要求,是从税法角度衡量某种对象是否具有“可税性”的唯一标准。[11]由于生态税在法律属性方面兼跨生态法与税法,因此生态税开征的合法性问题必须由生态法与税法来提供,而不仅仅符合税法的要求就具有可税性。
  从法学理论角度的分析旨在阐明,生态税是否可以以及如何纳入现行法律的运作框架,作为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价值的实现。法学的可税性分析则强调了生态税在形式意义和程序意义上的法律效果。法律上对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界定是税收征纳的前提,同时法学强调形式和程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利益,使其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因而具有更大的实质意义。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二、生态税在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分析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也是开征生态税最直接的理论来源。该理论于1910年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提出,后来由庇古(Pigou)在20世纪20年代加以丰富和发展。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主体即居民或厂商的经济活动对其他微观经济主体所产生的利益或成本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12]在外部性理论存在的条件下,就出现了如何使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配置最优的问题。如果将人的行为置于经济——生态环境的复合系统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该行为都会对他人或生态环境有影响。该影响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前者称为正外部性,也称外部经济性或外部正效应;后者称为负外部性,也称外部不经济或外部负效应。环境问题中最常见的是外部不经济,因此人们常常将外部性与外部不经济等同起来。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就是那些有损生态环境或污染环境的经济人让公众或生态系统去分担或全部负担本应计入他们私人成本但最后却成为社会成本的成本,而该成本就是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由于这一差异未反映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就形成了边际净社会产品与边际净私人产品的差额。由于人们有追求较小私人成本的愿望和机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力图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基础上,尽可能将私人成本转到社会成本中去,因此人们必然会按照边际收益和不包含社会成本的边际生产成本的交点来决定产量,这一产量必然大于考虑社会成本时追求利润最大化时的产量,从而导致过度的污染物排放,环境污染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消费领域也会产生外部性。一种消费品如果在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消极作用,而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从而形成了消费中的外部不经济。如一次性碗筷与私人汽车排放的尾气等等。与生产领域的外部性相比,消费领域的外部性具有分散的特点。外部性的讨论还可以延伸到代际和国别。当代人的某些看似能够避免当代环境污染或促进目前经济发展的行为有可能在后代造成严重的环境危害从而对后代造成了外部成本。如在荒凉地带埋核废料等。同理,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背景下,一国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会自然地以各种形式向别国扩散。
  (二)公共产品理论
  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需要,各种需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排他性的,可以在市场上通过支付价格来得到满足的需要,一类是非排他的,可以通过政府预算免费得到满足的需要,前者被称为私人需要,后者被称为公共需要。[13]满足私人需要的产品是私人产品,满足公共需要的产品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一类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如国防、社会治安、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产品或者服务。[14]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是公共产品的两大特点。受益的非排他性是由公共产品在技术上、经济利益上和所有权上的不可分性所决定的,在某人使用公共产品时,并不排斥其他受益者。非排他性的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公共产品虽然在技术上(如付费)可以实现排他性原则,但落实排他性的代价十分昂贵,即排他的成本远远高于排他的收益,因而在经济上不可行。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具有“共享”性,当某种产品的消费者增加时,其供给成本并不因此而增加(边际成本为零)。比如一条并不拥挤的公路,不会因为增加一辆汽车行驶而相应增加筑路成本。正是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两大特点,问题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
  1968年,美国学者盖洛特.哈丁发表了《公地的悲剧》一文,他指出,人类过度使用空气、水、海洋水产等看似是免费的公共产品,必将付出无形而巨大的代价。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无偿提供给当地的牧民。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牧场最终因过度放牧而成了不毛之地。每个人无视生态环境的极限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局是导致环境承载量的崩溃,进而导致所有人的毁灭。这个合成性谬误就是哈丁著名的“公地悲剧”。[15]它是描述环境问题的经典案例。公地即公共产品,作为一项财产,所有人享有公共所有权,而如果对这种公共所有权详细划分的话,就是根本不存在任何所有权。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共有的财富,从性质上讲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一个人观赏优美的风景时不影响另外一个人同时观赏;当一个人消费新鲜的空气时没有任何理由排斥他人的消费。而恰恰正是由于这种性质导致了全球性的现代性问题之一——环境问题。人们往往从自己的私人利益最大化出发,尽自己最大可能从生态系统内汲取自己需要的生命支持系统,同时任何人不愿为自己的行为(针对生态系统的不良作为和不作为)付费。如我国的草场退化问题,就是哈丁“公地悲剧”的一个再现。再如,我国的河流污染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原因在于河流是公共物品,对其进行污染和破坏同样不需负任何法律责任,而当污物总量超过河流自净能力时,该河流的生态系统就彻底被破坏了。
  市场机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表现为“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干预的两种解决方式:一是运用庇古税思想征收生态税将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二是依据柯斯定理,由政府部门界定并保护生态环境的产权,随后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进行产权交易以此消除生态环境的外部性,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柯斯定理可以简单描述为: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产权界定清楚,通过协商交易,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而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16]柯斯定理的核心在于运用市场交易将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但是,柯斯定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运行中,柯斯定理无用武之地;其次,自愿协商的适用是以交易费用为前提的,如果交易费用大于社会净收益,自愿协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还有,自愿协商付诸实现的先决条件是产权应该明确界定,而生态环境的产权确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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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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