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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反贪技术侦查的路径选择
【作者】 缪晓深【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技术侦查;贪污贿赂案件;反贪侦查;运用模式;合理规制
【英文关键词】 technical measures; crimes of defalcation and bribe; investigation against defalcation and bribe;modes of applying; restrict reasonably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2
【页码】 47
【摘要】

将技术侦查手段运用到反贪查案中的必要性已经在学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而且在当今国情下也具备相当的可行性。在现阶段反贪使用技侦手段仍然要依靠公安机关,在此基础上应增强可控性,同时针对各种具体情形应灵活运用技侦手段,并注重与一般公开手段的配合。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对于反贪技侦手段的使用应进行合理的规制,理性地看待“适用原则”和有关“证据转换”的问题。

【英文摘要】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necessity of technical measures appli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gainstdefalcation and bribe. What is more, it is feasible to use technical measure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At the present time, we must rely on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when we use the measures. It is necessaryto attain domination and the functional agility, integrate secret measures with open measures.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principle of applying and the conversion of proof intelligent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8375    
  
  

一、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是反贪查案的客观需要

(一)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1]

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是各国侦查机关在侦查实践中经常采取的侦查措施,在我国,这两种侦查措施为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对于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区别和联系,学者们却并没有达成统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的严肃性和执法的统一性。例如,有学者将技术性侦查措施的种类和秘密性侦查措施的种类分别予以列举,[2]看似泾渭分明。也有学者结合中国的侦查实践语境认为,秘密侦查并不必然等同于技术侦查,两者是有交叉的一对概念。[3]还有学者认为技术侦查是秘密侦查的常见形态,进而得出秘密侦查包括技术侦查,技术侦查从属于秘密侦查的结论。[4]

学者们认识上的不统一,概念界定上的不清晰,究其原因则在于立法上的不完善。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两部法律颁布当时并没有就法条中提到的“技术侦查措施”给出一个明晰的概念。如今已有十多年过去了,有关立法机关仍然没有就“技术侦查”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这与我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司法指导准则是相悖的。

尽管学者们在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关系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是对于技术侦查的概念大多数学者都引用了宋英辉教授的观点,即认为技术侦查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5]一般认为,技术侦查的种类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音录像、邮件检查等。在现代汉语中,秘密是与公开相对的。但是在侦查领域,却不能做简单的划分。侦查主体所为的程序事项应是公开进行的,但具体的侦查计划、侦查措施、侦查人员的配置以及侦查所得线索等必须严格保密。[6]可见从侦查措施、手段的角度来讲,侦查应当是秘密进行的,所谓的公开只能说是相对公开而已。因此,笔者以为秘密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而技术侦查顾名思义则是在秘密侦查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所进行的侦查行为,主要包括监听、监视技术、通讯工具同步定位技术等。本文所探讨的反贪技术侦查则是指将上述技术侦查手段运用到反贪侦查工作中去的问题。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难度在不断增大。一方面,法律对侦查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刑事诉讼法将拘传犯罪嫌疑人的时间长度限定在12小时,同时明确规定不得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该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采取拘留措施的七种情形,其中只有两项适用于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即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和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这两种情形)。2003年颁布实施的《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工作中加强安全防范的规定》中指出,“不得借用其他机关的行政、纪律措施控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参与其他机关对违法违纪人员的看管。”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律师法》在会见、调查取证等方面赋予了律师更多的权利,增强了刑事诉讼的对抗性,在反贪侦查方面的集中表现则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证人的证言更易出现反复。另一方面,贪污贿赂犯罪的智能化、科技化、隐蔽化、网络化的程度不断升级,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隐匿销毁帐目、转移赃款赃物、阻止证人作证等反侦查活动猖獗、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使反贪侦查人员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据此,虽然反贪技术侦查手段尚未被合法化,却引发了众多学者和实务界人士的关注,并纷纷撰文从必要性的角度呼吁在反贪侦查中需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二)反贪技术侦查的可行性分析

将技侦手段运用到反贪侦查中已是大势所趋,且具有五个方面的可行性。

第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反贪技术侦查手段的国际法依据。该公约第五十条(特殊侦查手段)第一款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7]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我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8],理应遵循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法理原则,尽快完成反贪技术侦查的相关国内立法工作。

第二,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使用技侦的历史是反贪技术侦查的宝贵经验。出于侦查严重刑事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较早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技术侦查队伍。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配备了良好的技术装备,培养了专门的技术侦查人员,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及一整套相对合理的行为模式,这些都可以为反贪技术侦查所借鉴。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第三,境外反贪侦查机构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为我们提供了成功范例。韩国检察机关中专门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机构为不正事犯特别搜查本部,该机构内设六个部门,其中科学搜查指导科负责技术侦查的运作、侦查装备、经费的保证和侦查技术的研究。美国调查贪污受贿案件也广泛地使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如电子监听技术、秘密录音录像技术、窃听技术等。[9]闻名遐迩的香港廉政公署(ICAC)在侦办贿赂案件时也使用侦听、秘密录像等技侦手段。

第四,“科技强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反贪技术侦查提供了思想基础。继公安部提出“科技强警”战略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提出了“科技强检”的发展战略,强调积极运用科学技术为反贪查案服务。一线反贪侦查人员也慨叹传统的侦查方式在应对当前高智能贪污贿赂犯罪时显得捉襟见肘,感到为提高侦查效率,迫切需要技术侦查手段的支持。

第五,检察机关相关器材设备的引进和更新为反贪技术侦查提供了物质基础。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器材设备配备纲要》中提出,检察机关需要配备移动定位设备、特种照相设备、数字微型录音机、无线录音设备、低照度微型摄像机、监视器、监控摄像机等器材设备。另据2008年1月16日《检察日报》报道,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斥资1257万为基层院发放刑事勘查车和同步录音录像等设备。这些都表明检察机关的技术装备在不断地向现代化迈进。

二、反贪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模式

(一)执行主体

关于在反贪侦查中由谁来执行或者说由谁来实际操作技术侦查手段,摆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有以下两种选择:第一条途径是当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在侦查过程中认为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手段时,经过层层审批环节,交由公安机关的行动技术部门来执行。这是当前反贪侦查动用技术侦查手段的主要途径或者说是唯一途径。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实施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即是其重要的法律依据。交付公安方面来操作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公安部门在侦查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隐蔽性强、难于取证的犯罪活动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侦查的经验,而且其采取技侦手段所需使用的设备、人员、经费也远较检察机关充足。但是这样做的缺点却不容忽视:首先,既然是协助,在公安机关本身面临繁重的侦破任务的情况下,其是否愿意将技术侦查手段这一“看家法宝”与检察机关“分一杯羹”,笔者对此持有疑虑。即使愿意,会不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呢?其次,动用技术侦查手段所获取的线索、证据存在一个由公安技术部门反馈给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过程,公安方面能否完整并且及时地予以反馈,这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再次,公安对于自己按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所管辖的刑事案件的犯罪规律有较深掌握,但对于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所管辖的案件从宏观上来讲比较陌生,从微观上来讲即个案上来讲也不如反贪侦查人员熟悉案情,这就制约了技侦手段的灵敏度。第二条途径,也就是当前呼声比较高的做法是由检察机关自行成立技术侦查部门,或挂靠在自侦部门之下或独立编制,直接为职务犯罪侦查服务。这样做的优点在于:反贪侦查人员在熟悉案情的基础上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由此对被调查对象及无辜的人所造成的侵害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减轻。同样由于反贪侦查人员对案情的熟悉及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律的较深把握,对于何种信息有助于分析提炼出线索,何种资料可以成为定罪证据比较敏感,对于技术侦查手段所获取的信息资料取舍有度,有利于增强可控性从而提高办案效率。而且当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为公安人员时,借用公安的力量采取技侦措施多有不便之处,如果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拥有一套技侦设备和专门人员就可以不必有这样的顾虑了。但这样做同样存在缺点,即检察机关自行建立技侦部门,引进相关设备、培训技侦人员,其所需要的费用是相当巨大的,与当前我国的司法资源的稀缺紧张形成矛盾,而且难免显得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技侦部门有重复建设之嫌。

通过比较上述两条途径的利弊,笔者认为应当扭转公安技术侦查手段的神秘主义倾向。长期以来,对技侦手段的讳言达到了甚至对检察机关也保密的程度,但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不会因此停下反侦查的步伐。既然如此,就应该打破壁垒,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探索适合反贪侦查的技术侦查模式。具体到反贪技术侦查手段中来说,笔者建议在我国司法资源总体紧张的情况下,还是应当充分依靠公安部门的力量。在公安行动技术部门执行技侦手段时,反贪侦查部门应当派员参加。这样做有两个作用:一是有助于实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二是通过实践为自行建立技侦部门做好准备。当然,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通过自身力量采用技术侦查手段,为其他条件暂不允许的地区积累经验。同时,可以先从较为简单技术含量较低的跟踪监视做起,等到以后时机成熟逐步建立完整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体系。

(二)具体运用

贪污贿赂犯罪具有无现场、无直接被害人、极端隐蔽等特点,促使我们必须将技术侦查手段这一“神兵利器”运用到侦查破案工作中去。但是如何有效合理地运用这一手段来为查明案情、收集罪证、查获犯罪嫌疑人服务,这是反贪侦查实务部门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

1、在侦查工作的不同阶段灵活运用技侦手段

(1)初查阶段。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在初查阶段一般不能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以免打草惊蛇。但是如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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